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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研究的特点及新转向

主持人：如果说欧洲的汉学研究的兴起还多少包含有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的兴起就完全是出于对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侯教授，根据您的研究和分析，在欧洲，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一般不研究现实问题，这种状况同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强调研究实用性的美国学术传统显然是不合拍的。这使得美国的汉学研究与欧洲的汉学研究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请就此加以分析。

侯且岸：在欧洲，汉学在传统上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所以在研究历史较短的美国似乎感到Sinology一词有点过时的味道，一般称之为ChineseStudies（中国研究）。由于时代的关系，美国的汉学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同美国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掠夺、扩张和文化渗透，以及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因而与欧洲的汉学研究是不同的。费正清在回顾美国的汉学史时曾经说过：在美国，有组织的汉学研究是由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OrientalSociety）发起的，美国东方学会“在美国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的文学兴趣，这种兴趣曾对启蒙运动有独创贡献”，“但是，美国东方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契机，为了适应战时国际斗争的需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分化，最终使中国研究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从古典研究规范中分离出来。应当说，这种分离是一个过程，它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InstituteofPacificRela鄄tions，简称IPR)的成立。太平洋学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具有学术转向标志的学术团体。由于它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揭开了地区研究的序幕。

从学术史的过程着眼，美国的中国研究发生过一些重大变化：其一，哈佛燕京学社和太平洋学会的建立，标志着传统汉学与中国学的初步分立。其二，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与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确立。其三，战后新一代学者对现代中国的关注与研究。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的深刻反思与后现代主义对整个中国研究的影响。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的汉学研究、中国研究进入了反思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初，费正清逝世，标志着美国中国研究的“哈佛时代”的终结。这一时期，美国华裔学者更加活跃，以黄宗智（PhilipC.C.Huang）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对中国研究做出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罗-柯文（PaulCohen）则从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中国中心观”，揭开了对费正清学派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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