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洪杰：汉字 规范化 理论

20世纪的汉字规范化及其指导思想评述*

王洪杰

（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吉林通化  134002）

【根据国家标准《出版物数字用法》“二十”一律改成“20”】

摘要：20世纪的汉字规范化工作迈出了历史的最强音，汉字字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以时间为脉络，对20世纪汉字字形的规范化及其指导思想进行简略的评述。

关键词：汉字规范化指导思想

 

20世纪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个世纪，无论是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增长、政治的变革、还是文化艺术的繁荣，20世纪都以其独特之处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

20世纪的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其中作为信息载体和文化传播工具的语言文字更是发展迅速：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到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从50年代的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到80年代对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的进一步制订、落实等等，一个世纪里汉语言和汉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来自于百姓的自觉而是国家行为，20世纪这一百年中，针对汉语言文字国家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标准，直到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法律形式的颁发。这些法规和标准使汉语言文字更加趋于规范化、标准化，更加符合和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在诸多的法规和标准中，针对汉字的规范和规范化工作更加引人注目。

20世纪的汉字规范，既是对我国古代汉字规范的继承，又是在新时期、新形势指导下的发展。有学者认为：“现行的汉字规范化有狭义、广义和最广义三种含义，狭义的现行汉字规范化，指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汉字的客观发展规律，对楷书汉字进行了整理和简化，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的字表，整理和简化了一大批繁体字、异体字、旧字形，使现行楷书汉字的运用符合这些标准。广义的现行汉字规范化，还包括大陆虽已淘汰但港、澳、台和海外华侨还正在运用的繁体字、异体字和旧字形等楷书汉字的规范问题。最广义的现行汉字规范化是根据汉字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并制订有关古今各种字体汉字的标准，并使各种字体汉字的运用符合这些标准。汉字规范化一般是指狭义的汉字规范化”。[1]

而我们认为汉字的规范化是针对汉字的发展规律对汉字加以整理和规范，为汉字制订各种规章制度，并把这种规章制度固定下来加以推行。本文即以汉字字形变化的发展过程为脉络对其规范化的指导思想加以评述。

一、清末——新中国成立

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一种被动的境地，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受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千方百计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进行汉字改革，提出汉字形体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采取的拯救中华的具体措施。

（一）“字体代变”、“趋易避难”

这一指导思想来源于卢戆章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2]，这部书是我国人民自觉的汉字改革运动的开始，该书提出了“字体代变”、“趋易避难”的指导思想，认为“字体代变，古时用云书鸟迹，降而用蝌蚪象形，又降而用篆隶八分，至汉改为八法，宋改为宋体字，皆趋易避难也”。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简体的俗字逐步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当时一些推行切音新字的著作竞相运用简体字。以切音字运动为代表的汉字改革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二）“去繁就简”

在“字体代变，趋易避难”的思想指导下，简体的俗字逐步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一文[3]，文中认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如采用俗体字。”又在《国语月刊》上发表了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4]。“当时讲的俗体字，实际上是指俗体字中的简体字。因此，一般认为这是简体字运动的开始。”[5]此时部分学者指出汉字存在的问题，提倡去繁就简，广泛搜集民间流行已久的俗字，梳理研究，发表专论，编印字表。

具有代表性的是由刘复、李家瑞编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宋元以来俗字谱》[6]，共收集了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化字6240个，书中俗字的各种简化方法已经基本完备，现代简化汉字的各种简化方法都可以在该书中找到。此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本简化汉字的资料专书。

（三）“减省笔画”

伴随汉字改革运动，汉字规范主要同汉字简化关联。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号发表了《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7]，文章指出：“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提案主张把过去只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正式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上。无论古字，俗字，本字，借字，楷书，草书，只要合于这个主张的，都可以采取。此后，胡怀琛等人撰写出版了《简易字说》[8]等系统整理简体字的书籍。《简易字说》是最早提倡有意识地为简化汉字服务的资料整理；1932年出版的《国音常用字汇》[9]是最早提倡简化字的字汇。

在简体字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简体字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发布《部令第一一四〇〇号》，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当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有识之士的热烈欢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解放区的油印报刊采用并创造了许多简体字，人们称为“解放字”。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和全国解放，“解放字”普及到全国，这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运动打下了有利的基础[10]。

（四）“废除汉字，实现拉丁化”

坚持这一指导思想的是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蔡元培、瞿秋白、鲁迅等人。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11]，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20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

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12]。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13]。要“把文字还给大众”等[14]。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15]。

我们认为就汉字本身来说，全面的废除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一种文字的存在是与一种语言的存在相适应的，是历史积淀的结果，不是轻而易举就废除的，有的只能是某种程度的改变，使其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汉字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积淀的产物，不是一朝一夕就产生的，当然想一下子就废除应该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就某种不适应文字使用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去修改，是现实的和必要的。繁体字的部分繁难现象确实存在，加以适当的修改是合理的。修改的方法，就是适当的简化，新中国成立之前作的这项工作是正确的选择。而这种工作的结果是否就一定要走向拼音化的道路，是否如钱玄同先生所说的那样，改用拼音才是治本的办法，似乎还有待于商榷。

二、新中国成立——20世纪末

这一阶段的汉字规范是对上个世纪前半叶的继承，是逐步走上汉字规范化道路过程中成绩比较显著的一个阶段，对汉字的字形、字音等多方面均加以规范和整理，并推出了大量的字表。这一时期的汉字规范化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主要是在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一）“约定俗成，稳步前进”

新中国成立之后，针对汉字的整理和简化问题，成立了机构，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但早期的汉字简化工作仍然是同“汉字拼音化”联系在一起的。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便正式成立，并于同年12月开始了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工作。

1950年7月10日吴玉章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同年的简化汉字座谈会上，草拟了简体字选定原则：整理选定已经通行的简体字；所选定、补充的简体字，以楷体为主，间或采取行书、草书，但必须注意容易书写和印刷；简体字的选定和补充，以最常用的汉字为限，不必为每一繁难的汉字制作简体。简体字选定后，由教育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施行。

1955年，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说的是记录汉语的文字要“改革”，由现行的属于表意性质的汉字改变为表音性质的拼音文字，也即“拼音化”。这是文字制度的改变[16]。

如果根据这样的思想进行改革，汉字走的就是拼音化的道路。其前提就是更加进一步的简化汉字的形体，以适应文字改革的指导方针。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教育部和文改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吴玉章作了《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报告，提出了“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汉字简化方针。关于“约定俗成”的解释：“约定俗成，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很多简笔字，是群众的智慧所创造出来的。首先采用群众所创造、并且为群众已经习惯使用的那些简笔字，同时运用群众习惯使用的那种简化方法来创造一部分新的简笔字，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大部分笔画繁复的汉字都简化了。”“稳步前进，不主张一次简化很多字，我们主张稳步前进。就是说，不是一次简化，而是分成若干次，并且每次公布的简化字，还可以分成若干批推行。”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17]

1962年4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成《简化字总表》，并于1964年正式颁行。从此简体字走入了人们的生活。

1986年10月1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针对1964年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作了部分调整，使简化字趋于更加合理。

（二）“从俗，从简，书写方便”

新中国异体字整理表的制订，是跟汉字简化方案的制订同步进行的，同时也是简化汉字的一部分。

1952年10月号《中国语文》刊登了丁西林的《对于整理汉字字形的几点意见》[18]，主要内容是关于整理异体字的问题。

1953年3月2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1952年下半年拟出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的指示内容中提到：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简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会议决定，今后汉字字形的简化工作要和汉字字数的精简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变成全部通用汉字的整理。

1953年1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精简汉字工作的报告》，认为汉字必须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进行有系统的简化，工作程序是先精简数量，然后简化形体。

整理异体字的指导思想是“在从俗的前提下坚持音义明确、从简和书写方便”。

“从俗”，就是约定俗成，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书写习惯；“从简”就是字要更加简化；“书写方便”就是从横向书写的习惯出发，针对一个既有上下又有左右两种结构写法的汉字，一般采用左右结构的写法。

1955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通知，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决定从1956年2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

（三）“便于辨认和书写”、“接近手写楷书”、“不完全根据文字学传统”

汉字字形规范中，除了对字形加以简化和确立统一的标准字形外，针对印刷中形体与手写体的矛盾现象，1964年颁行了宋体《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统一了汉字形体，基本解决了印刷与手写楷书字形混乱的现象。

宋体印刷字形的规范整理与汉字的简化和异体字的整理是同时进行的。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把继续整理汉字、编订汉字标准字表列入工作计划，并提出进行汉字字模标准化的工作，以统一印刷字体和手写正楷体的笔画结构，精简部件的种类，确定汉字的标准字形。专门成立了标准字形研究组，具体研究印刷字形的整理、规范问题。

1964年5月，汉字字形整理组拟出宋体《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汉字6196个，给每个汉字规定了标准字形，包括笔画数、笔画形状、结构方式和笔顺。

1965年1月30日，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20]。

在《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中谈道：“整理字形的标准是：同一个宋体字有不同笔画或不同结构的，选择一个便于辨认、便于书写的形体；同一个字宋体和手写楷书笔画结构不同的，宋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书；不完全根据文字学的传统。”

（四）“继续贯彻”、“维持现状”

针对当前的语言文字改革，1992年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曾作过三点指示：“一、继续贯彻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各种印刷品、宣传品尤应坚持使用规范化的简化汉字。二、海峡两岸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留待将来去讨论。三、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写简体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江泽民总书记的三点指示，应当是我们当前汉字规范化工作的主要依据和指导思想[21]。

三、小结　　

20世纪的汉字规范早期是伴随文字改革展开的，其目的是文字要走拼音化的道路。后期一直到1986年以前，汉字规范中的简体字、异体字和字形整理规范，应该说也是在这种主导思想下进行的。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语言文字工作进入新时期，对于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也从思想上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注释：

[1]高更生．现行汉字规范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6．

[2]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厦门五崎顶倍文斋印行，1892年.

[3]陆费逵.《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J].《教育杂志》1909年创刊号.

[4]陆费逵.《整理汉字的意见》[J].《国语月刊》1922年第1卷第1期.

[5]高更生．现行汉字规范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46．

[6] 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M].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30年.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再版.

[7]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J].《国语月刊》特刊汉字改革号，1923年第1卷第7期.

[8]胡怀琛.《简易字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年.

[9]《国音常用字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

[10]高更生．现行汉字规范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44—170．

[11]钱玄同.《汉字革命》[J]；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J]；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J]；蔡元培.《汉字改革说》[J]。《国语月刊》特刊“汉字改革号”，1923.

[12]李敏生．汉字哲学初探[M]．北京：社会学科文献出版社，2000．302-305．

[13]李敏生．汉字哲学初探[M]．北京：社会学科文献出版社，2000．307

[14]费锦昌．论汉字规范工作的层面性[A]．李宇明，费锦昌．汉字规范百家谈[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3．

[15]李敏生．汉字哲学初探[M]．北京：社会学科文献出版社，2000．363．

[16]詹鄞鑫．20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EB]．http//:www.shyywz.com．

[17]高更生．现行汉字规范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2．

[18]丁西林.《对于整理汉字字形的几点意见》[J].《中国语文》，1952年10月.

[19]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

[20]文化部、文改会.《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M].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1986.

[21]李作南，李仁孝．汉语和汉字的规范化问题[J]．阴山学刊，1997．（1）．

 

A Summary Of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And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20th Century

 

Wang Hong-Jie

(Chinese Department Of Tonghua Normal Unversity,Jilin Tonghua 134002)

Abstract: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of the 20th century have made the strongest voice in history, Chinese characters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this paper, the time for context, comb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its guiding ideology.

   Key words: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Guiding Ideology

 

作者简介：

王洪杰：1970年出生，女，吉林通化人，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

学硕士，主要从事汉字字形和方言学研究。

邮  箱：whj1203@126.com

电  话：1584455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