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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5日下午到26日，代表们分成五个小组讨论上面两个专题报告。讨论的内容主要如下。
（一）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
周祖谟说：这次会议召开是及时的，汉语规范化首先要使语文工作者思想认识取得一致。关于规范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可从四方面来看：⑴共同语言是民族特征之一，汉语自古以来就是汉族的共同语言，汉语有其发展的规律，不过因为方言很多，很多方面表现分歧。我们要在统一的书面语言的基础上确定口头语言的共同规范。⑵语言不仅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发展文化的利器，现在祖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语言在提高文化普及教育上都有重大作用。为了配合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建设，语言必须有一致的规范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⑶规范化是为实行拼音文字作准备，必须使普通话在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有一定的规范，否则拼音文字的推行就会遭到很大的困难。⑷语言规范化可促进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使它更趋于完善和精密。
杨伯峻指出，规范化有两个作用：①为祖国语言的健康和纯洁作出具体指示；②使大家有一个共同能听懂的语言，为拼音文字创造基础。
周有光认为：汉语规范化工作可以使我们的语言由纷歧到统一，从模糊到明确，使我国的语言精确化、定型化，而尤其重要的是给文字的拼音化铺平道路。
葛信益、孙敬修从自己的教学工作中体会到汉语规范化是十分必要的。他们认为，目前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标点符号上都存在着问题，非常混乱，给教学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教师和学生之间有了规范化的共同语以后，讲课听课都不吃力，彼此愉快，教学效果可以提高。
夏青说：语音的不合规范给广播工作者带来很大困难，许多字都不知怎样读才算正确。
史枚说：从出版界的观点看，语言有明确的规范可以大大减少出版编审工作所浪费的时间。比如：专门术语的不统一，人地名译音的不一致，成语的正字法的不一致，这些都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虽然出版界内部规定了一些办法，然而都不是尽善尽美，完全统—的，所以汉语的规范问题对出版界来说是迫切需要的。
孙崇义结合编词典的工作说明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他说，过去由于规范不明确，编词典的人常感无所适从。规范化问题的提出，使编纂词典的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
（二）语音方面的讨论
对于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规定，代表们发言一致拥护。岑麒祥说：以北京音为普通话语音的标准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北京音内部有些纷歧，应当以知识分子的语音为标准。谢尔久琴柯教授说：以北京音为标准应该注意到那些最广泛的成分，注意共同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细节。在苏联确定莫斯科音为标准音时，也不是以莫斯科所有的话为标准，而是以莫斯科文学家、工人的语音，以苏联最有成就的演员的语音为标准，也就是说以能在语言中作范例的语音为标准。郑之东说：要规定拼音文字方案，首先要确定语音。过去有人认为拼音文字的语音系统可以不一致，是不对的。不应该认为普通话是个大杂拌，应该以北京音为标准，但不采用北京土音。
关于尖团音的问题，赵天吏说：北方话大多不分尖团，解决同音词问题可依靠音节的结合来解决，分尖团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反而增加很多学习上的困难，得不偿失。周有光说：我过去是主张分尖团的，认为对语言精密化有好处。现在既然大家都反对，我也就不坚持我的意见，不过可以把尖团作为符号来区别同音词，不必读出区别来。
关于入声问题，代表们发言一致认为不应把入声加入标准音中。高向夫说：广韵有入声是附声韵，不与平、上、去相配。这种附声韵在现在的广东话中还保留着，北方话已经失掉了入声，从《中原音韵》时代就已如此，可见这是历史的发展趋势，我们不应开倒车，把入声硬加在北京话中。张士一说：入声本身又有字调的高低变化，是它的缺点。在教学中不教入声，对有入声的人并不困难。加上入声虽然可以减少同调字，同时也增加了不少麻烦。规范应该得简省就简省，才便于学习，所以标准音里不应收入声。赵毓英说：河南安阳话中的入声是个短调。现在只保留在单字音中，连读时则变成舒调（阳平），可见它正在趋于消灭。其他方言类似情形一定很多，标准音中不应加入日渐趋于消灭的入声。
关于儿化问题，代表们的意见较为分歧。薛声震说：儿化并不是北京所独有的特点，有些地方的儿化比北京还要多，如四川、贵州连人名都可以儿化。北京儿化有规律可以掌握。假若去掉儿化就违反了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原则。因为它整个破坏了北京话的语音体系。陆宗达说：儿化在语法上有构词作用，在感情上表示爱称，也是分别词义的手段。去掉儿化就会立刻感到词汇贫乏，所以应当保存，但太土的应去掉。刘镜人认为有的地区的人学习儿化有困难，因此可以把儿化的限度放宽一些，加“儿”而可以不化。程世本认为可以保留在书面上的和有—定作用的儿化词，其他的取消，以减少学习上的困难。孙谦则主张凡不儿化可以听懂的词，一概不儿化。
关于轻音问题，代表们的意见和对儿化的看法相类似。黄绮、彭铎等认为轻重音在构词上和区别语义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汉语良好成分之一，应该全部保存。王力、倪海曙等认为轻声词方言区的人听起来模糊，规律也不好掌握，应该考虑。
关于声调问题，有两个相反的看法。倪海曙说：要大家学普通话，大家都有发言权，应该注意群众的批准。声调方面的要求应该宽些。我教新文字不标调，效果很好。据专家们研究，上海话有七调、八调，我生长在上海，从不觉得上海话有声调，而意义完全可以区别（“领”和“拎”两字例外）。北京话声调，外地人学起来很困难。我觉得北京的声调可以不定为标准。王力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广东人学北京话，掌握声调比辅音、元音还容易。对于学习的人要求可以低些，但不能没有标准。北京话的声调应该作为标准。吴语有清浊等因素区别同音词，声调比较次要，北京话则不同，声调是区别同音词的重要成分。至于变调，规律很难掌握，学习起来不容易，应另想办法处理。
关于一词异读的问题，代表们提出很多规范的具体建议。孙崇义说：如果韵书上的北京音现在已经死掉了的，像“暴露”的ㄆㄨㄌㄨ一音应该舍弃而从现在的音，读“ㄅㄠㄌㄨ”。关兴三说：如果一词的两读，一个只在书面语里存在，一个则书面和口语都用，则取后者。如“供给制”不取ㄍㄨㄥㄐㄧㄓ而取ㄍㄨㄥㄍㄟㄓ。黄绮说：两读能区别意义和有语法作用的可以并存。否则应取消一个。取舍的原则，一方面要考虑历史上的根据，另一方面要照顾约定俗成的原则。如：“酝酿”中“酿”的“ㄖㄤ、
ㄋㄧㄤ”两音，应保留“ㄋㄧㄤ”音，好与“酿酒”的“酿”一致。但“滑稽”的“滑”就应该读ㄏ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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