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05-10-01

“一语双文”的终结

 

所谓“一语双文”，指的是“我国一部分语言文字工作者对我国未来文字制度提出的一个设想。‘一语’就是‘一种语言’，指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双文’就是‘两种文字’，指方块汉字和拼音汉字，其中方块汉字占主导地位，拼音汉字用在方块汉字不能使用或不便使用的地方，起辅助作用。一种语言拥有两种书面形式，是让两种体系的文字扬长避短，互相补充，从而使汉语汉字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教兴国的需要。”（王开扬）

从上述介绍，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两点，第一：对汉语而言，光有方块汉字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种拼音汉字来起辅助作用。第二：未来的文字制度一定是“双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教兴国的需要”。

那么，“我国一部分语言文字工作者”提出的这一设想，究竟有没有事实根据，最终能否实现呢？本文拟对此做一番粗浅的分析。

 

一、“双文”的使用者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其生存自然也就有赖于人类对它的使用。无人使用的文字，必定是一种死文字，这是早已为历史证明了的客观事实。汉字虽然不符合西方语言的“发展规律”，故而屡有废除之举，但终因使用者众，故而长存至今，且丝毫不见衰败之迹。显然，“拼音汉字”要想得到认可，同样少不了这样一个前提。于是，对“一语双文”的第一个质疑，便是——使用者为何？

我们先来看看早期切音字运动倡导者们的一些有关论述：

“今余私制此字母，纯为多数愚稚便利之计，非敢用之于读书临文”“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10年读汉文为佳，勿因有此捷法而轻视汉文。”（王照）

“中国六书之旨，广大精微，万古不能磨灭。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简字之于汉文，但能并行不悖，断不能稍有所妨。”（劳乃宣）

这也就是说，“一语双文”的初衷竟然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需――“上等人”享受方块汉字，“下等人”乞求注音字母！

钱玄同对此予以反驳：“沈学、卢戆章、劳乃宣、王照……诸人，都曾经发表过‘中国该有拼音文字’的主张；并且他们自己都制造过拼音字母。但是他们却又发一种议论道：‘汉字太高深了，太优美了，它只是有力治学的人们适用的文字；至于那些知识低下或不识字的人们，是没有使用它的福气的，我们应该可怜他们，另外制造一种粗浅的拼音文字来给他们使用。’所以他们一面主张中国该有拼音文字，可是一面又赶紧声明道：‘我们并不主张废弃汉字的！’照他们这种议论，好比说：‘鱼肉鸡鸭虽是适口养生的美品，但它们只是有钱的人们的食物；至于那些鸠形鹄面的苦人，是没有吃它们的福气的，我们应该可怜他们，另外造些窝窝头、杂合儿面来给他们充饥。”

他因此主张人人平等，全社会共同使用一种拼音文字，其理由是：“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20世纪昌明时代的新生活。”

“汉字废除论”虽然一度声势浩大，甚器尘上，终因不切实际，草草收场，“一语双文”于是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按理说，一度曲折，吸取教训，应该属于“更高程度上的重复”，但遗憾的是，“上下有别，贵贱不同”这一从娘胎里便带下的病根顽疾却没有丝毫的改变。且看两个例子。

1940年11月，负责推广新文字的吴玉章作了《在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我们在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中得到了不少经验，而且加强了信心。特别使人兴奋的是延安妇联会派来了一个十八岁的农村不识字的女子周子桂，她在这一个月学习中，居然能够看书写信了。这就证明新文字容易学会，容易应用，比汉字强百倍……”

王开扬介绍：“国家语委编辑出版的《语言文字报》几乎在每一期（尤其是‘读物版’）上都有纯拼音或者是汉字与拼音对照的读物，这实际上就是‘一语双文’制度的试验。”

人类社会的划分有多种标准。如果说，金钱决定了贫富悬殊，那么，“识字”便区分了文化高低。换言之，儿童以及文盲只能算作“文化下等人”。然而，穷人绝非天生爱啃窝窝头，只要兜里有钱，谁不想吃鱼肉鸡鸭？儿童迟早都要长大，文盲也有可能“摘帽”，那么试问，他们一旦成为“文化上等人”，还会愿意用拼音“充饥”吗？

笔者自幼受过严格系统的拼音训练，当然也看过不少拼音读物，但这毕竟都是遥远的过去，甚至“历史悠久”得恍若隔世，几近幻觉。诚然，在查找词典，拼写名称等方面，至今仍在享受拼音的种种好处，但却再也没有、而且肯定永远也不会埋头拼音读物了。敢问王先生，您依旧还在天天捧读“拼音版”吗？

1952年，吴玉章对当年这段工作的历史教训作了总结：“我在陕甘宁边区时试行过拉丁化新文字。这种新文字学起来是很容易的，只要两三个月就可学会；但是在社会上普遍实行就很困难。这种难于实行的情形反映了当时我们的改革工作的方向和方法是有缺点的，但我们在过去对此则认识不足。”

所谓“社会上”，显然是针对另一个隐性的“社会下”而言。这样的情形我们并不陌生。例如，特定的行话、专门的术语便仅仅流行于某个小圈之内。又如，幼稚的儿童游戏，浅显的少儿读物，成人自然不屑一顾——除非是尽父母之职，不得不陪玩共读。拉丁化新文字虽然易学易用，但不幸同时也将人禁锢于“儿童世界”之中；要想进入“成人世界”，就必须遵循后者的“游戏规则”，而绝不能指望“成人”迁就“儿童”。吴玉章承认“当时的改革工作的方向和方法是有缺点的”，尽管没有具体说明，但我们估计，很可能就是混淆了这两个“世界”的本质区别，误以为二者相通，来去自由，却没有料到，这里奉行的原则是“只出不进”，一如交通规则中的单行线。

简言之，“社会上”只承认“一语一文”——汉语与汉字；“拼音汉字”的作用仅仅在于加快走出“社会下”的步伐。这就意味着，它的使用者仅为儿童以及文盲。那么，寄生于这样一个“弱势群体”之上，其生命力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文”的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这就是说，《文字法》仅仅只是把汉语拼音当作一种“拼写和注音工具”，根本就没有提升为“文字”的意思。

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指出：《汉语拼音方案》“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得到了应用，如编制索引、拼写我国人名地名、制定产品代号、设计手旗灯光通讯、制定聋哑人汉语手指字母、用于拼音电报，填补了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某些空缺，起到了汉字难以起到或不能起到的作用”。

即便如此，也完全不足以提供“第二文字”的证明。

然而，王开扬先生却认定：“这里提到的用途或多或少都带有文字性质，比方说，Guo Moruo（郭沫若）和Hemingway（海明威）、Shandong（山东）和California（加利佛尼亚）就没有性质上的差别，GB2132～80（《国家标准》字符集代号）和F-117（隐开战斗机代号）也没有什么性质上的差别；作为缩写词，HSK（hànyǔ shuǐpíng kǎoshì）和TOEFL（Test of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同样没有什么区别。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场合下的汉语拼音不是注音工具的性质，而是文字的性质。在国际体育比赛的电视转播上，中国运动员的汉语拼音姓名和外国运动员的拉丁字母姓名排列在一块，拼写中国运动员姓名的汉语拼音不是拼音文字的性质是什么呢？”

汉语拼音的用途当然不少，但是否具有“文字”的性质，则有待商榷。例如，数学中表示圆周率的π，物理学中表示磨擦系数的µ，以及∑、≮、≯、∝、∞、≌、∈等等各种各样的符号，的确都“填补了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某些空缺，起到了汉字难以起到或不能起到的作用”，但同样的话，也完全可以一字不差地用于“英字”、“法字”、“西班牙字”。试问，这些符号是否都要称为“文字”？照此而论，任何一种语言写就的科学论文，岂不都可以称为“一语双文”？

“文字”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必须“成文”。例如，“郭沫若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与“Hemingway is a great writer”，无疑是两种文字，分别给懂汉语与懂英语的人阅读。同样，“郭沫若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与“Guo Moruo shi yi wei wei da de zuo jiao”，也可以说是两种文字，分别给认识汉字与认识拼音的人阅读。这就意味着，只有从头至尾，一以贯之，才能称为“文字”。小学生的作文，汉字里面夹拼音，那只是因为有些字不会写，临时替代一下。如果这就叫“一语双文”的话，那么，汉字里面夹英语，又算什么呢？小说《围城》中便描写了这样一位张先生，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我有时请外国friends吃饭，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这种令人恶心的卖弄，难道也要尊为“一语双文”？万一他再来几个“沙扬娜拉”、“米西米西”、“八格牙鲁”，岂不更是成了“一语三文”？

再假设，有人外出，打算在门口留个“钥匙在老地方”的字条，当然可以全部用汉字或者拼音——只要对方看得懂。倘若只是“钥匙”二字不会写，则可以有三种弥补方式：第一，写拼音“yao shi”；第二，画个图样；第三，请出英语的“key”。倘若只将第一种算作“一语双文”，后两者什么也不是，显然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如果说，一个孤零零的人名“Guo Moruo”是文字的话，那么，一张郭沫若的照片呢？国际体育比赛的电视转播，当然不能用汉字，因为外国人看不懂，于是才要将“中国运动员的汉语拼音姓名和外国运动员的拉丁字母姓名排列在一块”。既然汉语拼音的作用就在于“看懂”，那么，将运动员的相片一一挂上，岂不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且不说更好！

有人或许要反驳说，相片是不能读的，当然不能算文字。然而，汉字不恰恰也是不能读，也即不具备拼音文字那样的“可读性”吗？照此而论，岂不是根本就不配称文字！再退一步，汉语拼音真的就“可读”吗？对于没有学过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书。外国人虽然用的是字母，但用他们的读音规则读出的汉语拼音，往往与我们要求的相去甚远，更不用说有的拼法在他们的语言中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是精通拼音的中国人，万一碰上Tang Yanan这样的名字，也是一筹莫展——到底是“唐亚南”，还是“唐延安”？

王先生说：“看到‘xióng māo’就会很自然地得出汉语的这个词的读音，进而得到（在动物园里见过的，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在广告牌和小画册上画着的）‘似熊似猫，毛色黑白相间，憨态可掬的动物国宝’的意义（正如英语世界的儿童拼读Panda一样），而看见‘熊猫’两个方块汉字才真的不能‘望文生义’、‘见形知义’哩。”

遗憾的是，他却没有料到，“雄猫”恰恰也是这个读音。诚然，人们习惯上只说“公猫”，但“习惯”并没有强横到“不许”。比如，明明一只母猫，有人偏要说：“这是一只雄猫，一只雄壮的猫”，听者立刻意识到，对方其实是在做“文字游戏”。王先生对此当然可以嗤之以鼻——低级无聊，幼稚可笑！但小学生玩玩还不至于丢份吧。那么，将这句话再用汉语拼音写一遍，王先生还敢说：“看到‘xióng māo’就会很自然地得出汉语的这个词的读音”吗？

以儿童、文盲以及外国人为对象的纯拼音读物可以算作“文字”，但仅仅通行于“社会下”；而且，有朝一日，若能取汉字而代之，那当然更是贵为“社会上”的法定文字。然而，如果只是孤零零一个混杂在汉字中的人名、地名，或者一系列“不成文”的人名、地名排列，则只能称为“注音工具”，完全不具备文字的资格。

 

三、“一语双文”的目的

《文字法》已经明确规定，汉语拼音是“拼写和注音工具”，事实上，汉语拼音也的确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说：“汉字不可废，拼音不可无。”

那么，“我国一部分语言文字工作者”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拔高为“文字”呢？难道非得坐稳了“文字”的交椅，才能确保“工具”的地位？反过来，“一语双文”的反对者又是出于什么理由，不愿意让它成为文字呢？难道仅仅只是为了一个“名份”之争？

苏培成先生指出：“有人对汉语拼音心存疑虑，担心有朝一日它会‘不守本分’，取汉字而代之。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汉字的地位十分稳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存在这种可能。至于几百年几千年以后会发生什么改变，我们无法预见，不必为后人担忧。”这固然点穿了反对者的顾虑，但更是道破了“一语双文”的真正目的，即：“取汉字而代之”。

且看倡导者们的一些论述：

“我们更可以预想到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让汉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郭沫若）

“实际上汉字持续了几千年，根本不可能完全废除；但是拼音文字也是一定会实行的，在很长时间内，很可能是拼音文字与汉字长期共存、各用其长的局面。我们如果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譬如说，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内）争取达到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在今后长时期内，将是汉字和汉语拼音共存、各自发挥其所长，相互弥补其不足，共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胡乔木）

“比较多的同志倾向于‘一语双文’或‘双语文’制度，即让汉字和将来的拼音文字并行并用，至于最终如何，可由‘子孙后代’根据那时的具体情况去抉择。”（《语文建设》1987年第1期）

“日本的假名经过1000年，朝鲜的谚文经过500年，然后成为夹在汉字中间使用的正式文字。汉字拼音化从提出到现在才100多年，就能够断言失败了吗？”“特别是像汉字这样的文字，有这么长的历史，负载着这么丰厚的汉文化，在汉族人民心目中有这么重要的位置，怎么可能轻易就放弃呢？但是也不能说，汉字永远不会被拼音文字所取代。”（苏培成）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一种“走着瞧”的策略。换言之，经过惨痛的历史教训，文改家们终于意识到，对汉字改革来说，“暴风骤雨”过于激烈，“和平演变”方为上策，也即：先是尾随其后，继而并驾齐驱，最终伺机超越。而这一系列步骤能否顺利实施，其关键就是首先要为拼音争得“文字”的名份，以证明与方块汉字具有同等的性质，从而获得同场竞技的资格。很显然，“一语双文”正是这样一张最佳“入场券”。

苏培成先生总结道：“从毛泽东的‘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到胡乔木的双文制，主张有所不同：在坚持拼音化的人看来，是做了让步；在认为拼音化已经失败的人看来，是以退为进。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我们应该超越历史，重新审视双文制。”

这就清楚地表明，目前的“退”是暂时的，是为了以后的“进”。正所谓“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加有力地打出去”。那么，“双文制”再往前进一步，又是什么呢？不正是“一文制”，也即“第二文字”汉语拼音取代“第一文字”方块汉字吗？由此可见，人们担心汉语拼音“不守本分”，并非没有根据；不想让它取得“文字”的名份，也可以说是防微杜渐，免除后患。当然，汉语拼音若真有那么大的本事，真能取汉字而代之，那也是历史车轮，螳臂莫当。

常言道：儿孙自有儿孙福。几百几千年以后的事情，的确不好说。不过，根据种种现状，也不妨做一些猜测和预料。

王开扬先生承认：“中国的文字改革蕴含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不识字的文盲和正在刻苦学习繁难汉字的儿童既没有提出文字改革任务的知识储备，也没有话语权；通过‘十年寒窗’掌握了汉字的知识分子有了话语权，但同时也丢失了汉字需要改革的体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另外学习新文字——哪怕是极其容易的新文字。于是，一代又一代需要文字改革的儿童长大成人以后，转而成为反对文字改革的主力军、话语霸权者，或者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

可惜我们不知道农村女子周子桂的“下文”。现假定，她不满足于拉丁化新文字，而是以此为基础，向汉字发起进攻，并且最终一举拿下，成为“掌握了汉字的知识分子”，那么，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她“同时也丢失了汉字需要改革的体会”，“转而成为反对文字改革的主力军、话语霸权者”——甚至弃“新文字”如敝屣。

王先生虽然指出了一个巨大的文改悖论，却没有——或许是不敢——提供解决的途径。好在答案已经不言而喻，妇孺皆知，即：想要让“一代又一代需要文字改革的儿童长大成人以后”，依然切身体会汉字改革的迫切需要，永远追随汉字改革的先锋大将，办法只有一个——根本不让他们接触汉字！

“一语双文”的最终目的能否实现，未来的文字制度究竟如何，也就无需再费笔墨了。

 

四、“一语双文”的政治背景

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改朝换代，制度更叠，基本上不会触动语言。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遇上同一种生理现象，都只能说“我饿了，想吃饭。”

不过，由于汉语使用汉字的缘故，与其它语言便有所不同，即其文字往往被认为具有阶级性。

例如，鲁迅曾说：“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他甚至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由于身受时代的局限，再加上救亡图存的急切，五四时期难免产生一些过激言论，后人已经予以谅解，不再纠缠。事实早已证明，劳苦大众之所以没文化，唯一的原因是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任何一个身心健全的人，不管是寒窑破瓦，还是豪门朱户，只要能够顺利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必备的汉字。事实上，人们意识中的“读书”甚至根本就不包括“识字”，而主要是指数理化等基础知识，以及大专院校的专门学科。人不论贫富贵贱，地不分域内海外，汉字早已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财富。这一点难道还有丝毫的疑问吗？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大肆鼓吹荒唐至极的“汉字阶级论”：“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表明，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其动机都是从绝大多数人的需要出发的，而不赞成的人都是从少数人的方便和好恶出发的，两个阵营划然有别。今天《汉字文化》为保留汉字提出种种理由，为歌颂汉字摆出种种根据，其骨子里仍是为少数人着想而已，‘新翻杨柳’也好，‘重新发现’也好，盖莫能外。”（王开扬）

把汉字改革提升到“为什么人服务”的高度，搬出“两个阵营”的说法，也就与“政治斗争”挂上了勾，很有些“上纲上线”的味道了。劳苦大众无疑是多数人，而“少数人”，从前当然是地主老财、封建买办，但今天呢？难道竟是《汉字文化》“一小撮”？他们拼命歌颂汉字，疯狂反对拼音化，难道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阻止劳苦大众翻身做主？

苏培成先生《汉字百年沉浮录》一文，简略回顾了“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颇值玩味：

“民国政府不承认国语罗马字是文字，只承认它是‘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更不承认从苏联传来的拉丁化新文字。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拉丁化新文字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在抗日的烽火里，艰难地传播着、为抗日救亡服务。”

“边区政府实行的是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双文制；识汉字的用汉字，识拼音字的用拼音字。在边区两种文字有同等效力，可是出了边区，拼音字就几乎失去了作用。”

“‘文革’结束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克服了‘左’的影响，思想文化领域比以前宽松，学术争鸣比较活跃。在这样的条件下，汉字的研究打破了禁区，取得了进展。”

“汉字要不要拼音化？这个问题已经从政治方针改变为学术研究，学者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学术讨论。”

这里同样提到了“两个阵营”——“民国政府”与“边区政府”。既然后者代表着光明与进步，代表着中国的未来，那么，拉丁化新文字背后的政治含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尤其是赞誉拉丁化新文字“为抗日救亡服务”一句，显然同时隐寓着对汉字的厉声质问——为谁服务？边区星火，燎原已久，劳苦大众，翻身有年，然而，拼音字为何还未走向全国，还不能获得“同等效力”呢？难道执政党依旧只为“少数人”服务吗？

评述“文革”一段，更是容易产生误导，以为在此期间以及之前，不许谈论汉字改革；直到粉碎“四人帮”，“政治方针”才变为“学术研究”，学者才敢畅所欲言，大力提倡汉字拼音化。事实却是，毛泽东早在1959年便已明确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凡是从那一年代过来的人，谁不清楚“最高指示”一言九鼎的份量，谁又敢站出来唱反调？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文革’结束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克服了‘左’的影响，思想文化领域比以前宽松，学术争鸣比较活跃。在这样的条件下，汉字的研究打破了禁区，取得了进展，人们终于可以对“汉字拼音化”说‘不’了。”

苏先生总结说：“一百多年的中国语文改革是一个连续发展的链，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清末和民国，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语文改革许多问题的提出在第一个时期，但是取得收获却主要在第二个时期。这是因为语文改革要靠行政力量的推动。”

这就再清楚不过地点明了“一语双文”的政治背景。然而，一件事情，假如真的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还用得着“行政力量的推动”吗？中国“靠行政力量推动”的事情不胜枚举，但最终成功的又有多少呢？

王力先生曾经预言：“汉字改革必须有整个的政治思潮为后盾，否则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汉字改革的政策如果为某一政党所采用而努力宣传，则其成效要比几个书呆子的宣传远胜千百倍。”

幸运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某一政党”真正动用政治思潮来为汉字改革作后盾，因此始终也就只有“几个书呆子”，怀着“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努力地做着宣传。

 

参考资料：

苏培成：《语言文字应用探索》商务印书馆2004年

王开扬：《汉字现代化研究》 齐鲁书社 2004年

王开扬：《论研究汉字的立场、方法与学风》《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 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

王力：《汉字改革》，《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

张志公：《中国教育报》1993年3月30日

（作者：江苏大学 何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