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在网上有人提出语言生态的问题，因为欧洲是一个经济发达而语言分裂的地区，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研究最多的是欧洲国家，人们喜欢用欧洲人的观点作为参考：

　　欧洲联盟和欧洲委员会，分别为“语言年”筹划了各自的宣传活动。“语言年”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推动欧洲委员会的《欧洲地区与少数民族语言宪章》被各成员国签署批准和实施。因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至今还不承认该宪章。“语言年”活动的组织者强调，欧洲的语言多样性是欧洲力量所在。每个欧洲人都可以学外语，具有掌握外语的优势。掌握多种语言，有利于拓展欧盟范围内跨国就业的前景。据调查，欧洲半数以上的人会讲母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

　　目前世界人口60多亿，讲六七千种不同的语言，其中96％的语言只有占全球人口4％的人使用。此次参与“2001欧洲语言年”活动的国家共有47个，其中包括欧盟15个成员国以及与欧洲委员会签署《欧洲文化宪章》的国家。欧洲现约有225种地方语言，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有5种，即俄、德、英、法和意大利语。这47个国家涉及40多种官方语言，其中不少国家还有多种传统地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随着移民的增加，欧洲的语言也越来越丰富。如在伦敦就有300种在家庭使用的母语，在西欧其他大城市，通常也有100至200种语言在校园使用，如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库尔德语、柏柏尔语和汉语等。

　　移民父母与子女使用母语日常交谈是保持民族语言生存的基本方式。只要两代人不讲母语，后代也就不会这种语言了。据统计，近一个世纪来，全世界已有一半语言消失，这是人类文化遗产无法弥补的损失。为保护欧洲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欧洲委员会从1998年起实施《欧洲地区与少数民族语言宪章》，目前已有11个国家签署，另外还有保护少数民族和其语言特性的框架公约，也已被30多个国家接受。欧盟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地方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措施。如欧盟驻布鲁塞尔各机构的同声传译及各种文字材料、文件等，除用英、法文之外，通常还用其他十几种文字。

　　Can threatedned languages be saved?‘ 人类可以拯救濒危的语言吗？’Edited by Joshua A. Fishman 2001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ISBN 1-85359-493-8 503 pages. Reviewed by Liu Haitao　http://www.liuhaitao.net/fishmanrec.htm　

　　人类可以拯救濒危的语言吗？由国际著名社会语言学家 J. Fishman主编的本书对此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事实上，本文集是Fishman 于1991年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一书的延续。Fishman 1991 年的那本著作为社会语言学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是社会语言学者跟踪研究语言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Fishman创造了一个新的表达方式Reversing Language Shift（RLS，逆向语言转换），但其基本含义类似于研究“弱势语言”、克里奥尔语等学者在近十年来倡导的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从有关文献来看，二者的研究趋向有所不同，但实质均是希望通过采用人工参与的方式改变语言不断消亡的局势。关于语言多样性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我们已多次在其他地方谈到，这是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题。Fishman所提出的RLS理论，其本质和目标虽然也有益于保持语言的多样性，但更注重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单纯的提出问题。如果人们将语言生态学提出的问题，试图用Fishman的RLS 方法来研究解决，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路向。

　　Fishman在1991一书中提出了RLS工程的8个阶段，并且在此框架下研究了十多种濒危语言的例子。十年后问世的这本书通过一个统一的RLS研究框架，更新了这些语言的现状，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RLS理论。本书共分19章，除第一章和第十九章由主编Fishman撰写之外，涉及各种语言的十七个章节，均由那一种语言的专家写成。以下为本书涉及的语言及作者：Navajo(T. Lee/D. McLaughlin), 纽约波多黎各人讲的西班牙语（Garcia/Morin/Rivera），依地语在纽约（Fishman），魁北克的RLS（Bourhis），Otomi（Lastra），Quechua（Hornberger/King），Irish（Riagain），Frisian（Gorter），Basque（Azurmendi /Bachoc /Zabaleta），Catalan(Strubell), Oko(Adegbija), Andamanese (Annamalai / Gnanasundaram), Akor Itak (Maher), 希伯莱语(Spolsky/Shohamy)，欧洲移民语言（Clyne），澳洲土著语(Lo Bianco/Rhydwen)，Aotearoa(R.Benton/N.Benton)。

　　Fishman 在题为“Why is it so hard to save a threatened language?”的第一章里，从多种角度讨论了拯救濒危语言的困难性，他认为：一种与传统文化联系密切的民族文化语言的消亡通常是长期与其传统文化背离的结果，这一过程助长了与语言保护主义敌对力量的形成；保护弱势语言的活动一般被认为是保守、狭隘和反现代的；为了保护一种濒危语言，她的某些作用既要区别于其强势对手，又要和其达到共享，这是一个难于达到和维持的折衷位置；濒危语言重获的任何功能都必须同时从“上”、“下”两方面得到加强；RLS的反对力量不仅来自国内的统治力量，也来自国际。

　　在接下来的十七章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语言研究者们，利用Fishman(1991)一书中提出的RLS理论框架分析、描述了十多种濒危语言的现状和发展。从这些语言生态爱好者的笔下，我们不难感到语言拯救工作的任重道远。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再介绍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了。虽然这些语言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都曾或正在消失。我们高兴地看到曾经消失的希伯来语的复活，也看到濒危的爱尔兰语的状态恢复，这说明只要方法、组织得当，语言的RLS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最近几个月一直在阅读、思考有关语言生态学和语言多样性的东西，加之过去对于国际语学和语言规划的研究和理解，我不难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和Fishman提出的RLS理论。然而，当我读到以下一段文字时，我的心被震撼了：“When the words of all people become one, then the world will come to an end. Our language is holy, and when it is gone, the good in life will be gone with it.”（p. 23）。看了这一段文字，我们不应该再有什么理由忽视语言的消亡了。

　　Fishman 用“From theory to practice”的第十九章结束了这一本对于社会语言学极有意义的文集。在这一部分，作者重新检视了RLS理论，总结了RLS十年来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历程。最后，作者对于本书标题提出的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换言之，濒危语言是可以被拯救的，但这是一项需要精心组织的社会工程。作者也提醒大家面临濒危的不仅仅只是那些小语言，世上所有的语言，其生存是密切相关的。这如同生物世界的生态关系一般，如果世上所有的生物都灭绝了，那么人类作为唯一的生物也是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语言也是如此，没有人愿意接受只有一种文化和一种语言的世界。

　　总的看来，Fishman提出的RLS理论是一种基于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规划理论，RLS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步骤将濒危的语言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语言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心理、文化、政治等因素。RLS作为语言学家的一种理论，要让其真正起到作用，还须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否则难以奏效。计划语言的研究者们多年来通过对于计划语言的研究，已经就语言的社会化机理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如果，我们将Fishman的RLS中GIDS的步骤与著名计划语言学者 Detlev Blanke 的计划语言社会化步骤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计划语言的研究是可以为RLS或濒危语言的拯救提供许多借鉴的。对于计划语言的发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由Klaus Schubert 主编的新作：Planned Languages: From Concept to Reality. (2001, Brussel: VLEKHO). This is an essential book for local language advocates, language policy specialists working fo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bodies,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their students in socio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who want to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smaller languages of the world and how to assist them more effectively in their ongoing struggles for survival and recovery.

　　联合国已经设立了“国际母语日”，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把所有语言，无论大小，都看成是人类文化宝贵遗产，并加以保护。高淳方言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立法保护方言，鼓励人们在非正式场合说方言，树立保护方言的意识，并充分利用丰富的方言语音来补充完善现有普通话，最终达到苏先生所期望的加快思维和交流速度的理想。

11. 对于这位先生的想法，我是这样回答的：

　　我认为先生的观点牵扯到一个更加广泛的政治问题，即左与右的问题。这里的左和右与49年到80年之间中国大陆的左与右是不同的。这两个字来自法国革命时的自由，平等，博爱。当时主张自由的人经常坐在国会的右侧所以称右派，而主张平等的人坐在左边，后来就成了左派。两派人都对于博爱不感兴趣，所以它没派。西方人虽然发明了这两个新词，而且这种现象在当今任何国家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但是，我感觉，他们对于两者的利弊没有中国人的讨论精辟。我们追溯到三千年前的中国就会找到。那个时候，西周政权刚刚建立，周政府将周公和姜太公分封到鲁和齐两个国家，周公和太公曾经有过一次辩论，周公坚持以‘道’(平等)治国，太公坚持以‘利’(自由)治国。周公认为以‘利’治国必定导致天下大乱，而太公认为以道治国必定导至国家衰弱。二百年以后，两人的预言都兑现了；也就是，鲁国虽然风尚好，甚至出了个孔子，但是变弱，齐国虽然富强，但是变乱。所以后来的中国政治家总希望保持两者的平衡。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打破了这种平衡。应该说，进化论是典型的右派言论。不单如此，它不像政治家那样搞平衡，而是宣布，一个物种，一旦被淘汰，那么它连发言权都没有了；其他的一切就都无从谈起。多元化的语言当然是好，但是当考虑到人的生命长度与知识膨胀问题以后，只好忍痛割爱。从另一方面讲，多元化的语言与多元文化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发现，如果采用颗粒更小的语言来运载某一种文化的话，它不但能够表达更加清晰，而且可以让新语言的使用者总能够在旧有的文化基础上有所突破。换句话说使用了新语言可以将原有的文化推向新的高峰，何乐而不为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希腊的文化几乎完全采用了古菲尼基人的文化，但是，由于他们的语言颗粒小，所以，菲尼基人没有想到的，他们想到了，菲尼基人无法突破的，他们突破了。我虽然看到几本关于多元语言主义的书籍，但是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论坛，相反，Yahoo上面讨论语言统一的两个论坛Conlang和Auxlang倒是还有市场。

　　也就是说，语言按照人类文明的道德标准应该是平等的。可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就需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重新评定。我认为研究地方方言和推广使用某些方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应该鼓励研究各种语言，包括非洲语言和古代汉语。但是，使人民了解这些语言的制品应该以汉语普通话为标准。这并不是主张双语，因为多元语言主义除了在欧洲和印度不得已而为之以外，别的地区从来不能够成为主流。联合国有多样化的宣言，可是也曾经讨论过语言统一的问题。有很多东西谁也不拿到桌面上来讨论，但是在英语国家实际上仅仅为英语开绿灯。不但考试卷子只允许使用英语的，就是校长，教师甚至学生家长也在反对使用其他语言。因为他们知道生活的快节奏可能使那些分心学习其他语言的学生将来找不到工作。中国的生活节奏，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生活节奏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他们可能还有余力来使用地方语言。不过我相信，在经济利益和保留方言两者之间，多数人会追随经济利益的。现代经济有的时候杀起人来是利害的，而且杀人不见血。一旦中国的经济搞好了，政府可以有钱对于各种语言进行研究，但是绝对不等于推行双语，因为，研究是为了将方言中有益的东西挖掘出来为全人类做贡献，而推行双语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下某些人的自尊心。

　　最后，我还是认为，拼音化是欧洲语言分裂的根本原因，John Defrancis也是这种观点，而且他认为，用描写声音的字母来代替文字根本就无法保持字型的稳定。即使现代交通，信息这样发达，英语也出现分裂现象。语音的确是人类进步的宝贵资源，但是，我不希望永远继承‘宝贵财产’我希望能够有使用权，能够花钱。而只有将更多的声音联合起来才能够像股票市场那样让财产的价值倍增。

12. 在网上，有些人按照西方语言学的传统，依然将声音划分为‘音节’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应该说按照某些学说的观点，声母和辅音、韵母和元音是有区别的，但是按照另外一些观点，区别不大或者没有区别；如果非要找出区别的话，那么仅仅是汉语拼音中，为了发音方便在h中加了一个元音e但是在与其他元音配合的时候，人们自动将这个e消去而改成其他的元音，也就是说，辅音和声母在拼组成新音的时候，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仅仅是由于声母和韵母按照中国传统语言学中观点产生的，在表示发音上面是不可分的hang中的h和ang都是hang这个音的一部分，不能够分离。为了学习和掌握方便我们才将它们分离成h和ang的形式；或者说，当我们希望用更少的符号来表达所有的声音时，我们不得不将几个符号放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元音，它仅仅是符号的不同而已，原来的声音还是没有变，如果符号多一些，我们书写时就可以用较少的符号；比如过去的注音字母就用‘レ’代表eng。反之，如果符号少一些，表达一个声音的时候就需要多一些符号。

13. 有人提出：

　　在不快不慢的语速下，汉语的一个音节（一个字音）约长200－250毫秒，如果它就是一个单元音，这个元音自然等于这个长度，如果带声母或韵尾，则分别占几十毫秒时间（广州话有些韵尾长100多毫秒，超过元音的长度），相应地，主要元音就缩短了。这是我在声波频谱仪上看到的情形。如果声母是塞音，它占的时间在表示破裂的“冲直条”之前表示闭塞的空白段，如果是擦音，就在“乱纹”段，塞擦音是两者兼有。韵尾是元音的，从主要元音到韵尾的浊音杠（表示不同的共振峰）是变化的，不易划出分界。韵尾是鼻音的，可看出元音和鼻音的不同浊音杠，但两者有时有部分重叠。除了最后一点，我不知道元音和辅音是如何同时发出的。广州话有塞音韵尾，占用的时间是元音的浊音杠之后表示闭塞的空白段。

　　苏先生讨论的是英语。我想不如来讨论广州话以塞音t，k，p为音节尾音（韵尾）的情况。与英语不同，广州话的这些音是不破裂的（王力先生所谓“唯闭音”），就它们本身而言，无论近处、远处都听不见，但它们是可以不靠上下文或周围环境就能传递信息的，按照音位学的道理，或发音学的道理，它们都是能够被“听见”的，准确地说，是能够被辨析出来的。例如广州音“辣”lat、“ 臘  ”lap、“勒”lak（声调都是阳入调）分别一个字一个字单念，广州人都能清晰地分辨出来，毫无困难。因为发音动作是连贯的动作，发出a以后，下一个音是t，舌头就要从a的位置向t的位置移动，作出t的闭塞动作以后，虽然不破裂，不发出t的音来，但从a到t的那段过渡音已经能让听者听得出这个音节不是单独的a。同样，ap中从a到p之间有过渡，ak中从a到k之间也有过渡，虽然p和k都不破裂、不发音，其过渡音已使两种音节相互区别，并与单独的a及at相区别。

　　其实英语处于音节尾的塞音，在实际言语中也常是不破裂的，但也并非一定要靠上下文或周围环境才能被辨析出来，其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我曾在一本书里（不好意思，书名忘记了）看见说，有人做过试验，请人朗读一些广州话的入声字，让当地人辨别，结果发现单念时很多人辨别不了，在那瞎猜。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靠上下文来判断这是哪个字。也许是那点过渡音太细微了，不容易听出来。对我来说广州话的la:t与la:k、lat与lak实在很难分出来。广州话的it与Ik容易区分，二者音色不同，有好些赣方言也是靠元音音声的差异来分别“八”和“百”，“脱”和“托”。

14. 我的回答：

　　我想问题的关键还是元音与辅音是否叠加，如果是叠加，那么就产生了声音变种，是由于新的种类传递了信息。如果是线性排列，那么就是声音组合产生了新的符号，两个声音组合再短也会占据比一个声音长的时间。所以按照我的假设应该以普通话各种声音的平均值来假设声音单位。而广东话的声音可以根据情况来表示成0.85个或者1.23个声音单位，主要是为了在时间上能够进行计算。如果我们有另一种方法计算，那么用其他的单位也未尝不可。但是，结果应该符合几个数据，首先是赵元任先生比较中，英表达乘法口诀时，汉语是30秒，英语45秒。当然，这个试验应该再做几次。其次，是否在表达数字上，阿拉伯国家的语言在两秒钟内真的如书上所说是5个而英语是7个？还有很多试验要做，比如，元素周期表的英，汉对比等。即使如此，每个声音出现的概率也不一样，是否应该采用加权平均呢？如果出现了空白段，那么就说明没有起到表达的作用，这也许是英语向开音节发展的主要原因；按照张世禄先生的观点，南方语言中没有进化或者说化简的成分比较多。有人曾经做过试验，将一个CV结分成40、80、120、、、、240毫秒等的长度，然后让测试人去听，最后发现只有时间长度达到240以后，人们才能够猜中85％以上，而小于80毫秒的时候仅能够猜中50％，和掷币时猜正反面差不多。而且在这个试验中，人们也发现CV结中的辅音从最前的40毫秒开始到后来的240毫秒，都无法与元音分离。从这里，我们得到两种启发，第一、如果没有240毫秒的时间，那么你就根本无法传递一个声音，不管是元音还是辅音还是CV结，如果你非要用小于240毫秒的时间来传递，那么出现错误的概率是非常高的。第二、一个‘音节’表达的声音如果超过了240毫秒，那么就表示了时间上的浪费。至于需要周围环境的暗示来提供确定声音的信息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我们需要的声音是为了提供准确的信息的，而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利用周围环境。如果说，仅仅利用的是声音环境，那么，必定有很多声音没有被利用。先生说“广州人都能清晰地分辨出来，毫无困难。因为发音动作是连贯的动作，发出a以后，下一个音是t，舌头就要从a的位置向t的位置移动，作出t的位置移动，作出t的闭塞动作以后，虽然不破裂，不发出t的音来，但从a到t的那段过渡音已经能让听者听得出这个音节不是单独的a。”的确可以听得出这个音节中不是单独的a，但是如果不能够听到明显的t、p、k，好像还是无法将三者区分开来，人们听到的仅仅是一个la－，或者说，至少十米远的地方你分不出来。如果说，你考虑的是在一米到三米之间的距离，那么，北方人说话中用lat、lap、lak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在近距离表达两个字而不是一个字，因为他们在这种距离内，已经将后面的韵母省略掉了。如果这样计算的话，北方话还是比南方话多了一倍的信息。

15. 第二天我收到作者的回音：

　　苏君：我老觉得——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你有点想当然。CV是重叠而非线性排列这个结论是根据语音实验还是根据思辨得出的？0.85或1.23这样的数字是怎么来的？研究学问需要大胆假设，这是无疑的，没经求证的假设也可以提出来讨论。但要想法去求证，而不能马上就作为一套“定理”来运用。在楼上跟你讨论问题的诸君有很多正确的说法，即使你不放弃你的观点，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吸收许多东西。你的想法有你的道理，我也不认为音系理论一定要在语音实验中获得支持才能成立（例如面对相同的实验结果，人们既可以把介音归到韵母里，也可以归到声母上），但不能违反语音实验和声学上的基本知识。作为历史音韵研究者，我也想过，古代的汉语音系可能是从有爆破塞音尾和擦音尾（而没有声调）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是在向语音信息量更大的方向进化。元音和辅音之间的依存性更强，可能是语音效率更高的指标。但语音信息量、语音效率如何计算？元音和辅音的依存性如何定义？需要全面考虑。把“元音与辅音重叠”作为你的基石怕是不行，凡搞过一点语音实验的人都会觉得不可想象。“非线性音系学”说的跟你说的不是一回事。我希望上面的话没打击你的积极性。我在这方面不是行家，不打算再讨论这个问题了。谢谢你对我的所有回应。

16. 有些人对于‘工作记忆’提出了一些看法：这话又说的莫名其妙的了，什么叫“在2秒中声音所覆盖的知识域”？

　　我的解释：如果仅用A和B来表示的话，那么即使每秒种能够发出和接受的声音是九个，那么充其量，它所能够选择的范围也仅有512个，可是，如果一种语言有1200种声音的话，它所能够选择的范围可能超过了人类所有智慧的总量。

　　经过解释后他说：我大概明白一点意思，是说2秒（不是每秒）中发出和接受的音素（不是声音）是9个，2秒中可选择只有512种，现在汉语有1200种，也就是2秒中内可选择的范围太大了，所以我们说话太没有效率了。我觉得这样科幻式的奇思妙想，太荒唐了。这个文字（？）语言（？）方案是不是连我们的说话都要改改，搞得最后谈恋爱也跟发电报一样，呵呵。

17. 我回答到：

　　可以是2秒钟接受9个，也可以是每秒钟接受4个半。而且发出和接受的不是音素，也不是音节而是‘声音单位’。说2秒钟接受9个，昨天欠考虑。2的9次方虽然是512，但是2的8次方也可以是一个符号，接下来7次方，6次方等等，所以总共可以有1000个左右的选择范围。也就是可以传递和接受1000多种不同的信息。您觉得这是“科幻式的奇思妙想”就过奖了。好象加里略曾经说过：“要想读懂宇宙这本厚书，必须使用数学语言。”很多根据感觉来看不可思议的东西用数学一推导就发现是可以‘思议’的，反过来一样，很多看似合理的东西，经过数学计算就发现了不合理了。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发音的种类在数量上也几经变迁。拼音文字的祖师爷菲尼基人就用22个辅音来表达世界，中国古代则用3200个音节来表达世界。本人的文字方案中如果说有所改动的话也是逐渐的变化。

18. 在论坛上我曾经提出，是否能够来个南腔北调大融合，将南方语种中的声调移植到北方语言中，结果有人回答：

　　我想苏诚忠君说的将“粤语多出的声调移植到普通话”大概是说普通话有4个调，而广州话有9个调（或者说是9声6调），如果普通话也有9个调的话，就可以“大大增加表达的范围和速度”。不过广州话9个声调里有3个是入声调，但普通话里没有入声，所以是没办法移植的。如果普通话的声调要变得更多一些，也只能是从目前的4个调里分化出一些新的声调来。民国的时候，最初审定的国音分尖团、有入声，但在实际当中行不通，最后还是决定以一种活的语言－－北京话来作标准。苏诚忠君大概是想让普通话的音系变得复杂一些，但我觉得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19. 关于‘专业’与‘业余’的区别我是这样考虑的：

　　下面一段文字是我从澳大利亚小学四年级教材中抄录的：Much of the basis of our science, literature and art was begun by ancient Greeks who lived several centuries before the birth of Christ. We still use words which they invented. We still think along lines that they pioneered.Euclid discovered geometry in a world full of superstition. Hippocrates, a doctor, turned his back on wizards and magicians of the time and set out to discover true scientific laws of the human body. Dionysius was the first to unveil the unsuspected laws of language, and discovered grammar. Socrates, the philosopher is still studied in depth today, Solon devised laws and democratic courts that protected citizens from being exploited by the very rich. Many others could be named but most had the same quality of mind. They avoided frills and concentrated on basic truth.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于儿童科技知识的启蒙方式。我认为中国也许是对于四大发明强调的太多而忽视了对于科学思想起源的教育。其后果是使儿童对于科学技术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形成了一种现代迷信。中国人直到当了博士，博士后甚至教授才敢承认自己。而恰恰是在最富于幻想的中学时代被各种分数压垮了。在西方教育中教师经常在课堂上出错，学生习以为常，有的时候哄堂大笑，教师本人也一笑了之。在这种气氛下，其实教师和学生都增长了知识。中国课堂上也许是为了师道尊严的关系，教师基本上要扮演圣人的角色。为了这种扮演，教师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和精力。而对于学生来讲，这种假像使他们误以为‘学问’是神圣的，自己是错误的。中国在强调四大发明的时候又没有研究过这些成功的产生过程和发明者的成长道路。于是所有的‘被公认’的发明被神化，而这些发明的原因被抛到一边。苏轼在讨论写作的时候说过：“初要大胆，终要小心。”如果开始的时候想象力不丰富，那么到后来就会发现，既然连内容都没有，还修改什么？因此，我希望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不要把任何名著，或者大学者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实上，越是‘大家’越喜欢和常人亲近，和常人讨论问题。倒是冒名顶替的‘大家’不愿意让人看出庐山真面目。

书名：《语言的本质》　作者:苏诚忠　语言文字网(www.yywzw.com)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