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有个三不主义，“不过生日，不写自传，不立遗嘱”，现在没有办法都保持了。别人要给他过生日，他也没有能力阻拦。不写自传的理由呢？就像钱钟书所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有些人想给爸爸写传记，他没有答应，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他不愿意人家吹捧他。也有人帮爸爸录音，记录了许多内容，但到写时都被他拒绝了。至于他个人的历史，如民国时代他究竟有些怎样的经历；上世纪30年代在救国会他做了什么事；40年代末他为什么跟随共产党，从美国、又从香港回到内地；他什么时候遇见过毛泽东，又是如何与周恩来以及陈毅开会的等，他从来不对外人讲这些故事。
我和爸爸的生性相似，我也不喜欢接受采访，不愿意谈这些事情。儿子谈论父亲，总在夸奖好像不太合适，无论谈什么总是担心有吹捧他的嫌疑。当然儿子说老子的坏话更不好。
世界观——理性眼光，全球视野
评价我爸爸的一生是很困难的事情。首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这一点是遗传了奶奶的基因。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在去重庆的路上，我们家随身的十几个箱子掉进长江。奶奶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她平静地说箱子丢了就丢了吧。我的妈妈倒是有点着急，因为箱子里装着好多日用品。我奶奶做事、待人非常理性，绝对不说媳妇任何坏话。早年我奶奶连生五个女孩，老不生男孩，我爷爷刚刚娶回姨太太想要传宗接代，奶奶就生下爸爸了。后来奶奶带着她所生的孩子们离开了那个大家庭。
我爸爸到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家里经济情况很不好，但他碰到了好老师、好学长，指导他怎么读书，再加上学校风气比较好，他的同学后来大都很有作为，像吕叔湘等等。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早最好的大学，清华、燕京最早的一批教授，都是从圣约翰大学过去的。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学校，但信仰自由，对宗教信仰没有限定。这个学校提供给人一种真正的知识信仰，尊重每一个人，让你独立思考。大学教育提升了父亲的人格和知识水平。
那两年父亲在圣约翰大学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后来他转入光华大学读书。他的教育和研究方向预示着他的世界观是全球化的，他的一生比较超脱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对中国文化哪些好哪些不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看法。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了现实，了解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也就不会彻底失望了。
教育观——知识为上，学以致用
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唯一一次打我的原因：在四川宜宾，一天看书时，不留神把一脸盆水打翻了，搞得一塌糊涂。爸爸问起是不是我干的，我矢口否认。我撒了谎。父亲就打了我一下，不轻不重，这是我记忆当中唯一一次打我。他说，你怎么搞的，做错了事情还要撒谎，以后如果继续撒谎怎么得了。
还有一次父亲是这样对付我的无理吵闹的：那天我不知为什么事情一直在哭闹，胡闹得过分了。爸爸一下子把我抱起来搁在一个大柜顶上，我自己下不来了。爸爸说你不哭了不闹了，就把你放下来。没办法，我只好停止哭闹，弄得我现在还有点恐高症。
爸爸从不硬性规定我们要读什么书，各种书都可以看，四大名著要看，而且要看懂，还要看各国的名著。但一般的小说可以不看。“那是闲书，有什么价值？我给你看更好的书。”爸爸会选择更好的书给我，让我更有兴趣阅读。
他不太喜欢收集字画，虽然他有很多机会。他说艺术当然很重要，但你过多地沉溺在这里面不值得。他认为读书一定要读真正能够获得知识的书。他很早就告诉我，小说有两种，一种是给你知识的；一种是闲书，后者要尽量少看。后来我到美国发现所有书店都把书分成两类：虚构与非虚构。爸爸说从前美国有规定，小学生课外读物中非虚构类要占80%，所以大人要指导小孩选择读书。
有一个时期，我热衷于收集邮票，他也不阻拦我，我收集了很多很多邮票。后来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两个人收集了世界上唯一的两张邮票，这两个人见面了，A说，你能不能把你的那张拿来给我看看，B拿来了，A看了，然后刷刷刷就把它撕掉了。当时，这两张邮票每张都值上万英镑。B当然大闹，问A为什么要撕他的邮票？A说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你要50万就给你50万。听完这个故事，我有点开窍了。他说集邮从商业角度是有价值的。但是你要知道，第一，邮票是能给你一点知识，但是这种知识你完全可以从百科全书里得到，而且更全面。第二，集邮谈不上是艺术，方寸太小。在他的影响下，后来我就放弃了集邮。
但他从不限制我的兴趣发展，从不干涉。他对我的学习很是关注，但是暗中关注，不知不觉地影响我，关键时候说两句。不过他很重视英语学习。
我读过《七侠五义》，这是武侠小说中比较经典的一本，看完之后其他的就可以不看了。有时候我在看这样的书，爸爸说这本书怎么样？给我讲讲。他说那些大侠的武功是真的吗？真实的人怎么能飞呢？于是他找了一本关于人类生理极限的书，说明人在极端条件下的可能性，这里包含物理学的概念，会爬会跳和飞檐走壁不是一回事。
爸爸善于通过聊天的方式与人沟通。我小时候有段时间检查出来有心脏病，他说有病没有关系，会好的，即使身体有病你还是能做事情。我心情不好时他就把我带到公园里散步，他随手捡起地上几片叶子说，哪一片叶子没有几个洞或者残缺？完完整整的叶子是很少的。难道他们就不是叶子了吗？它们构成了一棵大树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不管有什么缺陷，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有用之处。他最关心我的是：你应该念好书，否则需要你为人民做贡献的时候，你什么知识都没有，拿什么去贡献？
他觉得上海太繁华太闹，让我回苏州安安静静地读书，环境也比较好，苏州的学校也是很好的。爸爸从来不强迫我做任何事情，那时候初一数学教四则混合运算题。有一次我数学考试拿回来成绩是丙，他问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四则混合运算题，乱七八糟的，搞不清楚。一个圆圈种几棵树，多少米一根，加一减一，太乱了。他说那就算了吧，不过代数要好好学，那很重要。爸爸觉得分数高低无所谓，但他很关心是否学习到有用的东西，他就是强调知识。他追求知识的观念很强。
我觉得爸爸是认真学过教育学的，他曾经建议函授大学多教逻辑学、教育学等等，他帮他们设计课程，所以函授大学很感激他。
治学观——博闻强记，正视批评
爸爸学的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可是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对理科的内容也非常有兴趣。他大学里没有学过微积分，后来我教他，他很快就搞懂了其中的原理。他常常说这样一句话，如果我搞自然科学，可能成就会很大，而搞社会科学呢，就没有什么成就。他有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头脑：理性、严谨，承认实践在科学中的巨大作用。他在研究汉字使用数量方面的规律时注意到存在汉字使用效率递减率，因此我给他讲了一点微积分的基本定理，他很开窍，以此来检验他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是否符合实验。
在知识上父亲自称是百科全书派。他觉得认字很重要，所以要致力于用拼音方便地教会大众认字。认字，才会有知识，然后才能启蒙。这一观点给我印象很深。有时候我也会问他问题。但他觉得我没有说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他会说你回去再把问题想一想，看看百科全书，然后你再来问我。我们再讨论。
我上中学时候在家里住的那间屋子里面有书架，爸爸妈妈睡在隔壁。有时候爸爸早上三四点钟就醒了，想找书看，到我睡的房间里来翻百科全书，把我搞醒了。我说爸爸你晚上搞什么呀？妈妈就听见了，就跑过来说，哎，你怎么不睡觉？爸爸说我睡不着了。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想到一个事，赶紧查查新书。妈妈就把爸爸揪回去睡觉了。
他经常查字典、查书和地图，对我的影响很大。你现在问他任何一个小问题，世界大问题，他可以地给你讲得很明白。他以前看杂志，重要的文章上面用笔写得满满的。他看过的杂志我都拿回去，把爸爸划过的地方重新看一遍，我也很长知识。
爸爸总说他不是拼音之父，不让这么称呼他。他还说自己也不是研究文化问题的专家，只是随便写点文化方面的文章而已。他还说这是狗屁文章，顶多是杂文，看完也就可以扔了。人家想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
他很喜欢看人家的批评。有一次，有一篇文章后面，有一大堆跟帖，我打印了很厚的一叠全给他看了。他说人家捧的话，你就不要打印了。也有人家骂他的文章，甚至骂得很难听，什么老不死的。还有人说你有什么资格谈经济问题（他们不知道他是学经济的）。有人说要注意这个人，好像是个大右派，是个漏网右派等等。爸爸看了都觉得无所谓。
他看重真正有水平的批评，比如梁文道的批评，他认为是很严肃的批评。有一个人叫彭小明的说周有光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我们听了都不大高兴，都说叫他们来看看我们家，这是个什么样子的既得利益集团分子。连小保姆都生气了，爸爸也没有生气。他给我看哪些地方批评得很好。爸爸在彭小明大量“骂”他的文章里仔细地看，在他的批评上做了很多记号。“他说我们的工作是有许多问题。比方说用j、q、x这几个字母就不见得是最好的。你可以改动，但花费的代价可能更大。”他说，文字研究有它的技术性方面，也有它社会性问题的方面。技术性可以达到最优美的，但是它可能不符合社会的要求。
对爸爸最重要的一个批评来自台湾。台湾有一本近两寸厚的大书论述大陆文字改革，资料非常丰富。里面收录的是台湾人写的文章，水平非常高。那时候受国民党的态度影响，他们学术界也常常骂我们，说起话来都是什么郭匪沫若，吴匪玉章，胡匪愈之，周匪有光。但他们也写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搞了很多研究工作，收集资料很齐。爸爸认真看完后跟妈妈笑嘻嘻地讲，“哈哈，这本书骂我们，但它把我们的问题搞懂了，知道中国大陆正在研究和解决什么问题。里面很多内容还是暗中赞扬我们呢。”
改革开放后台湾这些学者来大陆，爸爸说你们对我们了解是对的。国民党中也有大批人是比较理解我们大陆的文字改革，中国走了许多弯路，但简化汉字不见得坏，是有贡献的。他说：“我选择从国外回来还是对的。”
对于那些乱七八糟的骂人话，他才不生气呢，他就喜欢看骂他的话，捧他的人太多不用看，骂他的话要看一下。骂人话夹在好话中间，有时候我嫌烦，就都给他打印出来，已经打坏三台打印机了。
家庭观——兼容并包，患难与共
妈妈爱好昆曲。昆曲的词句非常优美，其文学水平很高。以前妈妈经常在家里排戏，反反复复地演唱；爸爸在隔壁写东西，久而久之也喜欢上了昆曲。星期天，妈妈时而去北海排练也会带上爸爸。但爸爸更喜欢西洋音乐，他带妈妈去剧院听西洋音乐的时候，妈妈有时候会在剧院里呼呼大睡。
爸爸妈妈的性格很不一样，爸爸说话少，妈妈说话多。发生争执的时候，哪怕再有理爸爸都不争辩。妈妈说你讲话啊，爸爸说我讲了也还是这么回事。妈妈气消了以后如果觉得自己不对，就说对不起啊，这样就结束了。爸爸不对时，爸爸就承认错误，说，“噢，对不起对不起，下回不了。”就这样，很简单。我没有听爸爸说过我爱你这样的话。他说他和妈妈恋爱时，他找妈妈就说有人托我带一样东西给你，我顺便来看你好不好？
那时我们住在重庆下游不远的唐家坨，爸爸在重庆市区，每个礼拜乘小轮渡往来，平时没有电话，不能通消息。每个礼拜六晚上，妈妈带我到码头等船来。如果重庆遭日本人轰炸，妈妈赶紧打听有没有炸到人，真是心焦如焚。妈妈在码头上等爸爸下船，船上的人一个一个下来，终于看到爸爸也在船上，妈妈才放心了，高兴起来。
记得家里没钱的时候，妈妈就向她的朋友借钱。后来，抗日战争回来，我们的家被彻底毁掉了，妈妈又向亲戚借过钱。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就没有阔过，一直靠薪水过日子。日本投降后，爸爸妈妈有时候会一起去上海舞厅跳舞。我也去过几次。妈妈说，带他去不好吧？爸爸说，去看看没有关系，他早晚会知道社会是什么样的。爸爸相信他能把我教育好。
妈妈在世的时候家里来来往往人特别多，但她身体不太好，我老限制她，我说你一天接待的客人不要超过两个，晚上九点钟一定要请别人走。妈妈就不干，她觉得我限制她。妈妈是家庭的大管家，爸爸的工资都交给她管。爸爸一般不管家务事，包括他平时穿的衣服也是妈妈管。但爸爸有时也会有自己的选择，比如他需要穿西装的时候。他穿西装很有样子，他很懂得西方的文化和礼仪。妈妈去世之后，我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我变成管家婆了。
处世观——化敌为友，控制情绪
这是我爸爸为人处世的一个基本原则，他从不记恨任何人。他说，你想想看，二战时期，日本和德国都是美国最凶恶的敌人。现在德国、日本是美国最好的朋友。特别是德国，它对战争忏悔以后，跟美国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日本呢，它不肯完全忏悔，但在政治上一直与美国保持一致。即使是珍珠港事件，美国使用了原子弹也没有影响他们两个国家的关系。
一件事你做得对的话，就可以化敌为友。
有时候看到别人写文章或者在网上骂他，我们后代忍不住就要反驳。他说不要争辩不要解释，这是他的对策。这些攻击事实上都伤害不了他。别看他个子不高，内心实在很强大。
小时候偶尔我也顶撞父亲，他真是不发脾气。可是他也是个有脾气的人。
有一次爸爸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司机来晚了，结果迟到了。他对司机说，你怎么搞的，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耽误了，以前好几次我都没有说你。司机跟我还是好朋友，后来我对司机说好话。还有一次是我帮爸爸去订购火车票，订票后五天才能拿到火车票，可是五天以后售票处又说票没有了，结果又差点误事，爸爸很不高兴。
我也就记得他发过这两次火，说明他也不是那种完全没有脾气的人。但他非常善于控制情绪，非常理智地考虑问题，这是他的大优点。
我们家这辈子遇到过三件喜事，第一是抗战胜利，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打着灯笼庆祝。第二是1949年中国解放，他相信这是中国的机遇。第三是“四人帮”垮台。
我们也遇到过三件刻骨铭心的事情，让爸爸悲伤。第一次是失去我的妹妹，我们眼睁睁看着她因为缺乏药品治疗而死去。我妈妈一直不能谈这件事，一谈就掉眼泪的。我是家里第一个孩子，接着是我妹妹。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我妈妈又生了三个孩子但都没有保住。等到我六岁的时候，妹妹五岁，她生病后送到医院，但没有检查出来是阑尾炎，后来阑尾穿孔转为腹膜炎。当时需要使用盘尼西林，爸爸托人通过部队去买药。但药没有到我们手里，中途被卖掉了，妹妹就这样死了。妈妈到临死的时候都说，我没有对不起谁，只是对不起我的女儿。这是我们家最凄惨的一段历史了，也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往事。
第二次是我奶奶去世，爸爸很难受。他是个很孝顺的儿子，他很懊恼奶奶竟然因感冒而去世。我想奶奶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奶奶是个很坚强很理性的人。
最后就是我妈妈的去世。他用了半年才恢复过来。爸爸的感情不怎么直接外露，他会写在诗中。
健康观——生死豁达，科学生活
爸爸不太喜欢别人老问他为什么这么长寿，他会说你问我干什么，问大夫去！我也不知道。不得已就说大概是基因吧，大概是不抽烟吧。他很怕人家提这种问题。
他的科学观也用在了生活上。就是科学地对待疾病治疗。他觉得他现在活一天，多一天，要高兴。
他很理性，不管胃口好坏，坚持正常的饮食。
有一回他得了黄疸，到传染病医院，给他吃褪黄素，是很苦的中药。他说，中药是有经验，但是要科学化。他反对分中医西医、中国近代医学、传统医疗方法，他认为医学科学是同一个范畴内的概念。他说什么事情都要科学对待，他会自己琢磨自己的身体。大夫开的药，比方说安眠药，他减半吃试试看行不行。从前他眼睛因青光眼影响视力健康，大夫让他点眼药，他坚持了四五十年，一天四遍点药，从不间断。所以他的眼睛没有瞎，好多人青光眼最后都瞎了。他在干校的时候，我妈妈每一个星期都要到医院拿药给他邮寄去。他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样的长期治疗。
他的看病比较科学，他什么都用科学方法来处理。比方说人要锻炼，他就锻炼锻炼，特别是锻炼脑子。他看了很多锻炼脑子的书。他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脑子也不动，没什么追求，不思考什么事，脑子就老化得快。脑子老化得快，即使有健康身体又有什么用啊？他从不吃保健品，他对保健品的态度，一概不接受。
爸爸是搞社会科学的，但具备自然科学的理性思想。我想这跟长寿命是有关系。不抽烟是自然的，不赌钱，不喝酒，他喝一点点啤酒，统计学上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他是比较相信数据和实验的，拿证据给我看——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人最后都是要死的，必然的，没有办法的。我活得太长，把晓平搞得太累了。
他经常对我说，你不要经常来这里，跑得多了太累。但如果没有来，他就去问保姆，晓平说什么时候来啊？我觉得他可能感到有我在有安全感。
他98岁的时候说我要活到100岁。他曾经说我到100岁就安乐死吧，安乐死还是很好的。但后来他说我活到105岁、106岁吧。再然后又说我到108岁还是可以吧。他说，我向来不做任何预测，也不做什么期望。任何预测可能有统计学的意义。
他提倡的是重生不重死。我活着就要好好过。
父亲让我们和更多的人懂得知识就是财富，有了知识才会真正拥有一切，知识让你可以有无限的创造。知识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爸爸就是坚定的百科全书派。
（作者周晓平，周有光先生的公子，现年80岁，大气物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