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庆：语言 理论 的 意义

重提普通语言学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从王力先生谈到鲁迅先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庆）

 

提要：王力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多次谈到普通语言学理论对语言研究的重要性。重温王力的话语在今天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现在的许多语言学著作和文章中由于缺乏普通语言学理论知识而导致的错误屡见不鲜。鲁迅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同时，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普通语言学知识足让我们现在的许多语言学专家汗颜，鲁迅的相关论述对今后我国语言学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语言研究水平的提高迫切需要坚实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做基础。

关键词：普通语言学；语言学理论；王力；鲁迅

Abstract: Professor Wang Li stressed in several articles and work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heory of general linguistics in linguistic research. Reviewing the words of professor Wang mean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the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today, for many apparent mistakes found in th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works and articl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aucity of the knowledge on general linguistics theory. The advanced linguistics takes the knowledge of basic general linguistic theory as a prerequisite. Lu Xun, the outstanding thinker, scholar and writer of China, had an excellent knowledge on general linguistic theory which could surprise many linguists. Lu Xun’s several other remarks are also signific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today.

Key Words: general linguistic theory, Wang Li, Lu Xun

 

1．引言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语言学理论对语言研究实践的指导意义也是老生常谈了。然而，在具体的语言研究实践中忽视或者缺乏语言学理论修养的人还是不少，这十分不利于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语言学理论是指一般的语言学理论，又叫做普通语言学。

1943年，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的自序中说：“中国语法学者须有两种修养：第一是中国语史学；第二是普通语言学。缺一不可。若只精于中国语史学（如所谓‘小学’），而不精于普通语言学，就只知道从古书中大事搜罗，把若干单词按照英语的词类区分，成为一部‘新经传释词’。若只精于普通语言学，而不精于中国语史学，就只知道运用若干术语，把中国的语法事实硬凑上去，成为别开生面的‘削足适履’。”[1] 这一段话，是王力先生针对中国当时的语言研究的实际状况而说的，指出了语言研究中两种倾向的不足。到了1962年，王力先生又明确提到了这一点：“五四以后，新的语言学和旧的语言学形成对立，但是和平共处、井水不犯河水，有对立而没有斗争。当时新派语言学家们的主要工作在于调查方言，进行《切韵》研究等，调查方言固然跟旧学无关，即以《切韵》研究而论，搞的是高本汉的一套，和旧学关系不大。至于语法的研究，更不是原来的‘小学’范围内的东西。旧派语言学家仍然搞‘小学’的老一套，跟新派语言学家所学的东西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种情况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有一些新派语言学家们对中国传统语言学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以为旧学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自己在狭窄的范围内钻牛角尖，外国的东西学得不深不透，中国原有的东西知道得更少。有一些旧派语言学家又固步自封，满足于中国原有的成就，即使有所述作，也是陈陈相因，不脱前人的窠臼。这样就不能新旧交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2] 正是因为王力先生兼具高超的普通语言学修养和对汉语言事实的深刻观察，所以他才能明辨不同学者语言研究中的不足，力惩前人之弊，在汉语的研究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语法学著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邵敬敏、方经民对王力先生的贡献做了概括，认为他构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汉语新语法体系之一[3]。无疑，王力先生为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那么他几十年前所说的话在今天是否仍然具有警示意义呢？回答是肯定的。以下主要谈论普通语言学理论对于语言研究的重要意义。因为王力先生很早就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反复申说这一点，所以我在这里的絮聒只好名之曰“重提”。

2．中国普通语言学的落后及其影响

1957年，《中国语文》第3期发表了王力先生的文章“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这是他在天津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其中有这样的话：“中国语言学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普通语言学的落后。这一个薄弱的部门如果不加强，中国的语言学的发展前途就会遭受很大的障碍。”[4] 从王力先生说这话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但王力先生所指出的问题仍然存在：即我们国家的普通语言学还很落后，以致于大大限制了我国的语言学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在我国语言学研究领域中创新成果不多，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知识短缺。许多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知识似乎都是一些一般的语言学的知识，好像并不深奥，然而正是这些好像并不深奥的知识却没有真正成为某些语言学研究者的知识基础，因此这些语言研究者的“学术攀高”能力大大受限，正所谓“根基不固，大厦难成”。“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舟也无力”说的也是这个道理。1962年王力先生也曾说到这一点：“现在我国《语言学概论》一类的书虽然还是初步的基础知识，但是要求语言学工作者先掌握这种基础知识是必要的。”[5] 如果我们的语言研究工作者的普通语言学知识缺乏或者不扎实，其弊病是显而易见的。

2008年，胡明扬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讲到一个例子。当他读一本叫做《认知语言学概论》的书的时候，看到有这样的话：“认知语言学更适合于对汉语进行分析，因为汉语是象形和形声文字发展而来的，对其字形、本义以及引申义的研究有利于发掘文字产生与发展的历史。”[6] 胡先生说，看到这句话以后，他就不想继续看这本书了，因为竟然有“汉语是象形和形声文字发展而来”这样的说法，其余的部分难道还能有什么高论吗？胡先生的说法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现今语言学研究中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

2009年，笔者注意到一本名为《<现代汉语词典>勘误与商榷》的书，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众所周知，在所有语文里，汉语文是形态束缚最少因而也是最具活力、较难驾驭好的语文，对此我们的感受非常深刻。”[7] 据有关统计，世界上约有五千种语言，在我们不能通晓所有语言并作出比较的时候，我们怎么敢说这种话呢？除了这种逻辑推理上的错误之外，从语言学角度看，错误也很多。例如，形态是一种“束缚”吗？有形态的语言就是受到束缚了？！什么叫最具活力的语言？形态束缚少的语言就具有活力吗？就较难驾驭好吗？看到这样的论述，我们就不难想象我国一些语言研究工作者的普通语言学知识的不足了。如此多的常识性错误居然在我国的公开出版物中出现，极大扰乱了人们的视听。

3．运用普通语言学理论指导语言研究的成果

在1957年的那篇文章中，王力先生对普通语言学指导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可以这样说，最近五十年来，中国语言学各部门如果有了一点一滴的成就，那都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8] 到了1962年，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文》杂志发表了“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一文，对五四以来的汉语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五四运动以后，汉语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并没有其他的奥妙，只不过是把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应用到汉语研究上。对象仍旧是原来的对象，只因观点、方法改变了，研究的结果就大不相同。”[9] 在这里，王力先生强调了普通语言学理论对具体语言研究的重要作用。上面已经讲到，王力先生对汉语的研究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提出的汉语的各种句式系统概念，也是他自觉将普通语言学理论运用于汉语语言研究的具体成果。王力先生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王力先生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的成绩时却很谦虚：“有人说我的著作富于开创性，其实我只是根据语言学原理来处理汉语研究的问题。学习了语言学理论和欧美语言学家有关语言研究的著作，回过头来考虑我们的汉语研究，就能开辟许多新的园地，甚至可以产生新的理论。”[10] 在这篇文章中，王力先生再次强调了普通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现在中国懂得语言学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认为，我们培养语言学人材，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普通语言学即语言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学习语言学理论，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用这个理论指导我们研究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我们天天说汉语，但却研究得很不够，不但汉语的历史研究得不够，就是汉语的现状——现代汉语也研究得很不够。从前我写过几本语法书，都在序言里强调：要研究好中国语法，必须先懂得普通语言学。就是说，要研究好汉语，就必须靠语言学理论来指导。”[11]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各门学科大都十分重视理论的重要性，语言学也不例外。在这一时期，语言学理论工作者翻译介绍了苏联的一些普通语言学理论著作，对提高我国语言研究工作者的普通语言学修养起了重要的作用。紧跟着，普通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也有了相当的发展，编写了一些语言学概论、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史的教材，壮大了我国语言学理论工作者的队伍。这一时期普通语言学理论比较活跃的另一个标志是进行了几次有一定规模的语言学理论讨论，例如，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的讨论，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讨论，还有关于汉语词类问题、主宾语问题、单复句问题的讨论[12]。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重视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作用，进行了热烈的理论问题的讨论，活跃了语言研究的学术气氛，使汉语研究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如果没有全国性的语言理论问题的讨论，有些语言问题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当然，有些问题即使讨论了，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但讨论过与根本没有讨论过的效果是绝不相同的）。现在的中国语言学界，除少数人外似乎人人都在埋头做自己的研究，缺少必要的学术讨论、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这对我们的语言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是极其不利的。须知，进行学术讨论能极大提高我们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素养，推动语言研究水平的快速发展。

4．目前忽视和轻视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倾向

王力先生在1962年的文章中谈到，中国语言学有三个优点，其中之一就是重视实践。然而，在看到这一优点的同时，王力先生也看到了优点背后的不足：“过于注重实用，就容易放松了语言学理论的探讨，荀子《正名篇》那样卓越的语言学理论在后世不多见了；关于语言学方法，很少有系统性的叙述。”[13] 除了王力先生外，其他领域的一些人也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追求理性而是重于应用。”[14]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缺乏理论思辨的习惯，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但在中国的语言学领域，似乎确实欠缺探索语言学理论的兴趣。

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兴趣不高，同我国语言学界中的许多学者对各种外国语言掌握的不足有关。王力先生曾说：“在西洋，几乎没有一个普通语言学家不是对一两种具体语言有专长的，假如对任何具体语言都只有浮光掠影的知识，那么普通语言学也不会研究得好。”[15] 他还说：“现在普通语言学的书多是欧美人写的，他们用的材料古代的是希腊文、拉丁文直至印度梵文，现代的则是欧美各国的语言。”[16] 在这里，王力先生给我们指出，如果一个人没有对数种、甚至十数种语言的掌握，很难能对普通语言学有所贡献。他还说：“我记得，我的老师赵元任先生说过：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17] 如果没有对多种外国语言的掌握，就很难进行语言间的综合比较，也就不容易发现语言的一般规律，甚至连自己母语的特点都很难看清楚（因为所谓特点是比较之后的结果），这样我们怎么能对普通语言学有所贡献呢？在研究佛教思想时，有人主张以佛经中译本为主，不必通晓梵文，季羡林先生批评了这种观点：“要想了解佛教思想，最少应懂得梵文。一千多年以前中国也曾出过玄奘那样伟大的学者，深通梵文，但以后却继起无人，连有名的高僧在解释音译梵字的时候都出了不少的笑话。到现在竟有无知妄人公然主张学佛经当以中译本为主，我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我们再看欧美各国和日本的学者，他们是在怎样努力去研究梵文，他们的成绩是怎样的辉煌，我们真该自愧。”[18] 季先生的话虽然是针对佛教研究者，但对语言学者有同样的警示作用。

以上说的是我国普通语言学理论兴趣不高的一个客观原因。我们应该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但现在还有一种主观上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轻视，以为仅凭突发奇想便可以创造有关汉语的语言学理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的学术也有了主张自主发言权的呼声，语言学领域也是如此，这本是好事。但是一些学者急于或忙于搞“创新”，然而其普通语言学理论基础又十分欠缺，这样便产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理论”或“研究方法论”。“字本位理论”便是突出的代表。在中国的传统语言学中，“字”同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词”的区分是不清楚的。中国的传统语言学研究者一般只是研究古代的书面语，所以常常用书写的单位“字”来代替现代语言学上的“word”（词）的概念。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研究重心开始由古代语言转向现代语言，由书面语言转向口语，原来字、词不分的状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要求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代的中国语言学已经将字、词分得很清楚了。可是，字本位理论却退回到了字、词不分的老状态。当然，重要的不仅是字、词概念上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字本位理论违背语言理论的常识，硬说“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胡明扬先生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说：现在有些人混淆字和词的概念，袁晓园、徐德江是故意混淆，像徐（通锵）老师是分不清楚。胡先生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在汉语中，一个字有时可以代表几个不同的词，如果依据字本位理论的说法，不区分词，只用字作为汉语的基本单位，必然会造成极大的混乱，给汉语的研究带来巨大的灾难。学术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现在一些人无视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自大，浮躁冒进，对一些基本的普通语言学问题理解不深，对汉语以外的语言了解不多，却张口创新，闭口突破。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对普通语言学研究的轻视。

不仅某些语言研究工作者的普通语言学知识欠缺，语言学领域之外的普通大众的普通语言学修养更差。有时候，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名人，在涉及语言学问题的时候，谈话往往大悖事实。吕叔湘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奇文共欣赏”，谈到《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莫名其妙的文章，根本就是一点语言学常识都不懂的人，却在那里大谈语言学。吕叔湘先生说：“说实在的，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对语言文字缺少常识性理解是并不少见的。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因为对合理的语文政策的阻挠常常来自他们。”[19] 确如吕先生所说，现在我们的普通语言学知识还很不普及，这种普通语言学知识并不是指中学里所学的主谓语的划分之类，而是关于语言的基本知识、宏观的语文知识，如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功能怎样，文字是怎么回事，语言同文字的关系如何，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等。对这类问题，社会上有许多人存在极大的误解，其中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或名人。2007年，《学术界》第5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其中有这样的话：“对于某些语言来说，语言起源不同于文字起源，而文字起源往往就是‘语言起源’理论上的最前端，因为没有文字的场合，人们难以依靠口语把信息传给后代（口语是不断变化的）。”“华夏方言何啻千万，不了解它们的起源问题就不可能很好地了解其形成，也就无法知道为何有的方言声音清越有的方言口气决绝。”“事实恰恰相反，西方人比中国人无所作为的时候要多些，因为中国人除了说和读之外还有其他语言手段，比如默念。默念诗的时候，即使不发音亦可解其意。”“英国人表达本人，除‘I’，别无选择，中国人却可以在‘我’‘吾’‘余’‘予’中择一。”[20] 读到这些话，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这是另一篇“奇文”吗？对这篇“奇文”的批评，详见《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6月上期所载拙文“岂能如此批评‘索绪尔’！”[21]。

20世纪80年代末，伍铁平等学者就开始批评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先生的一些言论：如“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1世纪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安子介还对汉字任意曲解，如将“鹅”解释为“为了表现‘我’，总是高高抬着头的一种‘鸟’。”这类的解释，说相声是可以的，但稍微有些汉语文字学常识的人便知道其谬误，然而，一度是《汉字文化》主要作者的李涛竟然对安子介肆意吹捧，说“安子介……在汉字学术史上引发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学术革命。安子介先生实至名归成为中国当代汉字学的奠基者。”[22] 知名人士安子介的说法之所以能被一些人认可，主要原因是我国总体的普通语言学知识修养很差。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名人和名言”，讲到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23]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一些并非语言学专业的人士大谈语言学问题，他们的谈话自然就免不了悖得离奇。

2008年12月27日，章太炎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会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会上有的学者指出，鲁迅先生没有被章太炎先生列入《同门录》，因为鲁迅先生并非语言学家。大家或许都知道，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曾亲自跟章太炎先生学习《说文解字》。1936年10月9日鲁迅先生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其中说：“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24] 虽然鲁迅先生说对当时太炎先生所讲的《说文解字》一句也不记得了，但鲁迅先生的普通语言学见识是高于一般人的，甚至高于一些所谓语言专门家，这从鲁迅先生的“门外文谈”一文可以看到。如在语言的起源、文字的创造、古代的言文是否一致、语文教育的阶级性以及语文改革等方面，鲁迅先生都表现出真知灼见[25]。现在有些人认为汉字的一个所谓的“优点”是“见形识义”，其实这是一种俗见，经不起推敲。鲁迅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论述：“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Altamira）洞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而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26]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文字画与它所指代的意思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这一点，赵元任先生[27]和吕叔湘先生[28]也谈到了，认为图画虽然有表意的作用，但意思的解释却十分含混，取决于具体环境。只有当图画定形了，而且同语言中一定的概念（词）之间的联系固定了，这才成为文字，而文字同概念（词）之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即使表意性较强的象形文字也不例外，不存在“见形识义”的便利。如果果真“见形识义”，那就不用古文字学家费力去考证了；如果果真存在“见形识义”的话，那也只能是对于“认识这些文字的人”。认识任何一种文字的人对这种文字都是“见形识义”的。甲骨文中目前不认识的字大多是一些图画性较强的字，可就是不知道其在语言中的具体意义。现在，有些人对汉字的优点进行不切实际的宣扬，这大大有悖于普通语言学常识。

5．如何发展我国的普通语言学

既然普通语言学理论如此重要，鉴于我国普通语言学水平又相对落后的局面，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提高我国的普通语言学水平。现在的中国语言学界有一些人，到处宣称汉语同印欧语系语言的差异，声称我国语法学的落后是由于模仿印欧语语法的结果，我们要摆脱所谓的印欧语眼光，建立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我国语法学的初期阶段，模仿欧洲语言语法的作法相对多一些，但并非全无创造。通过深入的分析，许国璋先生充分肯定了《马氏文通》的创新和马建忠的语言哲学[29]。相当一段时间，语法学界流传着一种所谓的“印欧语眼光”的说法，然而伍铁平先生的文章指出，所谓的印欧语眼光根本就是子虚乌有[30]，完全是一些人凭空拟想出来的一个靶子。汉语同欧洲一些语言确实有区别，但到底是共同点多呢还是区别多呢？我们觉得，语言间的共性是主要的，而语言间的个性却是次要的。现在的任务是，如何深入研究汉语的语言事实，同时大力提高我们的普通语言学水平，两方面共同努力使我国的语言研究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与“印欧语眼光”的说法相伴而生的是盲目排斥西方的语言学理论的倾向。王力先生说：“总之，我们学习外国的东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今后我们应该注意吸收外国的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帮助中国语言学的发展。”[31] “其实，中国语言学和外国语言学既不是对立的东西，也不可以截然分开的东西。”[32]

王力先生很早就明白地看到了我国理论语言学工作者和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者的不足：“搞普通语言学的人往往是知道语言学理论较多，而不太善于结合本国的具体语言，更谈不上继承古人的‘小学’；研究汉语或本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往往强调材料，轻视理论知识。”[33] 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应该努力取长补短，加以改进。对于语言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应该努力结合我国的具体的语言研究，为丰富普通语言学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于我国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者来说，就应该重视普通语言学理论修养的提高，自觉运用普通语言学理论指导具体的语言研究实践。在努力发展我国的普通语言学事业上，我们还是要善于学习西方语言学的长处，弥补自己语言学研究中的不足。王力先生认为中国语言学的第三个优点就是善于吸收外国的文化[34]。因此，现在一部分人的把“西方语言学理论”跟中国语言研究对立起来，过分强调汉语的个性特点，轻视和忽视语言共性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最后，请让我用鲁迅先生的话做一个结尾。鲁迅先生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中说：“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35]

 

注释：

[1]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中华书局1956，“自序”第4页。

[2] [5][9][13][15][31][32][33][34]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第574-575，572，569，564，576，576，573，575，565页。

[3][12]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46，63-64页。

[4][8]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中国语文》1957年第3期第5、4页。

[6]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196页。

[7]杨新安，《<现代汉语词典>勘误与商榷》，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9，“前言”第4页。

[10] [11][16][17]王力，“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第494，492，493，492页。

[14]来自尤广建的文章“自然科学为何没有诞生在中国？”（《北京日报》2008年11月24日转载），笔者转引自张岂之“老子与《道德经》——读任继愈先生《老子绎读》”（《中华读书报》2009年1月21日）。中国传统文化是否缺少理论思辩的习惯，这一问题过于重大，在此很难深论，笔者只是想将这一问题点出，引发大家探讨。另外，可参考吴十洲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一段论述：“孙中山是积极的革命活动家，很少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进行专门的思辨。尽管理论深度不够，他所提出的思想和政纲，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却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完整的思想体系，并产生了国际影响。他的‘知行学说’则是总结革命经验所达到的理论成果，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认识论的最高成就。”（吴十洲，《紫禁城的黎明》，文物出版社1998：167）

[18]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45页。

[19][28]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4，第333，9页。

[20]王文元，“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学术界》2007年第5期，83、86、83-84页。

[21]王庆，“岂能如此批评‘索绪尔’！——评王文元先生‘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文”，《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6月上期，87页。

[22]伍铁平在“维护我国词源字源研究的尊严”（殷寄明著《中国语源学史》代序，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一文中对李涛等人对安子介的肉麻吹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23][24][25][26] [35]鲁迅，《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815，878，727，729，727页。

[27]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99，第140页。

[29]许国璋，《论语言和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第217页。

[30]伍铁平，“与普通语言学有关的几个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