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28”
在与毛泽东存在巧合的数字中，“28”应该是最巧合的了。例如，毛泽东的姓名繁体字笔划有28划，故毛泽东曾自称“28划生”。1921年，毛泽东二十八周岁参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了他的斗争生涯。
英国人曾用莎士比亚式的浪漫情怀作了一番饶有情趣的演绎：毛泽东与他的爱妻杨开慧初恋时，杨开慧正值中国人所说的二八芳龄（即十六岁）；1921年二人成婚时，毛泽东正好是二十八岁；1929年，杨开慧牺牲时，又是二十八岁；从成婚那年算起，毛泽东几经波折、奋战，于1949年登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宝座，又经历了28年，当时的礼炮响数目恰好是28响。
一直到197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还念念不忘对毛泽东的“28”命题进行考证。在他首次访华期间，与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的花园中散步时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如果阁下感兴趣，就恕我直言。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这28响礼炮象征：把毛泽东的名字，从神州大地写上了万里蓝天。”
尼克松立即拿出钢笔和纸片，用他学会的中文字写下“毛泽东”三个字，并问周恩来：“这三个字是多少划？”周恩来说：“按当时的中文繁体字，确实是28划。”尼克松又说：“毛泽东早年有个笔名叫二十八划生，28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答道：“主席（毛泽东）当年是用过这样的笔名。不过，建国后推广简化汉字，就不再是28划了。”
尼克松追问：“那么，请阁下说说看，这28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周恩来避开了问题说：“当时筹备开国大典头绪很多，我很忙乱。主席定了要鸣28响礼炮，我就照此安排。至于其中含义，我也未向主席请示。”
尼克松自然不会就此放过：“那么，您的理解是什么呢？”周恩来答道：“我个人的思考，不一定符合主席的原意。在开国大典之前九十天，主席曾经讲过一段话：‘中国共产党已经二十八岁了，28年来，我们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就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用这段话来作为我对‘28’的理解，您看可以吗？”
尼克松说：“您的理解不无道理。不过，我想得到的是它的标准答案。”周恩来答道：“那就等明天阁下与主席会面时，请当面问主席好了。”
后来，尼克松与毛泽东会见时并未谈及此事。或许，尼克松虑及到他的28划之说会被人杜撰为：毛泽东早在开国之始就埋下了个人崇拜的伏笔，故而忌谈此事，以免影响会谈气氛。几年之后，毛泽东与世长辞，“28”命题的标准解释就成了永久之谜。
神奇的“8341”
“8341”这组普通的数字具有极浓郁的神奇色彩，有关它与毛泽东的传说比比皆是，但似乎都离不开“寿命83年，执政41载”之说。目前比较潮流的说法是：秋收起义（1927年）时，毛泽东有一把汉阳造的步枪，枪的编号是8341。毛泽东到延安（1936年）后，常常要把步枪拿出来擦擦，非常珍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实践，就是从这支枪开始的，最后武装夺取了政权。进入北京后，他不再需要枪了，但他记住了这支步枪的号码，命名了他的警卫部队，以纪念他的战争生涯。
事实上，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派出身边的中央警卫部队到清华和北大“支左”后，从此新闻媒体上常披露“8341”部队的消息。由此人们才知道，原来“8341”部队就是中南海的中央警卫部队。至于为甚么使用这四个数字来作为该部队的番号，则无人敢于过问。在当时这是极为敏感的军事机密，弄不好将会招来杀身之祸。
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北京才传出一种说法：毛泽东初入北京（当时称北平）时，先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他在山上访得一位道法高深的老道，求问何时入住中南海为吉？老道不语，只写下“九九”两个字，其意似乎是九月九日。毛泽东又问自己能在位多久？老道仍不语，只写下“八三四一”四个字。毛当时不解其意。但是，他对老道所示的道家术数十分看重。于是，他遵西山老道指教，决定于1949年9月9日入住中南海。
其后，毛泽东又邀集几位智囊如郭沫若、周谷城、范文澜等来议论探讨这两组道家术数之谜底。这几位大学问家纵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仍未能在毛泽东生前为毛解出这两组数字命题的奥秘。直到毛泽东1976年9月9日病逝，好似天机泄露，这两个命题的谜底自然浮出水面。“九九”是毛泽东的去世之日，即9月9日。
类似的传说还有很多，广泛地刊载于国内外的一些报刊上。也正是因为这些神秘的传说，使得中央警卫团的代号，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数字，并且继续延伸着神秘的外延。
出手必是300元
“300”这个数字也与毛泽东很有渊源。毛泽东无论是对自己的故旧、朋友、老师还是素不相识的农民，也不论是在50年代、60年代还是70年代，一旦需要捐助时都是出资300元。
例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那时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
用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直到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李庆霖：“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伟大领袖给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央红头文件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传达，所以李庆霖也成了名人。李庆霖家中至今保存着他当年趴在上面给毛主席写信时的竹桌，而毛泽东寄给他的三百元钱，至今也还存在当地的储蓄所里。
像这样的事情，毛泽东的一生中还有很多次。1953年，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小名胜五）进京看望毛泽东。分手时，毛泽东赠送生活费300万元旧币（折合现币300元）。1954年，湖南一位叫伍如春的老先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位伍老先生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毛泽东同窗，他们都是很要好的同学，毛泽东曾动员他一块闹革命。然而伍如春念及家中妻小，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当教师了。伍如春的信中表示家中生活困难，还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为“云儿助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车薪”。
毛泽东看了以后，随即回了一封信：“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聊作杯水。”这300万元钱是人民币旧币，其实就是300元人民币。信中的“云儿”是伍如春的儿子伍云甫。虽然伍云春默默无闻，他的儿子伍云甫却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解放后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侯补常委、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因为伍如春的信，毛泽东在1955年春节团拜见到伍云甫时还批评他为什么不给老家寄钱。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是清华大学毕业，做过清华学生会主席和全国学联主席，后来成为国家体委主任已是后话。
又如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复信给罗哲烈士（湖南株洲人，20年代曾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妻子曹云芳，信中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
1957年5月，毛泽东和杨开慧当年保姆陈玉英的女儿孙燕（学名孙佩君）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帮助解决初中毕业后升学问题。当年6月8日毛泽东复信：“佩君同志：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毛泽东”。
1962年2月，毛泽东的前儿媳（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与空军飞行员杨茂之结婚。举行婚礼时，毛泽东手书了《三打白骨精》等相赠，还附送了300元钱，说：“我又不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
同年7月，长沙市税务局干部张人价和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教授张人惕致信毛泽东主席，向他报告父亲张有晋故去的讯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张有晋担任过该校数学教员。7月19日毛泽东复信：“惊悉有晋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毛泽东”“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这次毛泽东为先师故去所备的“薄仪”依然是300元人民币……
此地无银三百两
,2007-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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