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词汇方面的讨论
陆志韦说:从书面语和国语的关系上看,语音、词汇、语法这三方面最麻烦的是词汇问题。语音一般不反映在书面上,如,北京的儿化词不一定写出来,因此语音的关系不大。语法的加工实际上是修辞的加工,因此关系也不大。他强调,书面语的规范尤其要注意词汇方面。北京词汇有些土的,有些不土,土的程度很难定,如:“这家伙儿抠门儿到家了”,“家伙儿”别的地方也有,“抠门儿”是土语,“到家了”也是土话,很难代替。他希望把北京话的词赶快写出来,决定那些是土的,那些是不土的,从中吸取经验,找出原则。张为纲也认为应当重视词汇问题,他认为书面语应以普通话的词汇为主,必要时可以用方言词汇,但要加上注解。
岑麒祥说:应该不限于用北京话的词汇,因为北京话里有些词是不好懂的。例如“山药蛋”等类的词,广东人根本不懂,如果用“马铃薯”,大家就都能懂。韦慤说,几年来中小学课本里选了一些含有西北语汇的课文,南方的教师不懂,也无从查问,都着急了。现在试用的课本用普通话的词改换了过于土的词,语文教学就减少了困难。
周祖谟说:人民口头创作可以用方言词,作品对话中也可以用方言词。舒舍予认为:作品中滥用地方土语并不能加强作品的表现力,作家在写作中应该约束一下。
吴青说:有的电影演员认为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就该用什么地方的语言,如在《桥》这部影片中表演一个山东工人,就用山东语音讲话,结果观众不懂。刘迟说:过去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在说白中用东北话的“蹲狱”、“能耐”、“啥”、“不情绪”而不用普通话的“坐牢”、“本领”、“什么”、“闹情绪”,引起其他地区的观众提出意见。1952年后,才少用方言词汇,现在对某些词的取舍问题还很难解决。
朱德熙认为:要是一个方言的词已经进入书面语,取得了公民权,不妨从宽处理,对外来的格式,新生的词要从严选择。他更指出,创造新词有两个原则,一是要有需要,二是要合乎汉语的构词规律。郭良夫对“原有从宽,外来从严”的主张有不同的意见,他觉得怎样从宽从严很难硬性规定。两可的格式很多,不一定要取消一个。
周有光说:解放后报刊上的文章比以前接近口语了,但有些知识分子由于长期旧传统的影响,写文章文白夹杂,显得不很自然。现在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为拼音化做好准备工作。胡明扬认为:书面语言是根据口语来的,二者应当一致;语法规律基本一致,基本词汇也要一致。口语里无适当的词就应当采用文言词。书面语不要用过多的文言词,比如:有了口语里的“就是”就不必采用文言里的“即”。杨伯峻认为:运用文言词汇也是丰富我们语言的源泉之一,有些文言词简短精悍,必要时不得不用,但滥用也不对,问题在于怎样适当地运用。
关于同义词问题,吴文祺说:同义词的取舍应该依照精密、完善、丰富的原则。说“火柴”比说“洋火”好,应该取“火柴”;说“喝茶”比说“吃茶”、“饮茶”好,应该取“喝茶”。但是修辞色彩不同的同义词应予保留。至于“剧场”、“戏院”这类同义词是否要去掉一个,可以考虑。杨晦、胡裕树都认为不应该过于限制同义词。
舒舍予以建筑部门的用语为例说明词汇的混乱。他说:建筑用语,往往工程师有一套,工人有一套,有时彼此乱用。例如“铺楼板”、“支楼板”同指一件事物,叫名不一致。作家体验生活从事写作的时候,选用词汇无所适从。其次,我们应该直接用体验生活中所得到的语词呢,还是用一般人能了解的语词呢?例如部队中说“缴械”,一般人说“下他的家伙”。作品中如果写了“下他的家伙”,报馆编辑一定给改作“缴械”。他认为使用语词固然以使大家能懂为原则,但是,不应该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把词汇限制过严。
张仲实说:商品名词应由科学机关和有关部门会同研究,规定统一的名称,经政府批准后推行。电影、话剧、广播、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工作者应该在词汇统一会议上共同商讨,提出办法,由政府审查实行。倪海曙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赞成罗常培说的“要少采取‘规定’的办法,而多采取‘影响’的办法。”
(四)语法方面的讨论
关于语法规范和语法研究方面,陆宗达说:汉语语法的规范,应该以北方话为基础,北方话中语法分歧的地方以北京话为标准。规范的原则:(一)破坏词的完整性的格式,如“需不需要”应当排斥。(二)虚词乱用的应当纠正。如北京话中“连那本书给带来”的“连”,跟“连”做连词时的正确用法相混了,是应当规范的。(三)应当适当的吸收方言、古语和外来语的成分。
关兴三说:语序是汉浯语法的特点,根据语序特点的原则研究语法,应该从结构形式出发,不应从意念出发,但忽略意念就容易偏。关于汉语语法的规范问题,如果方言与标准语的语法形式不同,方言应该服从标准语,如“我搬他不动”应服从“我搬不动他”。采用文言成分,应该加以限制,像“以资奖励”这类用法,应当限制在公文中使用,文学作品里不要用。
朱德熙说:汉语的构词法过去没有很好的研究,今后应该展开这方面的工作。在语法规范方面,连词“和、与、同、及”等过去只能连名词,现在也能连动词、可以考虑分工。
刘镜人说:虚词的用法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尤其、何况”有些人就常常用混了。这些问题时常引起争论,如不解决将会影响教学质量。
胡裕树说:外来语的语法成分可以吸收一部分,但是要有选择,无原则的欧化是应当反对的。像《五年计划》里的数词的表达方式就很好,可以学习。关于语法体系的问题,今后短时期内应当建立起统一的体系来,目前应当先规定一个暂时的体系作为共同纲领。体系的研究应当与实际的研究工作并重。
张志公说:现在汉语语法体系繁多,编中学汉语教材课本感到很多困难。例如:“我是中国人”就有几种分析法,“我的书”的“的”,就有几种词类的名称。课本中不允许罗列各种说法,而我们编课本的人从开宗明义就无法措手。我们也曾组织过一些讨论会,但不得要领。语法理论的研究是重要的,同时对体系的讨论也应重视。语言学者在语言规范问题上,不应当采取自然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态度,要积极推荐某些正确的用法,并且否定那些错误的用法。
郑光仪说:最近有本语法书,专爱使用一些极特别的结构如“非糟不糟”之类做例句,这是不对的。
(五)词典方面的讨论
萧家霖提出编词典的一些问题。他说:怎样算一个词,还争论未定,编词典的人对于选词就有困难;语法系统术语不统一,对于编词典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需要有一个普通话的词表。我们为了编一部小学校通用的小词典,从几十种通俗读物里选出词来作了一个词表。这个词表约有一万四千个词,很不全面,有一些常用词还没收在里面。注音以北京音为标准,如读音中有两读,我们以带有全国性的音为本音,只有北京人才那样读的音为又音,注解问题,最困难的是一词有几个意义,意义相差很远的容易分,中间模棱一点的很难分,因此各人划分的义类不同。划分义类的原则还没找到。经验证明编词典应该广泛地收集资料,才便于说明词的意义和用法并举出适当的引例。
鄂山荫教授说:我看只有收集资料这个问题是主要的。如果给小学生编词典,先要了解小学生常看哪些书刊,再大量收集这方面的词汇。资料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林汉达说:我过去编词典总想面面俱全,将所有的材料都收进去,结果做不到,这是因为我没有明确所编词典的对象的原故。选词是个麻烦问题,我认为如果两个词结合起来产生新的意义(例如“饭碗”有时用来表示“生活”或“工作”的意义),应该收入词典。跟“不”字结合的词很多,收集的标准可决定于后面的字。如果后面的字不能独用,可与“不”字连起来当词收入(例如“不同”)。不应该在规范性的词典里收方言词,将来可以编方言词典,如果收一些方言词,必须加以标识。太古怪的字也不要收。一个字有三个音,能取消两个就取消,不能取消,就作为又音。
郑之东说:有人统计解放后到现在由名作家创造的新方块字就有几百个。这样下去会妨碍汉语规范化。《同音字典》的毛病在于没考虑到规范问题,例如和“圪塔”同音的异体字就收了五种,并没推荐一种写法。是词不是词不能单从构词法决定,必须根据社会一般的看法,大家认为是词的就是词。
(六)翻译方面的讨论
关于翻译问题,周有光要求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新名词的时候,不要制造同音词。倪海曙指出有些翻译小说用词很怪,希望翻译家整一整风。
刘迟说:电影翻译工作对于语言规范化有重要的影响。翻译得好,演员录音时就会说得好些。怎样正确地翻译,吸收外国语言中有用的成分,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苏语言习惯不同,俄语常用倒装句:“我一定去,如果你来找我”,“我一定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如果你再给我一个师的兵力”,我们在翻译就有了困难。有些外国谚语,译文不容易充分表达出来。例如一个影片中表演发明了采煤联合机,斯大林同志说:“一只燕子飞来,你还不能认为春天”。又一个影片表演一个自私的老集体农庄庄员,他说:“自己的衬衫最贴自己的身”,有人提议改为“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大家认为不合适,仍用原来直译的句子。
舒舍予说:像“一只燕子飞来,还不能认为春天”这类话很有意味,咱们也能懂,就这样翻译,还可能成为中国的谚语;但由于风俗制度的差异,照直译,咱们不能懂,就应该用另一句话来代替,不过要避免用咱们有而他们没有的语句。翻译作品,不要一点外国味儿不带,这样会给人以错觉,认为外国事事都跟中国一样。至于倒装的句法,汉语也有,例如“我们可以打胜,可是得给我们一师兵力”,用“可是”把意思转回来了。规范应从全面考虑,不可执著。
(七)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问题,林焘认为: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推广普通话自然要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但是方言本身还是要不断发展的,在方言的发展过程中,用它不断产生的符合生活需要的新的成分丰富普通话。叶籁士说:目前汉语的情况是方言太多,不是方言太少了,推广普通话就是尽量扩大普通话的使用范围,相应地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方言在使用范围上受到限制,但是并不会因此消灭。郑之东说:方言如果存在,并且能起一定作用的时候,也还要使用方言。但是不要让方言长期发展下去,而要引导它渐渐走向一致的共同语。
关于地方戏问题,周有光说:推广普通话不应排斥地方戏,地方戏应该让它长期存在,因地方戏有它的艺术特点。马彦祥说:政府提倡发展地方戏曲,现在全国的地方戏曲有二百种之多。地方戏曲和方言的使用分不开,推行普通话以后,地方戏曲的腔调和音乐是否也要变,这是个问题。侯宝林说,现在地方戏的语言已经自发地接近普通话,例如山东琴书已经有人用北京音唱,苏州弹词的道白也含有普通话的语音成分。这样反而受到更多听众的欢迎。
(八)文学风格与语言规范化
关于文学风格与语言规范化的问题,张寿康指出现在有些作家为要坚持自己文章的风格,往往用语不规范。如《谁是最可爱的人》里就有不规范的词句:“我们的部队……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的胸怀是那样地美丽和宽广。”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的文章,也常常发现不合规范的词
句,如:“落了群众的后”,“苏联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时代,我们已经离开(应作离着)共产主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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