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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第60期-2009年12月

周有光先生与《新京报》记者的对话

[日期:2011-03-30] 来源:彭泽润  作者: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秘书处编 [字体: ]

 

周有光先生与《新京报》记者的对话

(选摘自09-12-12《新京报》)

 

记者:您的新书为什么取名《朝闻道集》?

周老: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一个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到死之前,能够追求到,他就满意了。这句话,老年人都会喜欢,人老了,还是要继续追求真理。我想我的最后一本书,就应该叫《朝闻道集》。

记者:您是百岁人瑞,您如何看待生死问题?

周老:我不考虑死的问题,只考虑生的问题。我结婚的时候,算命的说这对新人只能活到35岁。我是乐观主义者,35岁也好,45岁也好,我不考虑。结果我现在已经活到104岁了。(按:周老夫人张允和先生于2003年仙逝,享年94岁。)

记者:您的新书里谈到“四种传统文化”,您怎么看季羡林先生讲的“河东河西论”?

周老:季羡林先生提出世界文化的中心,要从西方转到东方来了,中国要代表世界的文化了。我不考虑这种流行的讲话,我是根据历史的具体事实。从世界历史来看,这个“河东河西论”不对。古代世界有好多个文化摇篮,文化摇篮逐步合并,是从松散到聚合的运动。一直到了最近几年,慢慢变成四个传统文化的中心: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还有就是西方文化。季羡林是很有学问的,他的学问主要是梵文,不是文化,他的“河东河西”讲错了,这也不能怪他。

记者:求同存异?

周老:不是,不能求同存异。真理是不能存异的,只能求同。

记者:您书中重点讲了对美国和前苏联发展轨迹的思考,为什么对这两个超级大国感兴趣?

周老:我们骂美国骂了好多年,对于美国一点不了解。有朋友希望我写一篇短文,不要超过一万字,把美国的特点写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把美国许多重要的特点写进去了。这篇文章要高中生都能看懂,我写完了就改,不容易懂的东西我要改掉。

苏联瓦解,好多人不懂,苏联老大哥怎么一下子垮台了呢?朋友就要我再写一篇谈苏联的文章,跟讲美国一样易懂。我尽量客观,又讲苏联的优点,又讲苏联的缺点。苏联为什么瓦解呢?它违反了历史规律。自然现象有规律,社会发展也有规律。你可以短时间违反规律,不能长时间违反规律,否则你就要垮台。美国有个商务部长说苏联的经济叫做“暖房经济”,这就是说,苏联的经济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有趣味的是,我叫我的小辈出门,我说你到外面去看看,有没有俄罗斯的东西。他们转来转去,只买到一个镜子,是俄罗斯产的,别的东西都买不到。

记者:您原本是研究经济的,所以书中谈到全球化问题。请问您怎么看当下的金融危机?

周老:这一次金融危机,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里边的一次波动。1929年的大萧条,经过罗斯福新政,纠正过来了。这一次又碰到一个大波浪。按照原来的规律来讲,这次应该发生更大的困难,可是困难比预料的要小。为什么呢?今天资本主义的经济很发达,已经有办法减少冲击。可是冲击波毕竟很大,你看最近迪拜又不行了。

记者:您当初为何回国?

周老:哈哈,许多人问我,你干吗要回来?因为我在国外的地位还不低,在银行界,算是中上水平了。许多人不了解,我们这种青年,经过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使中国青年爱国。新中国成立了,有希望了,那么我们要建设新中国,很多人就回来了。要说生活条件,那一定是外国的好。

记者:就是做学问,当时也是外国条件好啊。

周老:不一样。我认为做学问呢,中国的条件比美国好。为什么呢?美国人才济济,你在美国要研究一个问题,超过人家很不容易,竞争太厉害。比如我到文字改革委员会,搞出很多东西来,假如在美国不可能搞出来。文字改革在美国是一门学问,在中国就是群众运动,搞得很热闹,可是文化水平不高。后来北京大学的王力教授请我到北大上课,就是讲文字改革,那么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门学问的地位,在中国提高。这个事情成功了,当时很轰动。

第二件事,我研究了个题目,是关于汉字在人类文字中地位。许多人觉得中国的学问就是研究中国,不看世界。我是从外国回来的,我的优点是可以从世界来看中国,因此我研究文字学,就写出了《世界文字发展史》。我还编了部《比较文字学》,这个可以说是超过了英国人、法国人的,这种工作在外国不容易做。中国一方面有需要,一方面有文化背景。中国有许多东西值得研究,所以应当说我的改行,没有改错。

记者:您也下放劳动过。您在苦难中,如何让内心宁静?

周老:我下放是到宁夏。许多人去了很不高兴,我是既来之则安之,住得很好。我本来容易失眠,到了宁夏,体力劳动多了,用脑少了,我就不失眠了,这不是很好吗?

还有,不许带书,但是可以带字典。毛主席语录有二十几种文字,我就带了一大包,这个谁敢不让带?我就看毛主席语录,利用这些不同的文字版本,研究比较文字学。

记者:请问先生几个关于读书的问题。您是“周百科”,读百科全书的好处是什么?现在信息爆炸,这样的读书方法还适用吗?

周老:“周百科”是沈从文开玩笑讲的。百科全书这种东西,许多中国人不了解,但是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做《佩文韵府》,就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后来民国时代,国民党多少次想编百科全书,都没有编成功。我跟百科全书的关系,始自进了教会学校以后。我到了圣约翰大学以后,跟百科全书经常要发生关系。后来我从美国回来,带了一部百科全书。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一个月只有35块钱,没有钱了,就把这个百科全书卖掉了。

记者:卖了多少钱?

周老:五百块,卖给了旧书店。我那时候穷得不得了。我还有《二十四史》,很好的版本,卖不出去。结果后来造反派要来,这些书没有地方放,只卖了24块钱。大家都穷嘛,要吃饭。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读中国的书,要读最老的;读外国的书,要读最新的。”您以为如何?

周老:呵呵,这个话不对。讲这句话是因为中国文化的高峰在古代。我们今天讲华夏文化,还是要拿出四书五经,都是古代东西。可是,你单研究古代东西不行,还要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整个历史和文化。“读外国书要读最新的”,这个也不对。许多人以为美国人只讲现代不讲古代,其实美国人是重今而不薄古。古今不能分开来,像一个天平,要有合理的比例。

记者:您怎么看现在的“国学热”?比如于丹讲《论语》,很多人读,很多人批。

周老:我非常喜欢国学,可是我向来不用“国学”这两个字,我认为这两个字是不合理的。民国时代已经有很多人写文章,说“国学”这个名称不好。

记者:那应该叫什么呢?

周老:华夏文化。

记者:先生百岁之后,每天读什么书?

周老:我现在读书,不是自己来定的,我有什么看什么,乱七八糟,没有计划的。我是乱看书,乱写文章。每天都看,每天都写。我肯定还要出下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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