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待我像小弟弟一样
赵元任待我像小弟弟一样。我和老伴（张允和）到赵元任家去，他夫人写了一本书，是讲中国人怎么做中国菜。我去的时候，与赵元任要谈语文学，他的夫人就插进来，谈中国菜。我后来在北大上课，出版了一本书《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在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这封信四年后才给我。其实，这封信全是语文问题。
到了50年代，我们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前两代人的思想当然也影响到了我们第三代。黎锦熙当然是第一个，但他的学术思想太早了，毕竟旧了点。而赵元任比较新，完全符合当时的要求，从学术角度讲很好，可推广发生了困难。什么道理呢，太复杂了。群众不能接受，外国人也学不好。我的语言思想受赵元任书的影响很深，虽然我不是他的学生。后来我努力在他们的基础上再走一步。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我从1955开始，就完全跟经济学脱离了关系，因为语言学是个很复杂的东西，许多东西普通人不能理解，要用全部力量，才能搞出一点工作。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
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
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我提出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也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我今天回想：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沈从文反对 傅汉思赞成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张兆和。
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但我跟他很亲近。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很有意思，我们一家子里，沈从文最初反对的同时，四妹的丈夫傅汉思却很赞成。
傅汉思是德裔美国籍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把赋翻译成英文，好得不得了。他是洋姑爷。我搞拼音，他很赞成。
傅汉思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拼音方案出来以后，他是耶鲁大学第一个用拼音的。他觉得拼音方案非常好。
除了傅汉思，还有一个美国汉学家、语言学家德范克也很支持我们搞汉语拼音方案。
德范克是我的朋友，编写一本《汉英大词典》，推出中国文字改革最坚定的6个倡导者之一。
一个是卢戆章，第一个搞文字改革的清朝人，第二个是鲁迅，第三个是茅盾，第四个、第五个分别是王力和吕叔湘，他那书的第五章还把我也排上了。不过我想那是外国人的捧场，其他人都是很有资格的，我不行。
像搞外交一样搞语言文字研究工作
1979年，领导上突然派我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我说我不去，已经几十年了，我跟外国完全隔断了。还有我连衣服都没有，破的。他说，衣服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最好的，从袜子、皮鞋，到大衣，都重新做。
回来后一概交给公家。我只好服从命令。
其实，我主要是去参加TC46会议的。我们中国人都不太了解国际标准化组织，许多人认为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其实是独立的机构。它的成立比联合国还早，机构庞大得不得了。分了好多专门委员会。当时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叫TC46，是专门研究语言方面的。这个会议水平很高，有很多国际专家。但是国际有名人士对一些专门问题并不太了解。
我去参加了，我就说关于汉语的拼音方案多得不得了，法国有法国的方案，英国有英国的方案，西班牙也有自己的方案。一个鲁迅写成20种写法，应该统一成一个。而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最好。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简单。我就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方案最好。这是第一步，否则你的提案不能成立。
后来的工作颇有外交味道。当时，法国热心支持我们，日本也支持。日本很有意思，他支持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我支持他们的训令式（那是日本关于日语的拼写方案）。不过英美反对我们的拼音方案。
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呢？美国说，他们本来用英国的拼音方案。一改，我国会图书馆要用2000万美元来修改，我们钱也没有。我就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暂时不修改，你就原则上同意我们，再慢慢地改。一直到20世纪最后三年，他们有了钱就改了。
外交味道颇浓的工作做了后，就要拟个草案，呈交ISO通过。争议又出现了。法国人认为草案中要将正词法写进去。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而正词法却是以词语为单位的。
但对中文和日文来说，正词法是不适用的。我们和日本提的方案中都没有正词法。我就去说服那个法国专家，我说中文和日文有共通性，与法文不一样。最终那个法国专家被我说服了。
1982年，国际投票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我回来以后，开始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了《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
■记者手记
1月13日，周有光刚过完102岁生日。家中经常有人去拜访，大家都尊称他“爷爷”。
19日上午9点半，又一次去打扰了周爷爷。爷爷精神还好，正在看报纸，书桌老式、显得有点斑驳。一个放大镜，一份参考消息，旁边是一杯咖啡。参考消息上还有红笔划的线。爷爷说这个习惯他从进大学就有了。
那时，圣约翰大学内报纸很多，欧洲、美洲、日本的都有。有个英国老师，教爷爷语音学的。他也来看书。英国老师说：看报也有方法。你每天看完报，要思考，今天哪个问题最重要？为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要去图书馆查书，查百科全书……
在爷爷看来，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语言学外行的爷爷，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提出了独到见解，并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成为起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三大巨头之一。
直到今天，爷爷还是非常喜欢自己当年受的教育模式，采访的过程中他还穿插着自己对当前教育的看法。谈到最后，爷爷还是很憨厚地大笑：我都是不出去的人了，这些我都是瞎说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