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第57期-2009年3月

 

谈汉字简化与振兴国学

名誉会长 苏培成

2009年2月2日，新浪网发表了老愚的博客，题目是《季羡林老人谈国学》。全文如下：  

昨天下午，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老人精神健旺，妙语连珠。在谈及国学普及时，他说了一番意见。

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二、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越南文字拼音化之后，头戴帽子，脚穿鞋子，很滑稽。季先生着重谈到当年简化汉字时，把“皇后”的后与“以后”的“后”弄成一个字所带来的遗憾；

三、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方式，必须读原文，加注释即可；

四、“振兴国学，必须从娃娃抓起。”老人特别指出，给成人讲的国学与给娃娃讲的应该不同，得用心思编教材。

下面我就季先生的四点意见，谈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季先生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汉字有简体和繁体的不同，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远在甲骨文时代就有的。比如车字，在甲骨文里，繁体的车有车轮、车箱、车辕、车轭等，而简体的车就只有车轮，因为车轮是车的主要特征。现在我们使用的简化字，其中的80％是自古传承下来的，在先秦、两汉时就有的竟占30％。简化字“汉”见于汉代的草书，东汉的《章帝千字文断简》中就有“汉”字。简化字“书”在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里广泛使用，还见于汉代史游、西晋索靖、东晋王羲之、唐代孙过庭、怀素等人的书法作品。因此，当我们听季先生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时，我们理解这里说的“汉字”应该包括简体字在内，而不是只指繁体字。季先生也许没有想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季先生说“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这话恐不尽然。试比较下列两段话，一段用繁体字，一段用简化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可见读古文不一定必须读繁体字，简化字同样可以用来写古文。

⑴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

⑵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如果说古书本来是用繁体字写的，一旦改为简化字就变了样，不再是古书了，这话也不对。我们知道，《论语》这部书大约在春秋末期就开始编写，到了战国初期才写定。那时连楷书都还没有呢，更谈不到繁体字了。根据《汉书·艺文志》：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扩大自己的宫室，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发现秦始皇焚书时藏起来的《尚书》《论语》《礼记》等。这是战国时人用战国“古文”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汉代的一般人都已经不认识了。《论语》这部古书，先是用战国“古文”，后来可能改为小篆，再改为隶书，最后才改为楷书。它在用字上经过多少次的“现代化”，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今天看见的繁体字本《论语》，根本不是战国时的样子。如果要回到古代，用繁体字就很不够，一定要改为六国“古文”，可是六国“古文”有几个人认得呢？

下面我们还要说一说认识繁体字和读懂古书的关系。应该明白，不认识繁体字固然不能读繁体字古书，可是认识繁体字的人并不等于就能读古书。因为要能读懂古书，不但要认识繁体字，而且还必须掌握浩繁的与阅读古书有关的知识，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还包括古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等一大套学问，而这些学问绝非三五日就能学会的。《尚书·尧典》开头是“曰若稽古”，这四个字没有繁简体的分别，认识这四个字的人就懂得它的意思了吗？《诗经·豳风·七月》里有一句是“七月流火”，没有生僻字，意思是说到了夏历七月大火星就偏了西，暑气将要退去，可是有的人却误解为七月的天气下了火似的，十分炎热。魏晋以来有个俗语词叫“宁馨”，没有生僻字，意思是如此、这样，可是有的人却误解为宁静温馨。这不是古书无情，故意与我们为难，而是因为语言文字是发展变化的，只知今而不知古，自然无法直接与古人沟通。可见能读懂古书是道高门槛，不认真下一番苦功是跨不过去的。真正能跨过这道高门槛，是经过专门学习、专门训练的从事研究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这不是只认识繁体字的人就能做到的。

继承传统文化历来有两种方式，就是直接继承和间接继承。直接继承是由研究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来继承。他们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直接阅读古籍，并对古籍记载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吸收其中的精华，去除其中的糟粕。然后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写成深浅程度不一的著作，供社会上不同水平的读者阅读。间接继承是指通过阅读由专家学者对传世古籍进行整理、编选、注释、今译和分析写出的各种著作来继承。绝大多数的人是通过间接继承的方式来学习传统文化的。都来搞直接继承不更好吗？那样做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可能。全体人民都去研究文字、音韵、训诂，都去读古书，都不去生产，大家吃什么喝什么？只认识繁体字并不能直接去读古书、去继承传统文化。

简化字比繁体字效率高，好学好用，可是按照季先生的想法，为了能读古书，要放弃简化字回归繁体字，可是认识繁体字的人并不等于就能读古书。假定政府采纳了这样的意见，放弃简化字、回归繁体字，结果是不但丢了简化字，而且古书照样读不懂，这不是两头落空吗？

第二，季先生说：“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

社会是发展的，文化也是不断发展的。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的，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的事情多得很。祖先点油灯，我们点电灯；祖先坐马车，我们坐汽车坐飞机；祖先用毛笔抄书，我们用电脑打字、激光照排……。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深受列强侵略宰割的历史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如果不思进取，死抱住“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的事物，包括语言文字，结果只能是民族沉沦、国家灭亡。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的今天，仍旧不思进取，不许革新，这和时代精神真是相去太远。中国社会需要革新，语文生活同样需要革新。拼音化的问题需要专门讨论，这里只说汉字简化。一百年前，中国语文生活十分落后。那时汉字繁难，文盲众多，民智未开，说的是方言，写的是文言，这种落后的语文生活阻碍了中国的进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和整理，把28画的繁体“開學”简化为只有12画的简体“开学”，为中国进入信息网络时代准备了语文条件。这样的简化是中国语文发展的坦途，是正道，而不是歧途。

进行汉字简化就是为了追求效率，就是要使汉字变得容易学、容易用。搞现代化就是要讲求效率，追求效率正是简化字的理由。季先生的一句话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季先生说“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这句话实际上是承认简化字有高效率，不过他认为即使有高效率也不赞成简化字。他不追求高效率，这和中央提出来的“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老愚的博客说：“季先生着重谈到当年简化汉字时，把‘皇后’的‘后’与‘以后’的‘后’弄成一个字所带来的遗憾。”用“皇后”的“后”代替“以后”的“后”，不是汉字简化时才发生的事情，而是古已有之的，也就是六书里的假借。四书之一的《大学》开头就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五个“后”都是“以后”的“后”，不必有什么“遗憾”。

第三，季先生说：“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方式，必须读原文，加注释即可。”古文今译可以帮助不熟悉繁体字、不懂得古汉语的人接触中华文化，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有效方式之一。把艰深的古籍译为现代汉语，使一般民众容易接受，这和读加注释的原文，可以并行不悖，人们可以各取所需，有什么不可以？就以上面引用的《论语·八佾》里的那段话来说，杨伯峻先生翻译为现代汉语，是：

    孔子说：“管子的器量狭小得很呀！”有人便问：“他是不是太节俭了呢？”孔子道：“他收取了人民的大量的市租，他手下的人员，[一人一职，]从不兼差，如何能说是节俭呢？”那人又问：“那末，他懂得礼节么？”孔子又道：“国君宫殿的门前，一定立一个塞门；管氏盖房子，也立了个塞门。国君设宴招待外国的君主，在堂上有放置酒杯的设备；管氏也有这样的设备。假若说他懂得礼节，那谁不懂得礼节呢？”

这段话的语言虽然变了，可是意思没有变。古文今译后，原有的古书照旧存在，还可以印刷出版，不受影响。这对弘扬传统文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为什么竟然成为毁灭中华文化了呢？

第四，老愚的博客说：“‘振兴国学，必须从娃娃抓起。’老人特别指出，给成人讲的国学与给娃娃讲的应该不同，得用心思编教材。”

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要听取儿童教育家的意见，教育主管部门也会做出安排。在不增加孩子负担的前提下，让孩子背几首古诗，多知道一点传统文化是有好处的，恐怕没有人反对。可是如果完全放弃现代文化的基础教育和品德教育，一切回归传统，让小孩子接受“三味书屋”式的教育，就是害了孩子。2008年11月举行的北京市十三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稿）》。针对目前有些家长放弃义务教育，将适龄儿童送入私塾等问题，修改稿规定家长不得让适龄儿童入私塾而放弃义务教育。这种规定是完全必要的。

通过上面的简要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季先生的四点意见是把继承传统文化和推行简化字对立了起来，就是要传统文化，不要简化字。1935年8月，国民党当政的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有简体字324个，准备推行。字表公布后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同时也受到保守势力的强力反对。传说戴季陶为了反对简体字，给蒋介石下跪，为汉字请命；有的省组织了存文会要求政府收回成命，不去推行简体字，一时搞得乌烟瘴气。最后民国政府改变初衷，宣布简化字“暂缓推行”，保守势力取得了胜利。但是仅仅过了20年，1956年人民政府公布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简化字运动取得了成功。反对汉字简化的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最后难免落得个失败的下场。

在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胡适为《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写的卷头言。胡适说：“我是有历史癖的；我深信语言是一种极守旧的东西，语言文字的改革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但我研究语言文字的历史，曾发现一条通则：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从这条通则上，又可得一条附则：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根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提供的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平时主要写简化字的占95.25%，写繁体字的占0.92％，简繁两体都写的占3.84％。“小百姓语言的趋势”还不够明白吗？站在95.25%的民众的对立面，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其结果不是不言自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