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者的争辩当然侧重于认为象声文字ONOMATOPOEIA是所有基本词汇的来源，而另外一些词汇来自象声文字发音之 间的个种组合。有人提出随着人们使用语言的技巧不断发展而产生了词语学ETYMOLOLGY。斯脱克斯学派希望以此将语言追溯到一个无需证明的“自然”之源，因为在自然主义的眼里，仅仅是时代改变了词汇的最初的形态。依从惯例主义者认为：既然词汇是约定、公认的，那么它们就可以进行人为的更改，一旦这种变更被人们接受，语言的效力依然没有改变。
就其本身来讲，自然--惯例之争并没有得到语言研究中富有成果的结论。语言是普遍存在的，所有正常人都有的能力，但它是 非常复杂、无秩序并与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的。目前还没有合理的方法将语言分成哪些是从最原始的因素中生存下来的，哪些不是。就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本身就是自然的。但是当古希腊人将眼界伸展到其他种语言的时候，他们发现，象声主义的声音符号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有限了。更多的词汇是任意或者人为地产生的。惯例主义的原则虽然并不清楚，但是却心照不宣，就像社会上的各种条约是有各种组织来制定一样。十九世纪的MAX MULLER经过反复研究发现，从像声文字演变的漫长，无法证明的历史，使得那时的象 声 主义者看上去有些贻笑大方。
就历史来讲，自然--惯例之争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它诱发了对古希腊语言的进一步研究。在继续相互争辩的同时，人们开始 更 加详尽地了解词汇与其所表达大意思之间的联系、类型及结构。从此语言学的研究开始了。 从这个辩论中也可看出，由于自然
界能够提供的可区别的声音很少，所以发展象声文字几乎不可能。反之，自然界能提供的图形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发展象形文字，实际上只是如何简化这些图形而已。因此以上的辩论绝对不会产生于中国。
后来的学者采取了比伯拉图更明确的惯例主义立场。亚里士多德坚定捍卫惯例主义的观点：“语言就是惯例，因为没有任何名字是 自然产生的。”象声主义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因为象声文字在每种语言中都不一样，而且每种语言中声音排列也不一样。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学观点在DE INTERPRETATIONE的开始部份总结成一句话：“说话是代表了思维过程，而书写则是代表了说话。”
EPICURUS(341-270)采取了中间立场。他认为词汇是从自然中产生的后来经过习惯的改造。在语言学的历史中，更重要的是斯脱 克 斯学派一直坚持自然主义立场，这个立场的理论基础当然还是象声文字以及声音符号主义；在斯脱克斯的理论中，词汇是自然形成 的，每个词汇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模仿它所命名的词汇。这种立场与他们侧重于自然是指导真正的人生的唯一依据的立场一致的。这个学派的词源学理论也注重研究词汇的原始形式，这种研究同样认为，象声文字是词汇的最初形式，但后来这些最初的词汇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异。
亚里士多德与斯脱克斯学派相互对立的观点在古代语言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掀起两次最大的辩论。第一次是上面说 的自然--惯例辩论，第二次是类推---异常ANALOGY--ANOMALY辩论。这次辩论没有像过去那样排开阵势互相攻击，人们 不应该把两者的分歧看作是为了维护单一信条而对立的两大阵营，而应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对待语言的姿态，双方各有各的证据和理由，但又各自倾向某一阵营。
很明显，由于双方过去的立场，亚里士多德倾向类推而斯脱克斯倾向异常。由于如何对文学进行的评价与选择正确的标准的原因， 后来类推派占了上风；但是斯脱克斯学派的涉猎范围更为广泛。在马其顿统治时代，两者的分歧开始明显ALEXANDRIA与PERGAMUM成为当时两个最主要的学术阵营，ALEXANDRIA受类推派的支配而PERGAMUM追随斯脱克斯学派。
这两个辩论可以说是人们最初对语言的考虑。它们引起了后来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使得语言学的理论化研究逐渐形成。
粗略地讲，在类推---异常辩论中，异常派提出，究竟在语言中有多大的成份是可以通过派生词的方法产生的词汇？有多大的成份则是 无规则的？而类推派则着眼于规范的词形的研究，也就是说，既然有许多在语法中起同样作用的词汇有着同样的词法性质及符号及意义，因此就有可能将所有的词汇都进行同样的改造，“类推”的意思就是推此及彼，反之亦然。这种观点就是后来词法MORPHOLOGY的核心。没有它们那些可以重复仿制的，不同的词汇类别就不会被发现。它们也是被称为语法系统的组义理论的基础，如：名词的单数与复数，名词的格等等。DIONYSIUS THRAX后来指出：语法中词法成份的发现，主要是类推派的功绩。
类推派经常认为某个词汇比另外一个词汇更正确来矫正荷马诗句，以此来建立标准的，正确的希腊语言。某些类推派学者更进一步 希望改革不规则的希腊语成为类推的规律的语言。他们希望把各种词汇都变成一样的形式。这种做法使得SEXTUS EMPIRICUS在公元二世纪时抨击那些从事“类推”的语法学家们编造了太多的“类推”形式。后来的学者则抗议说他们将把正常地使用语言与语法地使用语言变成了两回事。
当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地描述希腊词法是建立在有系统的类推法之上的时候，异常派并不缺乏反例来支持自己的理论。所有类推派 举出的名词及动词范例几乎都有例外及不规则成份，它们不能由于为了认同语法学家而排除在外。异常派学者反对类推派为某些根本不可能有被动语态出现的陈述设计出了被动式。他们指出为什么某些单独的城市设计成复数形式？如雅典为ATHENS，底比斯THEBES等。就性别来讲，男人女人可以有性别，动物也可以有性别，但是不是所有事物都有性别。像墨子所说的：“异，木与夜熟长？智与粟熟多？爵、亲、行、贾熟贵？”
亚里士多德曾经定义一个单词是：“一个语言学的单位：是句子的一个元件，有其自己一定的意思，但是不能分成更小的意思单 位。他定义名词是一串声音，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意思，这个意思不由临时的环境所改变。但是当斯脱克斯派对照其他语言进一步研究组义语言时，发现了这种严格地将希腊语言说成是一种符号形式仅对应一种意思的说法是荒谬的。它们与历史上某些词汇的符号形式是从许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中演变出来的事实不吻合。奥古斯都AUGUSTINE支持斯脱克斯派的这个立场，他指出，在拉丁文中许多词汇不像希腊文，比如‘战争的一排’相当于希腊的‘士兵’，‘锋利的刀片’相当于希腊的‘剑’，‘犀利的目光’相当于希腊的‘眼睛’(对照英语几乎所有的汉语词汇都是这样形成的)。也可以说，所有的希腊及拉丁语言，由于发展缓慢，消化得更透彻，所以其组义成分比英国这种囫囵吞枣地短期之内以译音的方式收罗大量外来词汇的语言多些。
比例及类推法作为最高原则及理由经常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作品中。由于他认为这些公认的、约定俗成的惯例越有系统，越有规 律，那么，语言就越有效率。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将逻辑学与惯例嫁接在一起形成了他的语言观。
斯脱克斯学派则更像中国的老子。他们不仅对批判语法学家的理论感兴趣，而且，比起他们的惯例派对手来说，有更广泛的兴趣； 他们应该算是从哲学家的角度来看问题。它们认为语言是为思想和感情服务的，而文学则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文学可以揭示更多的玄妙的隐寓。隐寓ALLEGORY这个词就是斯脱克斯学派第一次使用的(第一次由斯脱克斯派的CLEANTHES采用)。
语言学像其它科学一样，一直受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维原则的影响。但是相对的来讲，斯脱克斯学派的哲学家及亚里山大文化的 学者们还是从文学，以及哲学角度来思考问题以决定自己的语言学态度。后来当希腊语法发展了以后，对文学的兴趣占了统治地位。但是在整个古代及中世纪，这种对抗在语言学的理论及实践中都或明或暗，时隐时现地，周期性地出现。
语言中引起希腊学者们特别注意的三个主要方面是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我们说过，第一个，词源学ETYMOLOGY是从有关 语音的起源及发展的自然---惯例辩论开始的，它曾掀动宣然大也波引起了各种研究及思考。历史上的语言学研究比我们现在的研 究简单得多；在最开始的几个世纪里，人类经常回到他们的祖先传说的神话中去寻找答案。他们原则上是希望知道神最初是怎样教给人们那几个有限的发音种类所代表的词汇。此后又是怎样将这些简单词汇变成了具有这么多词汇的希腊及拉丁词汇表？使它们可以应付文学及文明的需要。(这情况很像中国的苍吉造字，神农尝百草。)ETYMOLOGIA一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分析一个词汇，使得它的真实的意思清楚的体现出来。这里我们看出，古代人的ETYMOLOGY实际上是将词汇解释清楚而不是寻找它们的出处。
从一开始，词源学就被引进这样一个方向，即希望找到能够解释某个单词的几个其他的单词。这使得词源学得到实质性的进展。有 些还出现在伯拉图的CRATYLUS中，例如希腊词‘男人’，被附会地认为是由 ‘举目所见’几个词的词头联在一起而成的。海神波 塞 冬POSEIDOM的名字是由‘不要多迈一步’这几个词的字头联在一起的，因为传说波塞冬可以在水中行走。但伯拉图本人只把它 当作文字游戏而已。
整个古代与中世纪，类似的探讨从未间断过。但是那时的语言学家只是在喜剧中牵强附会的比喻中才用到它如在灰色幽默中谈到的 比如：‘死尸’一词是由‘以肌肉喂蛐’几个词的词头联成的。(‘哈姆雷特’中也有类似的用法)不过也许是由于缺乏文艺复兴时代那种对词源学的认识，这些古代与中世纪的探讨被搁置在一边并付之一笑--这种搁置对希腊与罗马的语言学来讲实在是一大憾事。
希腊的语音学与音位学曾经是合在一起的，它是建立在写与说的基础之上的，它的基本元素是以口部动作为代表的言谈，希腊语中 的gramma一词最好理解成‘以字母联接在一起的发音方法’。但是到了这个时期语音学与音位学开始分开了。
人们开始对口部的动作进行研究，音节SYLLABLE的概念开始引入。到了斯脱克斯时代，一幅最早的口部的侧面解剖图已经出 现了。人们用它来解释如何以口部的动作干扰从肺部喷出的空气以发出声音。但是仅仅是希腊语得到了重视。其他语言只是尽量地书写恭整而已，没有任何学者愿意研究其他语言的发音及发音系统。所以我们所说的发音是指希腊语及其字母的发音。
伯拉图在分离希腊语调音素及如何将元音、辅音联系在一起，单词在发音时哪些情况下联读，哪些情况下要停止等方面做出了很多 贡献。他发现如果辅音的一侧如果没有元音的话就不能发出声音。他也发现了同样的声音系列可以用不同的重音加以区分。这些当然是汉语使用者根本想象不到的问题。
斯脱克斯学派在语音学上的贡献是分离出发音的三个方面：音值，书写符号和它的名字。这三个方面，在古代一直被人讨论。
斯脱克斯学派在研究了希腊发音结构中的音节后，认为从说话的意义中可以将声音分成三个等级，因此，反过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规律制造任何音节。而事实上他们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他们将许多在发音上不可能的东西也囊括了进去。不过，从此我们看出，拼音世界是多么希望有一种可以推导，而不是一个个尝试的发音规律。目前拼音世界认为，古代印度人对语音的研究领先于希腊，但是直到现在，发音的规律还是没有完全掌握，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分析而已。
希腊(与罗马)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是语法，他们对后来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语法及语言学知识都是从那 时的研究中发展而来的，并且从古代的语言学中我们不断得到启发。
古代语法的主要结构是描述单词及其派生变化的形式。尽管传统的词法理论有着丰富的内容，但是关于词素的理论一直没有建立起 来，此外传统的语法系统也显示了一个以单词为基础的词法存在不少缺点。虽然以雅典的希腊语为标准的作者十分重视要大声地正确发音，但是他们研究的仅仅是以希腊字母为主的发音，而语法也是希腊语言的语法。
以单词为基础的语法包括三个步骤：鉴别单词是语言中的一个独立的实体；建立词汇的类别并将词汇分类；找到足够的语法类型并 分析当词汇进入句子与其他成份结合后的词法作用。事实上，上述几个步骤正是DIONYSIUS THRAX分析希腊语法的几个步骤。
PROTAGORAS对祈使句(即WISH、QUESTION与COMMAND为目的的句子)进行的研究为后来的语言学家所重视。
伯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虽然对语法都有贡献，但是这些研究却是不连贯的也没有专题讨论。伯拉图在他的“对话”中第一次将希腊句子划分出了主语和谓语。这是欧洲语言学历史上第一次对句法进行的研究。我认为，所有语法成分中能与逻辑稍微挂钩的只有谓语。这个词翻译的很好，是使句子有所谓的术语。没有了它就是“道，无可道，常道也。”
亚里士多德保留了伯拉图的划分法，但是他增加了另外一个句子成份“连接语”它包括后来人们人们所说的连词、介词、冠词及代 词等等。伯拉图并没有指出他所说的主语及谓语具体由单词还是短语组成。但是亚里士多德定义主语是名词，是：“一个声音序列，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不受时间改变的意思。”它很像MEILLET的定义：“与一个固定的意思相联系的声音组，在语法中可以起作用。”亚里士多德定义谓语是：“一个涉及时间的，使句子有所谓的成份。”伯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可以被看作是为了构造一种形而上学的技术来解释和分析希腊语言而迈出的第一步。
第二代的斯脱克斯学派哲学家们在语法上得到长足进展；某些人甚至认为现代语法是从他们开始的。虽然在此后的亚历山大亚的学 者中没能重视他们的成就，但是他们对后世的影响绝对不容忽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