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而尴尬的Chinese

　　每个国家的国民都有其明确的名称：比如“美国人”（American）、“法国人”（French）。尽管其中种族、族裔背景大有差异——可以有所谓“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或者“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但“美国人”作为一个政治上、法律上的概念整体，即使在日常用语中也是清晰的，不会有所混乱。

　　有那么一个国家的国民，尽管他们很早就组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实体，但至少在西方日常语言中，至今缺乏明确称谓。这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

　　请大家不要奇怪。虽然人人都知道英语Chinese指“中国人”，但China和Chinese的含义是什么，却始终模糊不清。汉语中，“中国人”、“华人”、“华裔”、“汉族”等等词汇，有明确的界定，但这些词只有一个英文译法。“I am a Chinese”，在不同语境下，可以指“我是中国人（中国公民）”、“我是华人（非中国公民）”、“我是华裔（华人血统）”等等，而且多数情况下，突出的都是其种族含义，即“我是汉族人”。

　　在用来表达语言概念时，这个词汇的暧昧性就更明显：人们通常把汉语译作Chinese，实际上忽略了“中国”并非只有汉语，还包括许多其他民族语言。

　　回到人群的概念上来，由于Chinese在英语日常语境中，和所谓“汉族”的概念是混同的，并不必然包括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所以我们看到，在报道最近的西藏骚乱事件中，西方媒体反复灌输，这是一场Tibetan（藏人）和Chinese的冲突。有意无意之间，造成“藏人”不是“中国人”的效果。同样，在涉及中国的维吾尔族、蒙古族等的时候，英语也统统将其与Chinese并列。我还没见到哪家媒体用类似“非洲裔美国人”的构词法，提出“藏族中国人”，或者“维族中国人”的概念。

　　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意义上的“中国人”，包括了56个民族、组成现代中国的13亿人，至少在英语的日常使用范畴内，是没有总称的。说得极端一些：我们是一个未被承认的、无名的国族（a nation without name）。

　　Chinese来自于China。权威字典大多认为，China一词源于梵文及波斯语对“秦”朝的音译。秦先于汉，可见China一词词源，和“汉”，乃至于“族”，根本扯不上。“中国”并非狭义的“汉族”，更可以从我们的史学传统中找到。正史叙述，从不是以族群为正统。官修“二十五史”中，既包括汉政权，也包括众多非汉政权，如鲜卑、羯、契丹、女真、蒙古、满等。传统哲学中的“华夷之辨”，更是一个文化、而非血缘概念。

　　但到了近代，当欧洲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随着殖民扩张而推广到全球，“民族国家”成为所谓国际法承认的唯一的行为体时，“国家”的概念就和“民族”，以及“主权”、“边界”、“领土”等密不可分了。

　　按照欧洲的这样一套标准，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元中心、边界模糊、主权不明确的“天下”，是“前现代”的。而朝代轮替的国家历史，在黑格尔线性史学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看来，没有指向“文明”和“发达”，完全可以忽略。因此，始自19世纪末，各国汉学界就浮出“中国非国论”，否定China作为国家的资格，只承认它是一个文明。而这个文明，也仅被局限为汉字和儒家文明。

　　于是Chinese缩小为“汉族”，中国的历史被按照族裔血统重述，排斥取代了容纳。蒙元和满清，成了“入侵”China的“外族政权”。既然不是“中国政权”，那么近代中国继承的蒙古、新疆、西藏、东北，就都被划出了China的疆域。一些充分接受“民族国家”法理的日本学者，正是以此否定中国在上述地区享有主权，为日本的侵略谋求正当性。

　　在民族国家体系冲击下，中国一些政治、知识精英也曾质疑过中国的国家属性。不过这段困惑期十分短暂，他们很快意识到，中国从来不是、也不会是单一民族国家。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梁启超提出“大民族主义”，并首创“中华民族”概念，1949年后，共和国更明确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中国的多民族性。

　　被迫由“天下”向民族国家转化，构成中国乃至东亚世界现代史的最重要主题，也是大部分动荡痛苦的根源。这一过程至今未结束。当看到众多无知者，坚称藏人不是Chinese，正式治藏的元朝非Chinese政权，我知道当今话语和知识霸权，仍在潜意识中，否定我和我的同胞作为国民的身份。（ 宋念申   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