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很多人对于‘组义’问题非常感兴趣，有人谈到：

　　汉语的词可以用5000个汉字零件组装出150万个来。英语150万个词必须倒过来分解，才能够找到里边的零件，例如词根、词缀等等。英语的词根很多，可能远远多于5000个。如果苏先生去掉那种包装，实事求是去比较两种语言构词法的差异，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他的讨论方法不是那个样，讨论结果里没有新东西，也就只有耸人听闻的效果，令同行惊诧或遗憾。

　　近代从日本引进许多新词是事实，但是那种说法简单化了。不要忘了，与此同时日本人为我们培养了学多会说中国话的先生。那些先生按照汉语的规律消化了那些词，然后回来教育人民。他们不但写书写文章，而且还上课、做报告，组织讨论研究。没有那么多推广和普及工作，那些日本汉字词无法引进中国。引进日本汉字词，跟中国人在国内造新词没有什么两样。日本人造那些新词，遵循古汉语的音、义原则，跟近、现代汉语之间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因此是他们造还是我们造，其实是一样的。

　　前面提到文盲的词汇量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国家语言文字政策问题。我只是说，不要武断，说他们词汇量少。如果我说他们未必少需要递交调查报告的话，那么随便说他们少的，就不是“停留在想当然的推理上”了？

21. 我回答：

　　先生认为英语的词根、词缀可以与汉语的‘字’相比。这是不可能的，有人将词缀定义成：可以数得清的词素。也就是说，各种语言中，词缀的数量是一定的。英语的数量大概有二，三百个。相对于词缀来说，词根的定义就是无法数清的词素。但是依先生的意思，如果每个单词都有词缀的话，那么150万单词应该仅有500个词根。所以说，第一，并不是每个单词都有词缀的，相反绝大多少单词没有词缀。第二，词缀中的大多数仅反映了语法上的要求，比如名词变形容词或者变副词等等，而在汉语中基本上用‘的’和‘地’两个字就解决了。第三，很多词缀模糊不清，使用者往往是理解了意思以后再分析出词缀，这样就违反了文字表达意思的原则而成了‘意思确定文字’。比如 en 这个后缀，在golden中是将名词变成形容词，但是在 children中则是将单数变成复数，而在 pen, glen 中什么意义都没有。用一句俗话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英语的基本符号和基本发音种类不够用，无论用什么方法也无济于事。

　　对于日语我了解的不多，但是发现许多中国人用一次发音可以完成的汉字，在日本却需要用两次发音表达。比如广岛，长崎，日语中都需要用四次发音来完成，无论你怎样解释，四次发音要比两次发音所需要的时间长得多。再看日本的发音结构也符合数学运算，五十音图分高低两声，也就是大约一百多个声音种类。比汉语小了十几倍，当然要出现用声音组合来代替汉语的一个声音。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字数多的词汇比如用六～七个汉字表达的单词，如果正巧在日语中每个字都需要用两个声音来表达，那么中国人动六次嘴，日本人就要动十二次嘴。其速度一定要比汉语慢。我曾经设想过，这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战乱不停，而近代又出现了军国主义的原因，当然，这个观点还需要近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不过，有一点我应该指出，就是在新时代的科技创新中，日本绝对不会超过西欧和美国。

　　先生最后提到“停留在想当然的推理上。”的确我讨论的问题中有很多仅仅停留在推理阶段。但是没有这些推理，人们依据什么进行实验？中国的小学课本中比西方课本缺少的就是科技史的内容。四年级的英语课本中就这样写到：古希腊人对于人类科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们冲破前人的迷信束缚而进行严密的推理。由于偏见，他们看不起实验，但是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恰恰是利用了他们的推理进行实验而得到的。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许就是古代有一批‘务虚’的学者受到重视的原因。而近代有不少科学家都认为，提出问题远比解决问题更加困难。只要问题提出了，那么它离解决就不远了。

22. 从我在这里写出第一篇文章后，一直有人提出：汉语词汇的定义没有英语词汇的定义准确。这个问题从小我父亲就对我说过。直到前两年，周有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再次提到。下面我就这个问题作一点介绍。先谈谈什么是意思？

　　J.S.Gunn与R.D.Eagleson所著的Survey of LanguageP63这样写到：“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或物时，眼睛就传给大脑一个人或物的形象。当我们想到一个数千里以外的动物或地方时，虽然它们没在眼前，我们还是在脑海中制造一个动物或者地方的形象。我们给予这些头脑中的形象一个名字。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标定它们，并向别人指明我们头脑中有些什么。这个名字代表一个事物对象的形象或情感。这个名字或单词(字)所代表的意思是一个头脑中的形象，它与该名字、单词相对应。因此，这个单词总是能够使人联想起该形象，而该形象也总是使人联想到这个单词。例如，如果我们想到一个橘子，我们将人为地在脑子里制造一个橘子；如果我们听到单词橘子，我们将立刻在脑子中形成一个橘子的形象。

　　我们头脑中的事物可能与那个事物的本身没有很大的差异，两者可能非常相近。而且我们的观察力也会十分的准确。但是事实上，我们头脑中所有的必定仅仅是一个形象而不是真实的事物本身。这个观点对于理解什么是意思是十分重要的。不是所有的人观察或欣赏每一个事物都用相同的方式；由此而来的是当我们用同一单词来代表同一事物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可能会有微小的印象上的差异。一个居住在沙漠的人，如果他从来没有到过大海去闯荡，那么，他脑子中的‘大海’这个单词比一个居住在海边，喜好划船或者打鱼的人要狭隘得多。而后者头脑中的大海又与一位常年生活在海上，到过几大洋，经历过暴风雨及死一样平静的海面的水手不同。‘折磨’、‘空袭’与‘洪水’对于经历过来的人与只在书本上看到过的人来说是有不同意义的。我们人生的经历是唯一指使我们看待事物的方法。而它将影响意思在我们头脑中对单词意思的看法。

　　这种情况使我们在彻底理解一个单词前，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A、说话者希望指明什么？他用这个单词应该带有他本人的经验色彩以及思想、感情的成分。

　　B、对特殊的听话者，这个单词会有什么启发。他的理解将会同样地被他自己的经历所左右。

　　C、一般人在通常交往中是怎样用一个单词来表示该事物的。

　　上述意思的第三个方面C，一般我们指的是词典中的解释。它基本上是前两者的总结。也就是说，它是融合了说、听双方各自的用法。但词典无法记录A和B中在使用上的区别。所以，词典只是一种定义单词一般用法的工具。此外，它指明了，一个人们已经达成的共识的领域，并且揭示出每个单词将会代表的一般意思。没有这样一个公共的核心，人类的交流将无法实现。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赋予任何单词以任何意思。必须有全体一致的语言共识来操作才行。而这样相互接受的含义就由C来代表。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这个公共的核心来说，每一个人都会由于他自己的经验与背景而进行修正。各人对于单词的意思的看法可能比客观或词典上的意思宽些或者窄些。这个事实适用于说话者与听话者双方。其结果就是当我们听到一个单词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它的一般用途，而且应该努力去评估说话人的一系列意思中，对于我们这些听话者有价值的东西。虽然说话者或听话者由于各自的经历不同而赋予单词的意思不同。但它不会与词典的定义毫无关系，即使有些修正，词典上的解释也会是他们的解释的基础。因为词典提供了我们可以智慧地相互交流的背景。虽然A、B、两个方面有不同之处，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它们的交汇点就是C。”

　　从此，我们看出，在理解一个意思的时候就必须考虑个人经历。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是接触的次数。同一个词接触十遍的人绝对与只接触过一遍的人印象和理解不一样，像哪首歌里唱过：‘每一次发现都有新的感觉。’在这点上汉语是有优势的，因为同样看一本书，汉语复习的是三四千汉字，而英语需要复习的是三四万单词。复习的概率至少相差十倍。

　　对于儿童学习更有一层不方便的。“语言学百科全书”ELL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查字典时 request 的解释是‘demand politely’(有礼貌的要求)，而 对 demand 的解释却是 ‘request firmly’( 严肃的要求) 如果一个儿童，仅认识五千个单词，在他的词汇表中又恰恰没有demand和request这两个词，那么，从词典上是无法明白的，因为在demand 的解释中他不认识request，当他去查re－quest时，词典又要求他首先要知道什么是demand。而认识五千汉字的人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英国出版过一本词典，全部十万个单词由五千个词汇来解释。我相信，这五千单词能够解释十万单词，也一定能解释一百万单词。如果把这些词都变成单个发音的词，他们实际上就是汉字。

　　最后，我要说的是，英语定义一个单词可能是一句很长的准确的句子。而汉语的定义可能是两个简单的，不明确的字。比如tallow这个词在英语词典中的解释是 fatty tissue of animals, especially cattle, used to make candles, soap, etc. ‘动物身上，肥的软组织，特别是牛身上的。用于制造蜡烛和肥皂。’而在中文中仅用两个字来表示‘牛油’看样子英语词典的解释更完善、更详细。但是，你去问十个英国人，tallow是什么，没有一个会将上面那个句子背下来的。他们的回答就是‘牛油’cattle fat还有的人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这就说明，英国人也根本没办法记住上面那句话，因为，换一本词典，解释就可能是另外一个短语the fat of cattle。这种按照各家解释的句子怎么记得过来？如果记不过来的话，所谓的‘严格的定义’就是摸不着，抓不到的影子。还不如汉语中人人都懂的‘牛油’呢？更有一层，上术定义并不严格，细推敲就会发现，‘肥的软组织’和炼过后用作蜡烛的‘牛油’多少有些区别。如果‘严格的定义’就该再发明一个词来区别‘肥组织’和‘炼过的牛油’。这样英语的词汇表中就要再增加一个需要记忆的成员。而汉语的词典中你可能根本找不到‘牛油’这个词，但是你依然运用自如。‘严格的定义’岂不是多此一举？

　　为了得到严格的定义，语言学家曾经希望找到一种无需定义的符号‘义元’。十七世纪的Descartes，Pascal与Leibniz等人便开始很清楚地讨论过寻找“义元”的必要性。他们指出：“没有它们，定义所有的词汇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我们如何定义一个词汇，那些我们用来定义别人的词汇，它们本身就需要定义，依此类推，谁也定义不了谁。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让这些定义的循环停止在某些特定的词汇上，这些特定的词汇是被认为无须别人定义而可以定义别人的。”

　　现代的词典，基本上没有根据这个理论而以某些未经定义的词汇作基本词；上述demand和request互为解释的死循环便出现了。想要使词典跳出这种循环就需要某些词汇是无须定义的。而这些无须定义的词汇必须是能自己解释自己的。Leibniz在讨论它们时说道：“如果没有任何词汇可以自己解释自己，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被人类理解。”1987年Wierzbicka也说道：“如果想使词典摆脱这种循环，那么必须有一组无须定义的词汇。”  某些学者(如S.Rensen1958)相信：“不同语言中的那组‘义元’是不同的。”有些学者则认为：“需要找到一组能够适应所有语言的‘义元’。而且，Leibniz认为可以找到一组‘人类思维的字母’。”1972年Wierzbicka提出了最早的‘义元’的假设：I ， you, ，someone，something，this，want，do，not，want，think，feel，imagine， become，part，和world。后来，feel一词从表中删去，代之以know，place与time。当然，该表没有成功。 

　　因此，我认为，对于单词或汉字的定义没有严格与不严格之分，只有理解的深刻与肤浅之分。如果说英语词典定义的严格，那么为什么各种词典上会有不同的定义，它们之中谁是最严格的？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感觉，认为描写的字数多就‘严格’，字数少就不‘严格’。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会发现那些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所理解的词汇或字的意思远远超过了词典和字典所给出的定义。否则社会就不必发展了。

23. 有人回答：

　　祖宗给我们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汉字。如果大学生的要求是两、三千字，中文系就苦了。生物系也不行，许多动物要用到冷僻的汉字。动物园里有汉语拼音注音，那是令中国人脸红的举措。但它也证明了，动物名称是成千上万年里老祖宗的集体创造。古代用单音节给动物取名字，那是游牧时代。动物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可以不在乎它们占用大量音节。但是音节毕竟是有限的。到了农业时代，各种“马”被归为一大类，于是有了“×马、××马”的新方法。感谢老祖宗，可以放在“马”字位置上的字很多，所以有各种“鱼”、各种“老虎”。

　　声音是信息文明的重要内容。然而声音世界就不一样了，类似“马”的字老祖宗只造了两个：“声、音”。各行各业的术语里都用它们。“咳嗽声”谁都懂。医生说“罗音”，在临床实习之前，未来的医生未必能明白，什么是“罗音”。“人声”是什么声音？它只是有人在活动，声音是象征性的。“白噪声、粉红噪声”的理据在哪里，初学者一般都猜不出来。现代书面上不用“声、音”的拟声词很贫乏，它们是汉字支持不足的结果。成千上万种声音的词里都要用“声”或“音”，于是又有了一种尴尬。

　　汉语很保守，它似乎不喜欢新音节、新语素。它们受到汉字的制约。在现成的范围里我们最多只能从单音节走向双音节或多音节，或者让语素或汉字的词义转移或分裂。词义转移或分裂从表面看不出来，势必增加使用的不便。我们不能借用世界通用的语素，中国人一出国门就苦了。相反，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比我们更容易走向世界。他们可以自由享用全世界老祖宗的创造。

　　因此，有得必有失。英语有失也会有它的得。我们为汉语自豪，英美人民也为英语自豪。语言优越论是站不住脚的。

24. 对于逻辑问题我曾经这样回答：

　　某先生说：“英语是逻辑语言，是以颠倒思维逻辑，顺序为特征的逻辑语言，是没有逻辑而靠硬性规定的补白语法才能明白内在逻辑的逻辑语言。”

　　我认为一篇文章能够表达清楚就够了，如果任意颠倒语序而不用增加我们的记忆的话，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英语在颠倒语序的时候要求我们增加了记忆，对于人类面临的‘知识膨胀’问题来讲，它就成了一种负担。在我的‘语言学与数学’中，我刚刚谈到，古希腊人的成功在于他们善于忽略琐事，抓住实质。而拼音文字的语法发展到今天，恰恰是抓住了琐事，忽略了实质。比如：I love her.这句话表达就够了，你什么时候见过I her love, Her love I, Her I love, love her I, love I her？换句话说，位置已经确定了主谓宾的性质，如果再改变书写方法来告诉读者主谓宾关系就是双重表达。汉语称双重表达是一种病句。从逻辑上讲也说不通，为什么同样的文章中某些意思要表达两次，有些意思表达三次，又有些意思仅表达一次呢？如果从语言的功能来解释，使用主，宾形式并没有使表达更加清楚。相反，由于需要记忆更多的内容，它使人们更加难以掌握。没有利用位置而一味创造新符号是罗马数字被阿拉伯数字淘汰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语法在初期形成的时候，仅仅是为了节省发音的动作。但是后来，为了语言扩张被古希腊人吹成了人类语言的法则。其实grammar这个单词在古希腊语中仅仅代表：正常的使用语言。后来的人将它无限的推广，到了古罗马帝国的时代已经有人提出：过多的语法条例已经把正确的使用语法和正确的使用语言变成了两回事。从英语当年对于语法的疯狂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语法在所有的拼音语言中都是经过一段疯狂后逐渐降温。先生难道不愿意了解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25. 对于学术评审活动我是这样考虑的：

　　学术评估实际上是所有学术研究的瓶颈。抛开官僚体制和个人私利不提，即使是学派之争也会扼杀创新精神于无形。爱茵斯坦成名以后，有二百多位教授联名反对他的观点。试想，如果爱茵斯坦没有其他的途径被认同，而是由同行来评判，那么他的思想将不会被世人所知道，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将是一片黑暗。最早发现遗传变异种类的是一位神甫，他在种花的时候发现第二代的花与上一代的花存在一些数学关系，他把它写成论文寄给当时的科学刊物，但是，当时的‘科学’把它看作是‘神经病’搁置起来。这位神甫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终于发表了他的文章，后人才能够得知，世界上曾经有人发现过这个规律。所以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到了二十一世界，伯乐不是常有不常有的问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问题。封建时代，皇帝评判状元的时候不会存在任何偏心，但是还是有人能够使得某些考生根本进不了殿试。还有就是，某些‘千里马’有了伯乐身份以后不能够秉公办事。牛顿在取得皇家科学院领导地位以后就曾经压制异己。数学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冤案：毕达哥拉斯是一位著名的希腊数学家，他出生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在西方世界，他最先发现了勾股定理，因此，西方人称这个定理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他曾经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宗教和数学的团体－－青年兄弟会。在那里毕达哥拉斯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各位会员。但是，他有一个规定：不准把这些知识泄漏给外人，而且，任何会员如果有了新发明，都要归毕达哥拉斯所有，违者处死。

　　在毕达哥拉斯以前，有一位名叫德莫克利特的学者，他认为，几何图形是由某种不能分割的原子组成的。按照这种理论，任何两条线段的比就是它们原子数目的比。因此，毕达哥拉斯断言：任何两条线段的比，都可以用两个整数的比来表示。      这就是‘比例论’。毕达哥拉斯的学生希伯斯用‘比例论’研究线段比时发现，直角边为1、1和7、1/3的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就无法用整数之比的形式来表示。希伯斯认为，这里一定存在一个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的新数－－无理数。这个发现为数学天空点缀了一颗明亮的星星，动摇了‘比例论’的思想基础，引起了希腊数学史上第一次数学危机。但是，当毕达哥拉斯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气恼，下令活埋希伯斯－－。

　　从这些历史中我们也许能够看到，很多情况下，科学与民主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互相排斥的。希望科学与民主同时到来的幻想未免有些：光看到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揍。

　　所有上面所说的问题都发生在信息交流不畅通的年代。任何学术问题，仅仅能够在很小的圈子里讨论，如果这个圈子中人的道德品质与能力有问题，那么，这门学术就算是没指望了。我认为论坛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为了防备捣乱分子，应该对于参加者有一些限制。比如要使用真名，而且对于身份要有一个确定的方法，不能冒名顶替。对于国内的人来讲有身份证号码，但是对于海外的人来说，尤其有些非汉语背景人士就成了问题。不过，如果中国能够首先做到这一点的话，要求海外人士写明身份也不会太困难。除此以外，论坛的权威性也十分重要。目前国内有好几个语言学论坛，北大的论坛在某些方面就比本论坛热闹。如果将几个论坛联合起来，注册后可以通用是不是能够更加具有权威性，而各坛坛主是否愿意等都是可以探讨的问题。一个权威性的论坛不但可以使学术交流迅速，而且可以在论坛上讨论分工的问题。由于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太广泛，许多时候，一个在网上问一句就解决的问题，研究人员需要查好几天的书。如果某个问题找不到答案，也没有文献记载，那么就应该由坛主挂出来征求研究者。而目前的方法却是个人向有关单位申报项目。如果这个项目已经有人研究了，他还不知道，换了一个名称报了上去，上面又没有时间审查，那么这笔经费就是白花了。关于出版的问题也是一样，公开化和透明化是唯一的出路。中国的出版要有三审，四审等，绝对不允许出现‘错误’。这样，所有的出版社分不出水平来。海外在出版上非常宽松，由于学术刊物与扫黄不着边，所以不妨仿效海外的制度。知名的出版社，审查严格。但是，对于个人出书，仅有一个办公室来控制，只要是学术书籍就可以发书号。作者可以到各种印刷厂印刷。发书号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书出来以后登记方便，以免有人剽窃。

　　总之，如果所有的学者愿意自己组织一个评判机构，并且人人都自觉地义务参加它的讨论。那么，主管当局就会放弃当前的做法，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加合理。遗憾的是，目前也许学者们吃这种苦头还不够，所以还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评判。

　　上述看法虽然会引起许多争论。而且这已经超出了语言研究的范围。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语言学就没有办法继续发展。该讨论中有人提到某些大学在评估职称的时候，以文章的长度或者书的厚度作为标准。还有的学校将语言学刊物分成三，六，九等，为它们分别打分，然后根据发表刊物的分数来评定职称。我认为从被评审的学者来看，当然是哭笑不得。但是，如果我们从评审人员的角度来看，这是无奈的事实。评审人员考虑问题根本不是从学术水平来考虑，而是从事后有没有人来找麻烦的角度来考虑。所有的被评审学者可能都会抱怨评审人员。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让被评审人员也参加部分评审，他们是否愿意义务地趟这混水呢？如果大家都愿意尽义务认真评价别人的文章，那么当局自然乐得将评审权下放。从被评审人的角度讲，如果有更多的人对你的文章评审，那么自己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份量，校方不给职称，那么校方的威信将受的损失。这样学者们就可以更好地将所有心思放在研究上面。换句话说将一部分自己的精力放在评判别人的文章上面总比放在和上级领导争职称上面好，而且，也是对于学术的一种锻炼。也许有人认为学术研究中往往出现一派压另一派的现象。我认为论坛上出现不了这种现象。关键是大家的态度要端正，在西方议会制度中，执政党有工资，反对党的工资也不低。关键是你的观点是否有丰富的内容。如果你的观点本来就很空洞，那么你反对来反对去自己也觉得没有意思了。相反，如果你的反对有水平，用不着怕别人在论坛上压制。更何况，压制别人的人也是被评估对象呢。

书名：《语言的本质》　作者:苏诚忠　语言文字网(www.yywzw.com)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