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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苗文的记载及传说
关于古代苗族有无文字,学术界历来颇多争论。1997年《贵州社会科学》第四期发表《论苗族民俗文化中的蚩尤形象》一文认为,苗族民间认为,蚩尤是古苗文的创造者。各地的苗族几乎都有苗族古代有文字的传说,这些文字写在羊皮或树皮上,传说中大都认为,由于战争与迁徙频繁,苗族古文字才不幸失传,如今各地苗族刺绣图案中的几何花纹,就是古代苗文的零星残存。
苗族的文字,有着曲折的经历。清代以后的文献记载,苗族历史上确实有文字,如湖南城步苗族曾使用过一种类似汉字篆文的苗文,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苗族杨清保起义失败后,因被官府强令禁用而失传。在清人陆次云所撰《峒溪纤志》、近人谢彬著《云南游记》、于曙峦著《贵州苗族杂谭》、华学涑著《国文探索一斑》等书中,也提到云、贵、川等省有苗文。谢彬云:"苗文为太古文字之一,半立于象形,无形可象者立于会意或谐声,亦有不得有形、意、声立者,则附以各种记号,有一字数音、数字一音者。"国外一些学者如德韦利阿 (G'abriel Deveia)、 维亚尔(Paul Vial)和 德奥·隆 (Commandant Douone)等人对苗文曾有过调查和研究。这些苗文字形,与老彝文有某些相似,因而有人曾怀疑是彝文。但与《彝汉字典》对照,并经贵州彝文学者辨别,认为不是彝文,音义差别很大,而苗语确能解之。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古苗文确实是存在的,只因应用范围不广或被官府禁用,所以无法流传,史籍才说苗族"无文字,刻木为契"。近年在黔东南雷公山和月亮山周围的苗族聚居区发现一些碑文,类似汉字,但又不是汉字,也不同于"水书",当地人称为"苗文碑",可惜残破不全了,是否与古苗文有关,尚待文字专家研究。近现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关岭红岩碑的天书,属古代苗文,持此意见的学者颇多。有不少学者认为,威宁中水出土的古陶瓷中的刻画符号,亦是古代苗文的雏形。
二、柏格里老苗文以及其他苗文的创制
20世纪之前,苗族没有自己通用的文字。清末黔西县化屋乡苗族杨维舟用汉字偏旁部首创制过苗文;威宁县苗族张约翰等人根据传统整理过两套苗文符号。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M.H.Hutton)在黔东南的旁海镇(现凯里市辖)传教时,也创制了一种苗文,这种苗文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国语注音字母为基础,以旁海苗语为标准音,故称"注音字母苗文",当地教会曾用之翻印了大量宗教读物,该文字先早已销声匿迹。清末民初,湘西杰出的苗族诗歌作者石板塘曾运用"六书"的造字规律,借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方块字形的苗文,用以记录和创作诗歌,并在部分苗族中推行。抗日战争时期,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运用阿拉伯字母,以乾城(今吉首)苗语语音为基础,创制了苗族拼音文字,以后又在此基础上,简化为"速记苗文"。同时期,贵州松桃苗族教师龙绍华曾运用国际音标编写东部方言的苗文课本(称"红苗语课本"),对学生讲授。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为传教的需要,在汉族传道员李斯提反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协助下,运用苗族前辈整理的符号和拉丁字母,以石门坎为标准音点创制了拼音文字,并在川黔滇苗区推行。这种拼音文字称"柏格里苗文"或"石门坎苗文",亦称滇东北老苗文。
柏格里等人对于这一发明非常满意,他们曾经吹嘘说:"这种发明很成功,有二十几匹马驮了用我们的字母拼写的圣经到了昆明以后,在两小时内,全部卖完。"文字学家指出,这不是文字创造成功不成功的问题,而是苗族迫切需要文字的表现。
老苗文主要适用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安顺地区、六盘水市和云南省昭通地区、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这部分苗族有35万多人,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有5万多人。现在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苗族群众使用,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掌握。用滇东北老苗文出版的书有《圣经》、《赞美诗》、《马太福音》和《花苗新课本》。《花苗新课本》先后印发1.5万册。川南、黔西北操川黔滇次方言信教的苗族也曾用滇东北老苗文翻译出版过《圣经》、《马太福音》等,现在也还有人掌握滇东北老苗文。滇东北老苗文属自创符号与拉丁字母混合的拼音文字,每个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为声母(共32个),构成文字的主体,小字母(共37个),为韵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或右上角或右侧或右下角,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