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05-10-01
近代翻译对汉语句法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 on
Chinese grammar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翻译给汉语带来影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无庸赘述。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影响，既有成功，亦有失败。鲁迅所引刘半农的一个“妙文”，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
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于没有能欧化到曰子。（《玩笑只当它玩笑》）
“子曰”的未能变为“曰子”，便足以证明，汉语虽万变却不离“其宗”，或者说，在汉族人的潜意识中，隐伏着一条不可愈越的“底线”，暗暗地决定着“欧化”的程度。
王克非先生（2002，以下简称王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近代翻译对汉语句法所造成的影响。本文拟根据思维模式以及记忆机制的差异，对此作一浅近的分析。
1．被动式使用扩大
被动式古已有之，并非西文专利。余光中（1984：751）引古诗：“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不觉青林没晚潮”，对后者的“没”字尤为称道：“又象被动，又象主动，暧昧得有趣。”
诚然，受翻译影响，近代汉语中被动式确呈增长之势，但同时更有泛滥之嫌。余光中说：“被动与否，古人显然并不烦心。到了翻译体中，一经英文文法点明，被动语气遂蠢蠢不安起来。‘被’字成为一只跳蚤，咬得所有动词痒痒难受。‘他被警告，莎莉有梅毒’；‘威廉有一颗被折磨的良心’；‘他是被她深深地喜爱着’；‘鲍士威尔主要被记忆为一个传记家’；‘当那只狗被饿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也被一种悲哀所袭击’；‘最后，酒被喝光了，菜也被吃完了’；这样子的恶译，怪译，不但流行于翻译体中，甚至有侵害创作之势。”
再来对照王文所引之例：
他被选为会长。（大家选他做会长）
昨天抓住的嫌疑犯，经警察局证明无罪，已被释放了。（……已经释放了）
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否则，我会要消失在白天里）（鲁迅：《影的告别》）
我从来没有这样被窘迫过。（我从来没有这样窘迫过）（柔石《二月》）
恐怕不得不承认，至少后面两句中的“被”字，就是这样一只可恶的跳蚤，必除之而后快。
王文亦承认，“因翻译西方语言而使汉语被动句式增多的现象，在后期不像早期那么明显。”并以巴金的《家》为例。1931年的初版中有272处被动句，1957年再版时，删去将近一半。如“上身的衣服完全被打湿了”，就仅仅只是摘去“被”字而已。修改旧作的原因当属不言自明：尊重民众的选择，尊从语言“约定俗成”的客观发展规律。我们亦完全有理由相信，鲁迅若活到今日，也绝不会容忍“我要被白天消失”这类句子的。
近代汉语中被动式的这一进一退，实际上反映出一种“跟风热”——潮流所至，蜂涌而上：热劲一过，遂趋于平静，恢复常态。这显然不是什么“先进”与“落后”的斗争问题。真正的进步是一往无前的。尤其是科学技术譬如电脑，前进也就意味着淘汰。与之相比，语言的变化则没有那么激进，更没有那么“绝情”。创新固然不断，复古亦不罕见。进进退退，自有一定的道理。傅雷（1984：546）指出：“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模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搅。”如果说，被动式的使用当年有过滥之势，那也是白话文的草创期，前人所进行的一种可贵的尝试，可以理解。
今天的白话文当然还在成长之中，但毕竟已经有了特定的规律和体制，再容不得任何人“胡来乱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汉语的规律与体制，完全是按照其本质属性一步步趋于完善的。尽管当年翻译体波涛汹涌，铺天盖地，它却意志坚定，不为所动，权衡利弊，谨慎取舍，绝不盲从。不妨说，汉人内心的“底线”始终在冥冥之中为我们把握前程，指引方向，以确保“子曰”之不致沦落为“曰子”。譬如被动式，其约束机制就非常简单：可用可不用则不用甚至不许用。除非是“菜被你宝贝儿子吃光了”这类有特殊含义之句，否则一律以主动句代之，如：“饭吃过没有？”“手洗好了吧？”“书还没看完”，“稿子才写了一半”。而且，即使要点明被动，也还有“给”、“挨”、“遭”、“教”、“让”、“为”、“任”等任其驱遣，不必处处“被”之。（余光中，1984：752）
2．句式复杂化、多样化
王文认为：“这表现在汉语句子的主谓关系较以前明显，即主语使用的频率高了；逻辑关系也更多地明示于语言表层，有别于传统隐含这种关系的意合方式，即多用‘如果’、‘因为’、‘假如’、‘当……时’、‘作为’等。”
诚然，像“关于”、“作为”、“一方面”等，已为汉语接受，但与被动式类似，同样有过滥之虞，其中尤已“当……的时候”为甚。
余光中（1984：749）批评公式化翻译体：“既然见when就‘当’，五步一当，十步一当，当当之声，遂不绝于耳了。”尤其是这样一句：“当他转过身来看见我手里握着那根上面刻着玛丽·布朗的名字的旧钓鱼竿的时候……”，他讥讽道：“两头远得简直要害相思。”像王文所引两例：
当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的时候，他就连眼圈儿都红了
我们只是说着自己，每当我们不能再守沉默的时候。（周作人）
若是今人来写，完全可能是：
“再问他几句居家过日子的话，……”
“若是不能继续保持沉默，我们就说自己。”
其次，王文认为：“跟从前比，受影响的汉语使用更长的定语”，如：
但我们不要忘记了其中的最明智的，最人情的，最永久地现代的那一卷书。（周作人）
懒懒地从衾褥狼籍的床上爬起来的我，（严既澄）
这样的句子能否为今人接受，只要作一个小小的“民意调查”即可清楚。韩沪麟先生（1989）从编辑的角度谈到了类似的问题：“……又有一次，我同样校阅一位颇有知名度的译者的译稿，……这位译者……翻译时过于拘泥原文，佶屈聱牙，有的长句能出现五六个‘的’，改不胜改，叫你寸步难行，耐心是有限的，约译的稿子又退不掉，我真想大吼大叫，恨不得把稿纸撕成碎片。不知不觉中，我又拿出信笺给译者写道：‘此时此刻，我真想杀了你，要不，望你把我杀掉！’”
因改稿不胜其烦而起“杀心”，当然只是玩笑，但至少反映了当今这一代（甚至几代）编辑的普遍心理。过不了编辑这一关，“的的不已”的西式长句便永失了再现的机会，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过时淘汰。不妨说，长定语仅仅只是在白话文尚无规律体制之时，影响了“各人摸索各人”的那一代人。
王文还以徐志摩的长定语句子为例，以证明翻译对当时语言的影响。然而，同是徐志摩的翻译（不一定是同一种译文），林以亮（1984：769）得出的结论却是：“一个翻译者如果没有充足的经验，很难在初试时就达到操纵自如的水准。……过了几年之后，徐志摩白话文写得多了，翻译的经验也增加了，对中英文语法的不同已能了然于心，情形可能大不相同。”
汉语习惯采用一种由大到小的叙述方式，如国、省、市、区、街道、门牌号码等依次而下。这种方式的特点是，听者每接收到一个新信息，都能在大脑长时记忆中找到确切的位置，后续信息则一步步对先行信息加以限定。这就意味着输入信息具有可操作性，而操作后的信息可以马上放弃。例如，听到“南京市”时，“江苏省”就没必要保留了。反过来，若是从小到大，劈头就来个“东风路157号”，便感觉突兀，缺乏“归属感”——北京耶？上海耶？一时无法操作，只能暂存短时记忆。一直要等到出现一个足够大或足够熟悉的，可以用于“定位”的信息，长时记忆的大门方能开启，所有信息方能涌入。这就意味着短时记忆需要同时执行“持旧”与“迎新”两种功能。这显然具有相当的难度。中间陌生的细节越多（比如红旗区，兴宁市等），短时记忆的负担就越重。而短时记忆的负荷量又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常常导致两种后果：要么拒绝新信息，要么丢失旧信息。在我们看来，这种“本未倒置”的叙述方式实在别扭，不合情理。但众所周知，这恰恰正是英语的习用方式。英语民族如何处理这类对汉语来说无法操作只能死记的信息，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举这个例子的目的，仅仅只是想要证明，汉语民族的短时记忆，仅就“记忆”功能而言，很可能不如英语民族；或者说，它更习惯于边记忆，边操作。体现在语言上，便意味着尽量避免无端加重短时记忆负担的句子。试比较下面两句：
（1）只听一路靴子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红楼梦》）
（2）
……she
had such a kindly, smilling, tender,
gentle, generous heart of her own……（《名利场》）
句（1）当然也可改为：“只听一路靴子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的少年。”但这种句型完全不符合汉语民族的阅读心理。不但读来“上气不接下气”（这似乎表明汉人的“一口气”不如英人长），而且在目的词出现之前，保留那么多细节，毫无必要——除非有意要造成一种“悬念”。
由此可见，汉语之所以最终拒绝了西式长定语，并非不愿接受新事物，完全是由于其特定的记忆机制所致。
3．句式多样化
王文说：“汉语中的因果、条件、假设和时间状语子句，通常是子句在前，主句在后，按时间顺序的原则支配，而英语西方语言相对灵活。因翻译的影响，国人写作时也出现了类似英语句序灵活的句子。”
若以“因果关系”简单喻之，汉语可谓“前因后果”，英语则常是“前果后因”。虽然受翻译的影响，国人亦偶有主次颠倒，因果反置，但远非常态。像“我去，如果你去”、“我不去，因为他不去”之类，便实属罕见。贾府中的宝二爷爱说：“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译成英语当然只能是“I
‘d become a monk if you should die.”但今天的“宝哥哥”若发这样的西誓：“我作和尚去，要是你死了”，只怕“林妹妹”要当场“晕菜”——当然不是因为“好好激动哦”。
这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语言习惯的问题，更涉及深层次的思维方式。
汉语的常态是“因为……所以”（以及“如果……就”、“假如……”等）。中国人一听到“因为”，便一门心思等待后面的“所以”，中间大段甚至可以“充耳不闻”。反之，如果首先听到的是“所以”如某种观点、态度、选择等，一般则不会等待“因为”（除非是“之所以……是因为”的特殊句型）。譬如有人说：“我不去”，听者便知道这表示的就是最终结果。倘若想知道原因，就必须主动询问：“为什么”，因为对方一般是不会进一步给予解释的。
与之相反，英语的常态或无标记结构是“X
because Y”，说明最关心的是“所以”，故而放在首位。很多场合，比如商务会谈，往往只想知道结果，以便立即作出相应的决定。至于对方随后所做的解释，通常已是无关紧要。然而，若使用有标记结构“Because
Y，X”，把“因为”置于首位，他们便会认为“话中有话”，自然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期望心理。且看一个实例。
在中国香港与北美商界人士的一次会谈中，一位中国商人说：“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产品在中国生产，嗯——现在还不能肯定1997年以前政府过渡时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还有从经费考虑，我认为对于电视广告问题我们得谨慎一些。因此，我建议我们在莱格高公司作出决定以后再作打算。”
美方首先听到的是“because”，于是便等待进一步的解释，不料最后等来的不过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建议”。他们不明白这一“颠倒”有何用义，自然也就摸不透对方的真正意图。中方认为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他们却仍然心存疑惑。按西方人的陈述方式，这段话应该这么说：“我建议我们在莱格高公司作出决定之后再作打算。这是因为从经费考虑对于电视广告问题我们应该谨慎一些。另外，现在我们大部分产品在中国生产，现在还不能肯定政府在1997年前的过渡时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罗纳德·斯考伦，2001）。
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都难免认为对方“不会说话”——后者讨厌前者的“拐弯抹角”，前者亦受不了后者的“盛气凌人”。中国人推崇“讲事实，摆道理”，甚至不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俗谓“会作思想工作”。倘若既不“讲”又不“摆”，一上来就“我建议……”，在中国人眼里，显出一种“霸气”，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归纳与演绎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了东西方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显然不光是一个句序是否灵活的问题，彼此之间更难作高下优劣之分。然而，现实之中，却不能游离两可，必须二择其一。那么，又该如何决定取舍呢？这正是“语用学”关注的重点，更是外语教学研讨中的热门话题。惜乎常常伴随有明显的对错观念。试以香港英人警官（EO）与华人警员（CPC）之间就母亲生病请假之事的一段对话为例：
CPC: Sir
EO: Yes, what is
it?
CPC: My mother is
not very well sir.
EO: So?
CPC: She has to
go into hospital sir.
EO: Well, get on
with it. What do you want?
CPC: On Thursday
sir.
EO: Bloody hell
man, what do you want?
对话至此，以警员的低语“Nothing
sir”而告结束。这段对话常被视为交际失败的一个典型案例，外语教学更是屡屡引以为戒，以示“文化”之重要性。按照西人习惯，这段对话应该这样进行：
CPC: I’d like to
request a day’s leave for Thursday
this week please sir.
EO: Why?
CPC: Well, my
mother has to go into hospital on
that day and I’d like to go with her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Scollon, Scollon &
Kirkpatrick, 2000:8)
简言之，开门见山，有话直说。问题在于：难道人际之间就只有这一种“正确”的交往方式吗？假如二者掉个个，换成华人警官与英人警员，试想，后者若一进办公室，劈头便说：“长官我要请假”，岂不同样要碰个大钉子！“话语霸权”背后实际上往往隐藏着政治经济实力——端谁的饭碗，就得看谁的脸色行事。如果说，汉语昔日确有“前果后因”的趋势，那也是“弱肉强食”所致，而绝不是因为这种表达方式更加灵活，更加符合汉民族的思维模式。
由于中国的日益强大，汉语自身的日渐成熟，当年“师夷之技”时盲目效仿的许多东西，终因不合“本性”而逐渐抛弃。当然，交往不会中止，影响仍将继续，但“一边倒”的局面已告终结。如果说，汉语还将继续“欧化”，那么反过来，英语（及其他语言）亦更有“汉化”的可能。例如，现代英语中，名词已经没有主宾之分，仅仅代词保留了宾格形态，但仍有“以主代宾”的趋势，如whom就基本上已为who取代，至于you则更是早已主宾一致。那么，这一现象会不会波及其他代词呢？布赖恩·福斯特（1980：247-8）便收集了这样一些用例：like
they，like
he，to
we
，about
we。他由此提出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是否有一天会进一步发展到像汉语那样，就讲“You
see I
”和“I
see you”呢？
英语从综合语向分析语的变化，已是公认的事实。至于说，这是否受了汉语的影响，尚待考证。但至少，“现代英文越来越像中文”这样的结论却是早已有人作出（Flesch,
1985：46）。在论及翻译对汉语的影响时，可能不得不顺便提及这样一种“反作用”。
4．小结
翻译对汉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词汇与语法两方面。比较而言，前者的程度显然要大得多。林语堂（1984：429）认为：“欧化之大部分工作在词汇，若语法乃极不易欧化，而且不能句句欧化也。”不易欧化者，自然也就难以保持。王文最后作出结论：“不论文化背景为何，适宜汉语的一些影响积存下来，不适宜汉语的则只能影响一时，渐次被淡化和淘汰。”道出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在论及翻译对汉语句法的影响时，却引证了不少已经“渐次淡化和淘汰”的例子，是为憾事。
参考资料：
Flesch,R., 1985,
How to write, speak and thind more
effectively.
（傅乐施：《英文宝典》）[M]。汪永祺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Scollon, R.,
Scollon, S,W., & Kirkpatrick, A
2000,
《汉英篇章对比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傅雷，致林以亮论翻译书，罗新璋编，1984，《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韩沪麟，1989，从编辑角度漫谈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第2
期。
林以亮，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罗新璋编，1984，《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林语堂，论翻译，罗新璋编，1984《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纳德·斯考伦，苏珊·王·斯考伦，2001，《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克非，2002，近代翻译对汉语的影响[J]，《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余光中，翻译和创作，罗新璋编，1984，《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作者：江苏大学 何南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