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在英特网上的一些讨论

　　英特网对于现代学术交流所起到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由于人们可以用化名来交流，所以往往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真实的想法。根据这种认识，我在不少中外论坛中都曾经进行过辩论（我本人喜欢用真名讨论），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北大中文”论坛和YAHOO的CONLANG。下面，我将各论坛讨论的内容进行了一个一般性的介绍。

1. 在论坛的开场白中，我这样写到：

　　人类第一台计算机是机械计算机，由莱布尼兹所发明。莱布尼兹也发明了二进位小数的运算方法。但是，他的理想却是发明一种类似汉语的语言。他认为，一种科学的语言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任何法律诉讼仅仅是一道数学计算题而已”。他一生都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科学的组义语言。

　　莱布尼兹希望用几百个义元semantic primitive勾成人类所有的语言。这为人类当代面临的知识膨胀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它增加了载义体的使用频率，减少了人类记忆单词的时间，这样人类在掌握知识的时候就可以将学习的时间缩短数倍。事实上，最先提出组义语言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希望用一个单词与几个限定词的结合体来表达世界。例如，‘人类’这个单词可以用‘理性加动物’来代替而‘动物’用‘活动加物体’来代替，这样‘可以活动的，有理性的物体’就代替了‘人类’这个单词。亚氏认为，所有的单词都可以从限定或修饰一个被称为‘本原’的单词衍生出来。这种词汇的好处是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推理，不学而知地理解、掌握和使用任意单词。这样不但减少了学习记忆的时间，而且还锻炼了逻辑思维的能力。根据这个原理，迪卡尔曾经希望将所有的科技术语统一在一起，他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作为一个副产品，他发明了迪卡尔坐标。我们立刻会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设想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有一个词需要30个限定词来定义，那么这个单词将会很长。解决的办法第一是缩短所有单词的长度。第二就是按照莱布尼兹的方法将‘本原’设定为几百个，而不是一个。无论是第一个或第二个办法，汉语都有优势。我相信，这是解决人类面对知识膨胀所能够采取的唯一有效办法。而且，在生物学的研究中也证明了这一点。林奈的双名法就是根据这个理论而发明的。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林奈没有将生物学的名称系统化，达尔文就很难发现进化论。

2. 回复的人有这样三帖：

　　Ａ莱布尼茨时代这些思想都很有价值，现在要是仍然按这些想法去思考，却没有多大意义。看看上个世纪的数学基础的发展，就知道了。诸位可以看看王浩所著康宏逵所译的哥德尔。

　　Ｂ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把汉语各行各业各学科使用的汉字加起来，至少上万。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分出来的“义元”，或者叫什么“素”，不管合理不合理，科学不科学，已经上万了（忽略一字多义）。那个学科名称“生物学”用了三个单位，足够精简了。学科太多，于是有了一级、二级、三级……的学科金字塔，有时候会发现三个单位是不够的，否则到下面就都成了需要死记的学科代码了。进入生物学里头，从纲目到科属种不够用，还要加“亚”字头。一本《简明生物学辞典》6厘米厚，里边不光有主要的物种，而且有基因、病毒、细胞、组织、器官、发育、遗传、演变等等。具体到了人，还有人类学、解剖学、医学、营养学、健身学、药物学、药物商品名称学、殡葬科学。为了避免同音词和需要死记的代码式的词，一万个汉字还真有点承受不起它们。要是它还不够合理，当然有理由立即设计一种最优化表义系统，然后去重组汉语语词。可是人类有过的经验，都是先有祖先的语言，后有后人的改进。而且改进极慢，一代人只改动极小一部分。如果完全重组形式和意义的关系，那种重组过程如何运行呢？在地球村里，重组的时候使用什么语言为基础？或者不要什么自然语言，确定500个基本形式单位，把计算机所有知识库开动起来，建立最佳形义组合，然后用语言文字以外的“多媒体”去教60亿人学会它们，甚至做成芯片植入人体呢？那种语言太好了，于是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就更加突飞猛进，不久以后会不会发现新建的语言里不合逻辑的东西太多，跟不上人类的新思维，需要不断革命呢？话又说回来，是不是还会有保守派，说那样做破坏了地球社会的多元化，割断了所有的传统文化？

　　Ｃ“义素分析按分解语义学的做法，已经证明是死胡同了。因此“希望用几百个义元semantic primitive构成人类所有的语言［的词义］”也早被人从理论和实验的

角度否定了。

3.由于我提到了徐德江的一些话题，而且这个问题在语言学界直到今天还有人争论，所以有人提出：

　　不知苏诚忠先生对当年那场论证了解多少，对徐德江的论调了解多少，对苏培成和伍铁平等人对他的批评了解多少。仅仅剔出一个声调的问题是不是能说明问题。“文革的影响”，我倒是同意伍铁平先生的意见，正是由于文革的影响，才导致现在学术批评的不正常：把正常的学术批评扣上一顶“等同于文革中的大批判”的大帽子，从而轻巧地将其消结。这不是学术讨论的态度。

4. 对于这个观点我的回答是：

　　先生：我对于徐德江了解得不多，但是，从网上到处可以看到批评他的文章。可是我有一个爱好，越是别人批评的文章，我越爱看。这说明这种文章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反而是那些批评人的文章，写多了，千篇一律。有人说徐德江有错字，冒充教授等等。我认为这都是枝节问题。讨论语言学就应该从语言开始。你批评我随便“扣上一顶“等同于文革中的大批判”的大帽子”这话我倒可以接受，我言辞过激，今后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目前在看文章的时候，先问作者是什么级别的人物的观点，有些官场气。它不但破坏了学术气氛，也给高学历的教授们带来压力，使他们永远端着架子说话。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学士，所以我经常利用这样的身份和大人物开玩笑，这是我的嗜好。可是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在国外从来没有得逞过。无论什么样的教授都彬彬有礼地和你辩论，错误的，他们承认，正确的他们坚持。总让您无懈可击。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前两天我就逗得一位教授大发雷霆。每当到了这种时候，我总想起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个动画片‘济公斗蛐蛐’。从学风上讲，我认为，它是打破中国学术界僵局的最有效办法。我不想谈袁晓园，因为她基本上离开文坛了。可是徐德江先生十年来的研究却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从网上人们可以看到徐热心追寻的目标是希望证明汉字比英语单词更加适合儿童们接受。他到处搜集国外有关汉字如何提高儿童智商的数据。我认为，这其实是上了美国文化中一切以数据为准的当。多年以前，有一位医生对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医生诊断做了一个跟踪调查。法国当时比较穷，所有的门诊都是根据医生对于病人的个人感觉以及双方的谈话来判断。英国比较富有，他们的诊断基本上建立在化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美国，最有钱，他们的诊断建立在各种仪器分析之上的。调查的结果，三个国家误诊的比例基本相同。我认为，这说明还是人的因素第一，在诊断中，三种方法都很重要。但是一种国情仅能够突出一种，而放松了对于其他两种的理解和认识。美国人有很多的数据水分很大。有关什么‘智商’，‘语言中的比特’等等，如果闹不清来龙去脉，最好别信。徐德江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个上面。仅仅看到数据，没有推导发展趋势就会出现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拼音文字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比象形文字简单和易学。当年人们设计它的时候就是按照‘简单’和‘易学’来设计的。在这一点上，无论有什么数据也说明不了，幼儿教育中，汉语能够比英语更有优势。菲尼基人发明拼音文字就是由于简单的生活中，根本就没有必要记忆那么多烦琐的符号。上个世纪初，有人讲，汉字是不符合二十世纪需要的文字，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人们还没有感到知识膨胀的压力。有人统计过，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如果为了惯常的生活，那么仅仅需要100个单词或者‘字’就足够了。而上个世纪在语言学上的矛盾有很大程度是如何有效地印刷和扫盲。在本世纪，这些矛盾已经被电脑解决了，新的矛盾是如何掌握应接不暇的新知识。在这一方面，汉语就凸显出了优势。或者说，不适合二十世纪的语言并不等于不适合二十一世纪的语言。我希望徐德江先生能够看到我的意见，用他的宝贵时间，为中国和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5. 关于发音与生命的关系问题，很多人都认为是个笑话。的确，目前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学家都没有将语言与表达时间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人说：

　　虽然现代沪语（乃至吴语）就是这么发音的，但那是演变的必然，普通话（北方话）是学不来的。因为这牵扯到整个元音音系的改变－－北方话丰富的复元音系统就是为了弥补他们语言中古代汉语特有的入声系统脱落后造成的语音混淆。至于单音长短问题，苏先生说到“生命的损失”，就更搞笑。

　　大学汉语专业一年级教材有这方面的知识。如果要举例：贝克汉姆，香港写成“碧咸”，就是因为那个“k”，北方话非得写出“克”来才算完整，而粤语“碧”本身就包含“k”的唯闭音尾了。而“咸”，正好对上了粤语的“ham”音－－古代汉语和粤语都有这个音。“碧咸”南方都如[pik][ham],北方都如[bei][ke][han][mu]，对照一下英文发音，长短，优劣，一望可知。如此说来，讲北方话就是多一倍“生命的损失”了？严肃的学者当然不会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到“类似语法的规律，换句话，各个单独的声音不能够任意组合”，不知道是不是指拼写规律，如果是，那么北方话一样有，如k不能拼i，等等。如果指连读变调，那么是的。就像普通话连续两个上声，第一个都如阳平（注意，仅是都如，不是等于），一样，不过南方话要丰富些，也难掌握些。不过那大多已经在语感的范畴了。

6. 我的回答：

　　我认为[pik][ham]，如果发成[bei][ke][han][mu]的话，那么表达的是四个字而不是两个字。这样，表达的内容就增加了一倍，或者说，就不需要再用别的时间来表达后面的两个意思了。但是，南方话在这一点上损失的不能够算是‘一倍’而可能是多用了0.5，0.37倍的时间等等。清晰度上也有分别，也可以说，用南方话发音时k和m发得很轻，对于听众来说，就像是一个停顿，如果所有这样的辅音都仅仅起到一个停顿的作用的话，那么，所有的辅音岂不是能够用一个停顿符号表示而无需分成这么多的辅音？

7.我在网上论坛中的讨论题目是‘语言学和数学’。很多人当时都以为这些想法来自信息论，有人提出语言是无法进行计算的；即使必须计算，也应该按照信息论的方法来计算，比如采用冗余度，信息量等的定义来比较。另外，中国人一直以为汉语的冗余度很低，不如英语，所以一本英文书翻译成中文后就剩不下几页了。这也是有人认为汉字是‘集成电路块’‘信息量’丰富的依据；既然英语的汉译本薄，那么，用总的信息除以总的字数后，当然平均每一个汉字所代表的信息量要高于英语单词。这其实是对于冗余度大好还是小好的讨论的继续。信息论认为冗余度大则表现清楚。但是它主要说的是电报和电脑；并且，他没有考虑到时间的作用。我所希望计算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时间；人在单位时间内能够接受或者发出信息。如果我们限定了250毫秒作为表达一个意思的时间单位，也就是，如果要求你在250毫秒内表达一个不需要由上下文帮助就能够确定的意思，那么发音就必须按照普通话的发音来完成，或者说，是一个洪亮的，不拖泥带水的声音。但是，拼音语言及某些中国南方语言中有些声音类似赵元任所说的duf，它的长度大概已经超过的250毫秒，但是，你能够确切听到的只有du至于f则是一个不确定的声音，它的后面可以跟任何元音。对于这样的声音，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就应该从数学进行特殊的处理。不过，从拼音文字与普通话的发音上面我们能够看到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些趋势。首先，语言发展接近完成的时候，每一个声音在特性上比较趋进于一致，普通话就是一个典型，它的每一个声音长度基本相等，而且每一个声音也基本一样的响亮。我们在对于声音的讨论中能够看到，在周代的时候，汉语从高低两声的长、短的变化，逐渐向后来的‘声调’发展。目前日语也有高、低两声，而英语有长短元音。英语的长、短元音据说是在几个世纪前所发生的‘英语元音大变迁’开始出现的。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推想到：人类所有的语言都是向着声音种类增加的方向发展的。最初，人们最先意识到的是辅音，很快，由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人们便发现了元音，接下去是感觉元音依然不够用，于是，将元音变成了长、短元音，元音的加长就有条件变调，开始是出现了高、低二声，接下去，长元音缩短，短元音加长两者趋于一致，但是分成了更多的声调。英语目前正处在高、低二调，长元音和短元音趋于一致的阶段。汉语的入声可能就是短元音遗留下来的一种‘声’。而我认为日语之所以没有长、短元音的分别，或者说区别不大，原因可能是他们当初学习汉语的时候，汉语早已经越过了长、短元音的阶段，因此，在文献或者符号中都没有找到它的痕迹，这样一来，日语不但没有经历过这种变革，而且还可能是有意或者无意地将它们拒绝了。

　　我对于语言的所有考量都是建立在人类的共同的发音特性的基础上的。所以，我在讨论会中曾经强调，任何计算方法都应该仅仅计算几个理想的‘点’而不要过多地考虑所有语言上的细节，这可能就是理性主义思维的出发点；他们不对所有的细节作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调查，并且也不相信人们在一生中能够完全将某个问题深入、完全和透彻的理解。他们更相信用一些关键性的点或元素来思考整个问题的主要方面。我看过不少中国的语言学著作，但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作品很少。我在论坛上这样说：我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是这样的第一、不能够用信息论的观点解释语言。第二、提高重复使用率。第三、计算意思是不可能的，至少不能简单从事。如果我的理解不正确的话请您批评指正。

　　第一点似乎已经被绝大多数语言学家公认。第二点的问题取决于第三点是否成立，如果成立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计算到底重复使用率是多少？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第三点。我记得毛主席有一次谈话中曾经说过：“数学是从其他科学中抽象出来的学问。”从字面上讲，这话很简单。但是，再想一想，似乎还有些东西需要解释。既然是抽象出来的东西，那么它就忽略了细节而仅仅抓住主要矛盾进行运算和推敲。历史上数学与任何科学结合的时候都有一个‘理想’过程。空气定理可能是数学与物理结合的第一个定理。人们毫不含糊地称它所采用的空气是‘理想气体’这种气体在任何情况下都找不到。只有在计算中他们是绝对合理的。再比如，牛顿定律中的‘质量’，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同样的物体在地中海两岸测定的重量就不一样，所以，人们选择了‘质量’这样一个词汇来描述一个物体的绝对重量。这种‘重量’无论放在宇宙的任何角落都是一样的，它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重量而已。由于它与实际情况的微小差别，恰恰为后人的发现提供了线索。所以说，作为一种语言的数学，它所计算的是那些抽象出来的理想化的东西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指导。

　　某位先生所说的‘简单化’是指这种理想化的数学表达式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客观事实。这是工程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任何一门工程学所解决的问题都是如何将抽象，绝对的概念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为此，工程师们想出了大量的修正定律的方案。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在公式中增加一个或数个参数。这种参数一般没有严格的推理，只是根据感觉和经验来模拟某一种现象，使物体在成型以后按照人们希望的方向去工作，或者说去发展。”

8. 在论坛上，除了这方面的问题，还有不少是关于语言统一和推广普通话的问题。比如，有些人谈到文化应该百花齐放的问题：

　　方言的消亡会使一些文化消亡，比如《茉莉花》用普通话唱就不如用吴语唱来得有味，苏州评弹肯定要完蛋。现在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文化趋向单一的现象，京剧和地方戏曲都不景气，就是流行歌曲吃香，这流行歌曲不过是文化“西装鸡”而已。

9. 我的回答：

　　我认为语言的统一不但有利于提高效率，而且能够保障和平，历史上很多无谓的战争都是从语言不能有效沟通引起的。1989年3月15日<广州日报>刊登了一则因方言误会酿成的人命案。1907年5月22日，孙中山领导同盟会潮州起义，就是因为‘四’、‘十’不分，导致时间误差而失败的。2003年4月份，由于翻译的原因，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和谈差点被取消。现代人已经懂得了外交解决比使用武力更加有效，但是在翻译上的错误理解还是容易产生矛盾。另外，我只能部分同意先生的说法，就是有关文化消亡的问题。我记得苏州评弹中有一首是毛主席的诗词，‘蝶恋花’，第一句是“我失娇杨君失柳”。那首评弹根本就不是纯粹的评弹，而是结合了好几种地方戏曲的产物，可是很快就传遍全国。为什么？因为你天天听一个调的评弹总有腻的时候，突然增加了新内容，这种新鲜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京剧曾经是安徽地方戏曲，后来到了北京，有了更大的市场，逐渐成为了‘国剧’。反过来，如果评弹改用普通话来唱，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国弹’了。如果徽剧一直保持几百年前的表现方法，那么到今天，它也和其他地方戏曲没有任何区别。有一位电视台资深的音乐主播认为，任何人都不需要‘高深’的音乐知识就可以欣赏任何音乐。对于同样的音乐，任何人都有自己的解释。吴语唱《茉莉花》也许比普通话唱要好听，不过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听众的组成。仅会普通话而不会吴语的人是不去听的，它的听众应该都是听惯了乡音的人，当然，在这个小圈子里的人永远感觉它悦耳，因为，他们也许从生下来就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听过用普通话来演唱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求大家来迁就地方语言文化呢，还是各地文化利用自己的特点为普通话增添异彩？即使是环境问题和历史建筑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绝对没有一面倒的解决方法，都必须互相迁就。因此我认为，当整个中国文化与地方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解决的方法也只好互相迁就；中国文化接受地方文化的表现形式，地方文化接受普通话的表达方法。许多欧洲国家的文化实际上是不断变化的文化。现代的钢琴、小提琴和古代的钢琴、小提琴有非常大的区别，许多过去无法生产的零件也为它们带来了这种可能，比如现代提琴和钢琴所使用的钢丝琴弦，古代就生产不了，那么你说，在有了现代技术以后，我们还该不该保留过去原有的各种弦了呢？现代建筑更由于建筑材料的日新月异而改变各种传统的建筑理念。所以我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传统文化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而是互相融合的产物。据说，有一位老先生在要求搬迁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确应该尊重历史，但是，你们也应该尊重一下我。我不能够永远住在这样原始的房子里，和过去的人过同样质量的生活，和过去人活一样的岁数。”我也认为，尊重人的生活和生命似乎比尊重历史建筑更有意义。我们从历史中能够得到信息，但是，如果具有这种信息的人不能存在的话，别的就谈不上了。

书名：《语言的本质》　作者:苏诚忠　语言文字网(www.yywzw.com)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