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知道什么是对的
龚鹏程说，他小时候读的也是现代化的学校，但幼年在家中习得一些基本的文史知识，入小学后又遇到黄灿如老师，有过一段寒暑假在老师家中背诵《孟子》、《论语》的时光，有点类似从前的私塾教育。
高中时，他们的国文教材即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龚鹏程说，日治时代的台湾“汉书房”极盛，有一种朗读法名曰“文读”，即用闽南语诵读四书五经，读得摇头晃脑，音韵四起，很是壮观。
“这些浸淫，是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一个中国小孩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熟悉感。传统经典就像我们童年的玩伴，一起玩得不亦乐乎。如果从小不接触，成年后再去学习，未免会有隔阂，会心有畏惧，仿佛在做一件很困难的事。”
龚鹏程并不奢望这些传统经典直接兑现为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因为一个孩子除了在学堂念书，回家还会看到父母如何相处、如何待人接物，还要独自经验人生。“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他说，“‘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种教化要转化为个人道德，是一定要从经验里来的。你从小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么在抉择时或许能够稳得住。”
台湾学者傅佩荣曾说“国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基”，大陆出版人叶匡政对这句话有切身体会。年轻时，他读的多是西方文学与文论，30岁以后才开始系统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由此“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血脉”，认识到“只有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有渊源、有传承的文化共同体中，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行动的意义”。在他看来，人们常说的历史感，不仅包括个人的记忆，还有关于民族文化的记忆；沦落为“文化孤儿”，东讨一口，西乞一勺的情形是难堪的。因此，2006年后他将工作方向转向国学，引进了台湾的那套《国学基本教材》。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看过后说，大陆十几年都不一定能编出这样的教材。
龚鹏程认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的境遇，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而台湾另有一份心路历程：寻求文化身份。
“我们要唱中国歌”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留美博士廖文毅最早在东京提出“台湾民本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在四百多年的殖民经验里，台湾本土文化(原住民文化)受过中原文化以及印尼、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等文化的影响。他的“先天混血论”曾受到后来的学者如黄昭堂等人的批判。
就一个世纪的变迁而言，1895年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岛上民众的心态有些类似犹太人：无家可归，寻找家园。吴浊流写于1943年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揭示了殖民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悲情；而李昂的小说《迷园》也写出了主人公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长期的迷惘失措。《亚细亚的孤儿》后来被罗大佑谱成歌曲，传唱了几十年。
日本战败后，台湾为国民政府收复，蒋介石在全岛推行儒家教育。据龚鹏程说，蒋中正最推崇王阳明，故将草山改名为阳明山。这种儒家型社会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中是具体可感的，比如尊师——20多年前，一位老师去买东西，摊主或售货员一旦得知他的教师身份，态度会很不一样，便宜些或者服务更周到些；学生家长对老师的态度也是恭敬有加。五伦关系、人在社会中的进退，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制约。
龚鹏程记忆中，台湾传统文化最美好的时光是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晚期，那时候经济状况良好，文化也呈现昌盛景象。当时有几大论战，譬如“我们要唱中国歌”，由此掀起校园民谣运动；林怀民的云门舞集，郭小庄的雅韵小集，都是在西方样式中糅进中国元素；还有学术界的“科学文献能不能讲中国话”、“比较文学要建立中国学派”等等，都是在努力凸显中国性与中国品味。
出版人严搏非经营的季风书园与台湾联经公司有合作，他因此与对岸知识人多有接触。他对记者说，“台湾的知识人要比我们这儿诚恳，对知识有敬畏。中国这30年旧理想毁了，直接进入了一个以庸俗为正当的年代。本来我们就没有知识贵族，传统文人中自恋轻薄的那一面发展起来，对今天的社会风气造成很大影响。有时候接触对岸的知识人，他们身上尽管也有文人气，但还是积极健康的那一面要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