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明扬：语言 理论 研究 的 困惑
（已经发表 在 《通化 师范 学院 学报》 2010 年 第01 期）
语言 理论 研究 的 困惑
——对《通化师范学院学报》开辟“语言理论”专栏的祝贺和期盼
胡明扬
中国语言学界长期以来过分强调“述而不作”的朴学精神，的确不太重视语言理论研究，理论探讨的著作和文章很难发表，即使发表了也很难得到公正的重视和好评，并且在底下往往还有不少冷言冷语，不管发表的理论和观点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样就使一些主要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人感到一种压力，似乎旁人都认为他们从事语言理论研究是一种不正当的选择，是一个没有学术价值的误区。在这样的气氛中，出版社和学术刊物就不愿意轻易出版和发表理论探讨的论著。
在建国初期，尽管理论探讨的方式深受政治大批判的影响，不太正常，但是还是前后展开了关于词类问题、单复句问题、语言和言语问题、汉语规范化问题、语法分析方法问题等等一系列公开、热烈的探讨和争论，为中国语言学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人才。但是后来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臭老九们热衷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所谓理论研究的打击是干净、彻底的，而且那种一方面动不动就要打棍子、扣帽子，一方面又让人人自危，不得不沉默寡言的消极影响也是极其深刻和久远的，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清除，而且学者们都学会了乖巧，“今天天气……哈哈哈！”，只说废话，只说好话，不发表不同的意见，正当的学术论辩和批评也消声绝迹了。
不过我们也不要绝望，最近《语文研究》接连发表的姚振武和沈家煊两位先生关于认知语言学或认知语法理论的辩论让我们见到一线曙光，他们都只是正面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例证，没有漫骂和污蔑，没有打棍子、扣帽子，谁是谁非且由广大读者和语言学界同仁去思考，这样的学术论辩就比较正常，而如果了解到这两位学者的工作关系的话，就一定会觉得非常不容易，实在是更加难能可贵了。这样看来，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新时期，也许语言学界也会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
恰恰在这样的时候，《通化师范学院学报》毅然开辟一个语言理论研究园地，为语言理论研究提供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平台，当然就值得语言学界同仁热情祝贺。但是要管理好、办好这样一个栏目的确也有不少困难。
首先，中国人有一个走极端的毛病，所以孔夫子要一再教导我们“允执厥中”，并且叹息：“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我国语言学界也一样绝对化，不是绝对正确，就是绝对荒谬；对什么是语言理论研究也一样绝对，要么只有像索绪尔、布龙菲尔德那样有一整套成体系而且影响深远的理论的理论才算理论和理论研究，要么只要把天安门广场改称为东方红场就算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窃以为理论和理论研究都有层次之分，像索绪尔、布龙菲尔德那样的语言理论大师从事的研究当然是语言理论研究，他们的论著所阐述的当然是语言理论，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具体条件下，从事译介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工作也应该是语言理论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不具备较高的语言理论修养的人是难以胜任这样的工作的，因此不少人瞧不起像方光焘、高名凯、岑麒祥那样的大家，认为他们也就是介绍介绍西方语言学的理论而已，鄙人就一直心里为他们抱不平；还有赵世开、伍铁平等及时翻译、介绍了很多当代国外的语言学论著，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国内大多数不熟悉西方语言的语言学家从哪儿能获得这些知识？一定要把他们贬为语言情报工作者也太不公平了。特别是像伍铁平同志那样还运用自己掌握的语言理论公开驳正错误的语言理论观点，捍卫了语言学理论的纯洁性，可是得到的只是冷言冷语，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鼓励和尊重，这也太不正常了。
至于对某种哪怕是小范围的具体的汉语现象进行理论概括，或者引进西方语言理论进行汉语语法、词汇、语音研究并根据汉语语言实际有所修正、有所创新的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界一直评价较为正面，甚至评价非常高，有时候还由于多数人对国外语言学的进展不十分了解，甚至就误认为是创造性的成就，把外国人的成就算在中国人的名下。不过这样的学者并不需要别人认为他们是语言理论研究的名家，因为具体的汉语研究的成就一直会受到较高和极高的评价，他们还不愿意被认为是什么语言理论研究的语言学家呢。
和过高要求语言理论研究的观点相反的是把语言理论研究看得太容易了，把玩弄名词术语和抄袭西方语言学的个别论点都当作具有创新意义的语言理论研究，甚至把这种浮躁行为拔高到蔑视国内同行一切真正的语言理论研究的地步，不过这类现象容易识破，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太大的市场了。
作为一份语言理论杂志或一个语言理论栏目的编辑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首相要求编辑要有全面的语言理论修养和高超的组织能力。任何一个语言理论工作者都会有自己的理论倾向，但是作为一个编辑却要求没有偏见，对各种不同的理论，即使是自己不同意的理论流派应该一视同仁，特别是对年轻人的文章要特别宽容，只要有一得之见就应该尽可能加以支持、发表。编辑当然有权利对来稿作出评价和选择，但是一定要避免派性，避免只看作者的名字，不重内容。编辑也有权对发表的稿子进行适当的删改，因为编辑对核准发表的文章也不得不负一定的连带责任，但是一定要慎重。为了更好地开展学术讨论，删去不恰当的棍子、帽子和近乎漫骂、污蔑的句子和片段是正当的，必要的，但是删去编辑自己不同意的观点，改动原作者的主要论点则是不恰当和不应该的。“文责自负”似乎是众所周知的，所以编辑过多地删改和更动作者的论点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我个人就碰到过多次这样的遭遇。我在一家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充分肯定译介国外语言理论著作和运用语言学基本理论批判伪科学的语言学家的贡献，但是有关的一段文字在没有征求作者的前提下全部删除了。还有一次我为一位很有成就而在某一派眼里是不恪守家法的语言学家的一本著作写序，在出书前责任编辑突然找上门来，要求我改动对作者的评价，可是我坚持我的观点，声明“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能改动，我自己负责”，结果没有改动。另一次是我的观点跟现行的权威机构的观点不合，编辑怕承担责任，要求我考虑，我坚持“文责自负”，也就没有改动。这样比较好，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嘛。不过作为作者，我们也应该多理解和体谅编辑的苦衷，也要多宽容一点。
过去一些主流杂志的编辑善于选择热点问题组织作者引导开展学术讨论，对语言理论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还培养了一批语言理论研究的后继人才。这也许是更不容易做的事情，不过我希望并且相信《通化师范学院学报》和“语言理论专栏”的编辑同志有这样的胆识和能力，会把专栏办好，并且对推动我国语言理论研究和培养新一代语言理论工作者做出自己的贡献。
胡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