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周有光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23年—1927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解放前曾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从事金融研究。他同时对语言学产生兴趣，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汉语拼音，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1955年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该方案1958年正式公布。1979年至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多次会议，由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出版《汉字改革概论》、《比较文字学初探》等20多种书籍。
大学时开始关心国语运动
我当时进学堂，离现在都已经90多年了。当时，我们最重视三门课：国、英、算，也就是国文、英语、数学。其他的课程大半学了都不考。
小学、中学，我们国文读的都是古文，课本上没有白话。不过老师提倡我们课外看白话的书。于是我们就课上读文言，自己看白话，也能写白话文。当初我没有对语文特别偏爱，国英算学得都不错。
高中以后，我才喜欢语言学，那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在当时最突出的就是语文运动，就是白话文运动。大家都提倡国语。
而我们受教育都是用方言，到今天我背古诗都只能用方言，要我用普通话念古诗我就费劲了。
大学里，我主修经济，但对语言学的爱好让我选修了语言学。具体到对文字改革产生兴趣也是在大学里面萌生的。我进的是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一进大学，我就用英文打字机，但是中文没有打字机，我就感觉到英文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中文则不方便。中文一定要用毛笔写。
五四运动提倡的白话运动影响的基本上是我们那批年轻人。吕叔湘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到大学后，我在上海，他在南京的大学。我们就通信，当时大家关心的都是中国的国语运动。我们通信的话题也主要围绕国语运动。
后来，在国民党时期有许多左翼运动。左翼运动是各种方面新的思想，类似电影有左翼运动，文学也有，语文也有。
叶籁士开创“语文”的概念
语文左翼运动有个重要人物，后来成为我的同事，叫叶籁士。叶籁士在日本读书，回来以后编了一本杂志，叫《语文》，大概就是（上世纪）20、30年代，具体哪一年我搞不清楚了。我们那时候语文两个字不是连起来，语言就是语言，文字就是文字。语文两个字连起来用并作为杂志的名称，是叶籁士开创的。
我给《语文》写文章。因为我是外行，名字都是用假的名字，就用笔名，也就是“周有光”，后来“有光”变成了我的号。那些文章很幼稚，现在看起来都不好意思。
相反，我经济学的文章就用原名周耀平。现在图书馆可以看到的《新中国的金融问题》是解放前写的。
后来倪海曙在上海搞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个运动影响很大。因为语文的事情一向是高层的，而倪海曙把它带到群众里面去，带到工人里面、农民里面，广大的劳动群众也参加语文运动。
受邀参加第一次文字改革会议
我1955年受邀参加第一次文字改革会议，并留在北京搞拼音方案，主要有一个原因。一是我参加了当时的语文左翼运动，在《语文》上发表了文章，同时还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另外，就是在复旦校长陈望道的鼓励下也出了书。
瞿秋白认为中国的拼音文字要根据方言来定，中国就要定许多种方言拼音文字。所以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是一种国语运动，而是很多种方言。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当时国语重要，方言不重要。我也不反对方言要写成文字，但主要力量要放在国语上面。这是一点。还有许多方案，要有共通性，不能相互有矛盾。诸如此类，陈望道对我提的意见非常感兴趣。他说你这些东西跟他们想法不一样，很好，你把它收集起来，出一本小书。
我就根据他的意见，出了一本小书《中国拼音文字研究》，那本书也是很幼稚的，是关于拉丁化的一些文章。
现在看来都不好意思了，没有陈望道鼓励我就不会出版了。我想就是因为这些，尽管我学的是经济，在国外工作是在银行，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也教经济学，但还是受邀参加了文字改革会议。
两代人设计拼音方案的努力
1955年以后，中国重视语文、重视文字改革工作，我就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发挥这方面的研究，把业余的兴趣变成主要的工作。这是很大一个转变。
1955年新成立一个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是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这两个研究室是做具体工作的，下面还有小委员会。一个是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我也是委员。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有文改会的人，也有外面的人来开会讨论。第一研究室的中心问题是要设计拼音方案。
事实上，拼音方案在我们重新设计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这些工作是黎锦熙先生搞的，他是比赵元任更早的一批。
到了赵元任，是第二代了，他们制订国语罗马字，就不用中国汉字方式的符号，而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和我是老乡，比我大，高了几级，最初都没有交往。后来我到美国工作，赵元任正好在那儿读书。我常去看他，两家交往多了，我们就开始讨论语文问题，我就请教他。一直到赵元任去世前，他还写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