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上述基本上是正常的变化，是汉字为了追求自身的完善和适应客观要求的变。其外在变的过程中不应有的变如讹变、误解也很多。
首先，我们看《说文解字》。《说文》是汉字最古老、也是最早的一部字书。后世接近两千年都以此书为准绳来考知古汉字的形、音、义以及字源的。在中国文字史上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字书。但其中错误是相当多的，近世由于“金文”“甲骨文”的大量出现，经学者们的探索，发现《说文》是有错误的，而且是不少的。如唐兰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字学》中指出：胖字明明是从肉半声，鉤字从金句声，许氏却要放在“半”部和“句”部，“單”字和“干”古本一字，只是读音tan跟kan的不同，正是声母转读的一个例子，许氏说“从‘
’从‘
’，口口亦声”。‘’不成字，‘’也不是声。“
”字，古时是象意字，是一支箭（矢）贯在猪腹上，表明是用箭射来的野猪。说文把它错成为从
从二匕；矢声，就成了所谓三形一声的形声字了。
形声字有些是经过省变的，如“弑”字，从殺省式声，是省形（殺）。“琁”字，从玉旋省声是省音（旋）。省变本是文字演化里应有的一种现象，凡是省文，一定原来有不省的写法。可是《说文》里的省，却不一定如此，往往不省就不成字。如“”字，从人攴豈，“豈”字从豆“”省声。叫人莫名。
上面唐兰先生这一段话，是说《说文》中对字形音的错误，其外在字义的错误也不少。如他解释“会意”字时，他说“止戈为武”，他引用楚庄王的话说“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后人提到会意字，都举“武”为例，以为是古人寓教于字的深远意义。千多年来一直奉为造会意字的典范。近世金甲文的出现，人们才知道，所谓止。原是示动符（
），是表示动作的，并非止，动戈（操起武器）当然是武，很简单也很明确易懂，被这位字学大师搞的，以
为止，正好180度大转向，而千百年来人们从未为怪，反誉为典范，类似如此错误，人们不觉，其它又当如何？可见许氏的错误也是不少的。
被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说文》尚且如此，其它书类的错误就可想而知了。但许氏在他的《说文解字》序中却说：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燿于世。可见他还正是为了校诡正乱而做的。同时后人也都承认，没有《说文》后世难于理解古籍，这也是事实。上、下几千年，何况中间多次变动，错讹是在所难免的。
列国离殷商较近，了解殷商时代情况也应确切些。但康殷在他的《古文字学新论》中说，孔丘把古字念错了“苟日新，日日新”不对，是“兄日辛，且日辛”从这件事看古圣贤念错字的事，也不是绝对没有的。
“郭”字“
”，象城坦两侧相对的外城形《说文》讹作“
”，故后作郭（阝是后加的）。“桑”，古为“
”，甲文为“
”，《说文》讹为桑，枝叶变成了三只手。“伐”为“
”，以戈斩人，《说文》讹为“
”，戈离开人首，失其斩意。“须”“
”，象人颔下有鬚，篆讹裂作“
”，胡子离开了嘴巴。御、馭，“
”执杵椎埋人为祭，后者执鞭策马“
”，二者同音，许氏误以御为馭，二者互换。
除上述外，后世无原则乱造的字也不少，如凤凰的凰，凤原是象形字，为了更易为人识，加个凡声，以区别于其它鸟类，变成含声象形字。凤凰原写为凤皇，也有人写为“
”，但不知什么时候，又写为凰了。大约人们觉得合理，于是长期以来变为凤凰了，凤原是凡声，就有些出格，凡是声符，不应盖在鸟身上，同时也少一横，使人不知其所以。凰就更无道理了，几既非形（鸟），也不是声（皇才是声），算什么？模糊，许多人写作糢糊，糊是浆糊的意思，从米。模一般作楷模解，有时音作mu，“模子”也是模型的意思，变为糢，从何说起？大约也和凤凰一样？糢字成了畸型了。
上面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要说古代的讹变，后人们的乱写，就仅以隶变来说，其涉及的面就宽的很，字的原意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不知来源的一些符号，老汉字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有人说，通过解释也容易学，上面这些字怎么解释？况且汉字90%以上是形声字，声的部分只是标音而已，如何解释？保留的结果，是像清末以来人们想遗弃它，是尊重老汉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