北京清理中式英语 老外遗憾特色尽失

陈琳出身于干部家庭。高中时代，陈琳因为读了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写的简明读本而迷上了英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英文爱好让他成了被批斗对象，后来他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改造。

到了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陈琳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折。他担任了中国第一个电视英语教学节目的主讲人，并因此成了名人。他回忆说，当时不管去哪里他都得带着墨镜，即使是冬天也这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虽然中国人的英语水平未必有太大提高，但使用英语的场合却大大增加了。各种标识牌上和服装标牌上都喜欢用英文，以显示国际水准、增加异国情调，但很多都存在用词不当问题。

陈琳说，政府部门有时会把翻译公共场所标志牌的工作交给只有基础英文水平的人去完成，他们的参考对象只有一本字典。在北京某些著名历史景点，外国游客经常对着难以理解的标志牌云里雾里、不知所措。

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开通了一个网站，招募志愿者翻译标志牌。同时进行的另一项活动是为餐饮行业翻译中文菜名。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网站就吸引了7,000多人报名。陈琳说，市民们参与的热情很高。

陈琳最近这段时间经常在北京各处查找翻译不正确的英文标志牌，陪同他一起巡查的有美国人杜大卫(David Tool)。杜大卫曾在美国军队服役，现长住北京。北京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有时会跟踪拍摄巡查过程，记录下他们的发现。摄制组据此制作的专题节目已在电视台播出了两期。

许多住在北京的西方人认为，消灭不规范英文翻译的活动是推进北京现代化进程的措施之一，不过，在这同时，北京也丢失了它的某些特色。还有外国人则对失去一类让他们很逗乐的东西感到非常遗憾。

在北京旅游或居住的外国人会在某些网站上（比如chinglish.de）张贴被他们认为非常“Chinglish”（中式英语）的标牌的照片。随着这波消灭不规范用语活动的进行，这些网站的发贴量和访问量似乎都在上升。

比如，软件工程师埃弗里特•格里菲斯(Everett Griffith)说，他开办的网站pocopico.com最近几个月的日均访问量上升了25%，达到500人次。这个网站上有张洗手间标识的照片，上面写着“Genitl Emen”。

有些外国人对北京市政府是否有必要花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修改标志牌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相比之下，交通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似乎更值得关注。

在北京生活多年、给自己起名“金玉米”的南非人Jeremy Goldkorn说：坦率地讲，我更在乎厕所的卫生状况，而不是其英文标识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