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 智 语

1世智语

      我将理想的国际语言称为‘世智语’The International Intelligent Language缩写是IIL。

      当今世界的人们似乎已经对于统一的世界语言失去了信心。ELLP3443“理性主义者的一个一再出现的梦想就是世界通用的文字－－一种清楚、简洁和通用的符号或者字母，它可以表达所有人类的知识。也许可以公平地说，当今的哲学舆论认为，任何的这种企图都是过激的偏见。简单地说，它有两个主要的障碍。第一个是互通的问题；很难看出，在各门科学的分支中(也许，即使在同一分支中，不同的理论所使用的词汇也是不同的)所使用的词汇能够互相通用，或者能够将它们减少到‘中性’一般通用的符号。第二个问题是公正性问题；很难看出理性主义能够证实他们所找到的核心词汇或者语言的规律能够表达整个宇宙。我们能够证明的仅仅是只要现代语言理论的哲学还能够引起各式各样的反对意见的话，那么理性主义的努力在传统哲学的研究中就将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说到底，语言还是一种人类交流的工具，它即不是大自然的实物，也不是人类思维本身。既然如此，它和其他的各种技术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任何工程技术中，任何元素，单位和部件等等，都不会是理论值，而仅仅是达到一定的精确度后，就不影响使用了。语言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不可能做到绝对地使各门学科的符号统一，也不能够绝对地说哪种表达是完全的公正。但是，凡事都有一个比较级，如果我们增加了发音种类个数，缩小了载义单体(单词或汉字)的长度，按照小颗粒可以反映更加清晰的图象或思维的原理，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个在这两方面比其他语言更加适合的通用语言。

      由于目前的语言学家还没有发现真正的，通用语言的规律；甚至连一种语言的规律都摸不清楚，所以，一种通用语言的真正潜力从来没有被讨论过。‘万国语言定理’就是希望尽可能地使人们理解语言的机理。它希望找到一种比理性主义者梦想的还要理想的语言。从尼安德特人的讨论中我们体会到，缺乏声音种类的语言是落后的语言，而落后的语言可能导致整个种族的灭亡。从对于古希腊人的创造力的讨论中，我们又得知，突然增加声音种类可以加快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进化。

      所有的哲学家、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在讨论语言的时候都是讨论语言的逻辑性，莱布尼兹甚至想到用计算来代替推理。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考虑到的就是，怎样才能够在同样的时间里将更多的信息塞进人们的大脑。有一万个单词的大脑和有十个单词的大脑的思维速度和创造能力是很难用简单的数学来衡量的。西方语言学之所以没能够考虑到这个问题，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本身的民族情结造就了他们不愿意了解其他语言中的优点。尤其是各种‘维’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也许对于菲尼基人那种一维文字的历史资料也实在太少，不足以使西方学者产生联想。否则，他们会用非常平衡的心态发现菲尼基语言与现代西方语言的根本差距。语言应该负责使它的每一个使用者在非常容易的条件下，掌握尽量大的词汇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你的语言再科学，逻辑性再强，而人们无法在有生之年掌握足够的词汇，这样的语言也是没用的语言，也是迟早被淘汰的语言。

      在当今世界，术语最发达的英语中，法律、政治，科学和医学之间的术语互不相通，任何一个人只能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研究。但是‘万国语言定理’的根本方法就是将所有的术语表达长度缩小，尽量使一句话在表达上，占用的时间缩短到与一个单词相等。这样我们即利用了句子的表达能力，又增加了单词的互通性。我们知道，任何句子都是不需要记忆，也就是不需要在你脑子中事先储存好了，再用它来与所遇到的句子进行比较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够理解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句子，或者说，我们懂得它所代表的意思，不需要将整句与任何记忆储存对照，而是根据各个单词提供的线索来判断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这和我们根据岩石的色泽与花纹来判断它的成分、根据钢水的颜色判断其中的含量等，没有任何区别。此外，句子可以千变万化，但是却能够互相理解，而且理解得非常清楚，那么，由于声音增加而缩短成单词的句子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将各门学科语言统一起来的理论。

      统一语言的公正性我们在讨论记忆的时候曾经说过，既然世界上没有任何表达方法是完全真实、准确的，那么，就不要在这个上面死钻牛犄角。我们应该退一步考虑，什么是比较真实的表达，什么是比较不真实表达。所谓真实的表达就是，你接触次数多，在各种环境，各种场合都有过经验的单词或汉字。对于这样的字，你理解深刻，那么你就认为它比较真实，虽然，同样是人类的认识而不是实物，但是这样的单词比其他的单词使你更加放心。如果别人感到放心的单词和你是同一组，那么，你们就容易有共同语言。所以，缩小这种符号、单词或汉字的范围是使更多的人具有共同语言的根本保证。从数学上我们知道，用拼组意思的方法来设计单词表时，所需要的基本单体(单词或汉字)的数量按照1/n次方的规律缩小。也就是说如果需要一万个由两个字组成的单词的话，实际需要的汉字个数，理论上只是一万的二分之一次方，即100个，如果需要一万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单词，那么，理论上仅需要一万的三分之一次方，即21.5个。当然这些都是理论值，实际情况比这复杂的多，很多由两个字拼组在一起的单词根本没有意义。从总体上来讲，这种拼组方法比用类似英语单词表达的方法来表示要节省很多的记忆。根据目前英汉的使用情况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数值，就是三千多个汉字的各种有意义的组合可以相当于数百万，甚至更多的英语单词。英语单词虽然也有词根或者义素之类的成分来减少记忆，但是由于英语的符号及发音个数远远地小于汉语，所以导致了单词中词根和义素的混淆不清。比如，在单词的末尾加上一个‘s’你就闹不清它是代表复数形式，还是第三人称后，动词现在时，还有可能是什么意思都没有，比如，过去就有人提出Athens是雅典的复数形式吗？从此，我们容易看出，语言既然仅仅是工具，那么，它在表达的时候，无论是在真实与不真实方面，还是在表现形式方面都不会有什么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

      人类对于数的认识是从自然数、小数、无理数、虚数等等越分越细来认识的。对于物质的认识也是从形体到分子、原子、质子和中子等越分越小来认识的。仿此，很多语言学作品中也将意思进行分离，用类似的方法对温度、痛恨、爱慕等等进行划分，以便比较。但是，汉语的特点就是一种比较性非常强的语言。<说文解字>中虽然不知道按照声音种类来划分所有的词汇以便查找，但是它所创立的从部首(也是一种意思的分类)查找的原则至今人们还在采用。按照ELLP2597Dres－sler的说法，所有的语言都喜欢用两到三个音节表达的单词。原因当然可以从数学上找到。但是，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如何将逐步剖析的意思，用单词表达。比如英语的嫉妒是jealous，英语的羡慕是envy，如果英语中要表达一群人中有的嫉妒，有的羡慕就要用 envy and jealous这个词组。汉语则不然，汉语可以用‘妒慕’来形容，还是两个声音。这样不但便于记忆而且由于发音次数少，使用起来也更加灵活。

      Dressler虽然总结了‘两到三个音节’的现象，但是他没有说出理由。而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习惯，我们知道，目前，任何一种较为发达的语言所需要的基本单词至少有十万个。无论将英语看成是400种声音还是8000个音节，还是汉语普通话的1200中声音都达不到这个数，都需要声音的二次组合才能够达到这个数值，所以大部分的单词都必须至少是双音的，而人们也习惯了这种用法。从这个观点来看，用‘音节’来描述英语更为不妥，因为8000×8000＝64000000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需要，为什么还大量存在三个音节的单词呢？而用400种声音来解释则400×400＝160,000，比需要刚刚多出六万，如果其中有一些没有利用的组合出现，那么就必须寻求三个声音的组合了。这样，我们从相反的方向证实了用音节来描写发音是不恰当的。

      ELLP3460：“有两点必须弄清楚。第一，推理是理解的基本原则。作者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全部清楚地表达出来；他们只能够将读者根据各种情况推理时所必须的信息表达出来。第二，即使对于一个或者两个句子来说，可以得出的各种推理的数量非常地多；读者不可能把所有的可能都思考一遍。所以，阅读是使读者得到对于理解整篇文章所必须而且充分的那个推理。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有很多可能的推理，那么什么时候来作出这个推理？很可能是当遇到下一节内容后，作为整体来考虑时，读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推理，”苏东坡有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在语言的推理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庐山的各个侧面，还要记住刚才看到的景象并且与现在的景象联想，才能够作出作者希望你得到的推理，而非其他推理。

      从古时候起，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寻找着一种最科学、最真实的语言以便人类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这种追求的精神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其他方面都做出了成绩，这使得这种追求本身充满了意义，但是，人们所追求的目的却似乎越来越远离了初衷。到了近代，人们终于发现这个目的是不能够达到的，与其追求绝对完美的解决方法，还不如寻找在技术上如何使读者或听众更加容易理解的方法。归结起来，只有两种方法能够使听众更加容易理解。第一种、是将更多的有用信息放进听众的大脑，也就是说要使语言简练，首先是说话人要能够抓住重点，如果是没用的信息，就不要去表达；比如，在叙述23世纪的科幻故事时，每个动词的时态就不是问题的重点，就没有必要表示，没有它，读者依然能够获得足以使自己思路连续的信息。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小颗粒语言的优点。第二、是利用在大脑中反复使用的频率来理解。对于一个句子来讲，如果第一遍你没有读懂，那么就要读第二遍。而读第二遍的时候，由于已经有了一些来自第一遍的印象了，所以，第二遍比第一遍在认识其内容上面更加快一点。同样，第三遍更快，而且，由于各种符号之间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考虑到‘工作记忆’的作用时，就很容易理解当它们距离很近以后，联想或理解就很容易发生。对于单词来讲，使用次数多的单词就容易对它产生快速的反应。还是小颗粒语言有利，因为小颗粒的语言所使用的基本载义体少，所以复习的概率高。

      英语在进行宣传的时候过分突出了容易掌握的观点。比如，他们提出，在二战的时候，很多其他国家的飞行员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英语的基本用法和少量单词。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曾经有一位语言学家发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语言中，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百分之五十的单词都仅有一百；如果我们掌握了它，就能够应付很多日常生活的事情。但是，越是现代社会，人们就越会发现，人们更需要的不仅仅是锅、碗、瓢、盆，而是比这多得多的各种信息。只有当信息量无限增大的情况下，汉语的优势才能够凸现出来，而在日常的使用中，汉语无论在发音和书写上面都比不上英语；或者说，我们在用牛刀杀鸡。最好的证明就是，所有英特网上的信息，在英语是用几百万种单词来表达的，而在汉语，却完全用不到一万个汉字来表达(其中还有不少是中国古代信息)。而一个人一生的记忆能力也就是几万个意思的载体。如果不是由于经济落后的原因，中国人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外语，那么中国人所了解的世界比任何一个拼音语言的使用者都大得多。从声音个数的比较中我们发现，汉语是一种比较难以进行计算机键盘输入的语言：

      用一个声音键盘来输入英语就十分困难了，它不可能使用420个键而不得不分解成26个键；反过来说，如果能够有420个键而且又有人能够熟练掌握的话，那么，它的输入一定比目前快。相比之下，很多移动电话将26个字母折合成10个阿拉伯数字，必定没有计算机键盘输入来得快，而汉字的1200个声音也绝对不可能比420个英语声音输入得更快，很多号称比英语输入法快的输入方法，一般都是对于汉字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不能算是一般方法。我们这里所说的快慢是指符号出现在屏幕上的速度，而不是意思信息的数量，如果说是意思信息的数量的话，那么可能从数学上得出各种输入方法输入的信息出入不大的结论。但是，如果人类实现了声音输入法，那么，从理论上讲，汉语的输入速度一定要超过英语。因为，汉语的每一个发音器官的动作实际上等于输入了三个符号辅音、元音和声，而英语使用者的发音器官每动作一次，仅仅输入了两个符号即辅音和元音。因此，很多为了键盘输入而改造汉语的理论是非常幼稚的。我们知道，所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使各种硬件或者软件适合人类的需要。如果我们为了适应当代键盘输入的需要而改造自己的语言，岂不是缘木求鱼？

      Brian Vickers的‘从培根到牛顿的科学’ P 11: “在传统语言概念中，单词是表现想法或者对象的，一般来说，它们首先是来自内容而不是形成内容。传统的 修辞书中也有这种忠告， Cicero，Seneca和Horace‘照顾好表述的对象以后，单词自然会照顾自己’ Quintilian曾经哀叹：‘让我们关心的焦点从单词转向对象。因为，最好的语言是和她们表达的对象分不开的，而且是由于对象的闪光而被发现的。’这种话题，在文艺复兴时代被一种传统方式重新肯定，如Donne所说：‘语言必须依靠事实，而单词依靠实物。’。但是，从A.C.Howell开始‘对象’二字逐渐成了‘事物’。进一步地，当亚里士多德的语言观点从新被培根采纳后，定义单词就成了任意的了，接着Hobbes(‘名字不是事物的标记而是我们思考的符号’)，Locke(‘单词···是人们为了表达思想而制造的符号’)，其他的语言理论家，在其他的实践和争论的过程中将‘概念’和‘想法’拿掉，仅说，‘单词’是直接代表事物的。这就很有必要讨论怎样用如此少的单词来代表如此多的事物。

 －－培根对此作了过分的赞扬：‘单词仅仅是我们思维对于事物的看法的图画(虽然这幅图画画得并不完全准确)。’这种截然分开的方法太容易太简单了，但是它反映出培根哲学的本质。”

－－P13培根认为：“‘我们不能说知识创新的过程，而仅仅能说是知识类推的过程’。在知识的变形的时候，类比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任何人希望在任何方面将新的光线射入别人的大脑，他只能够求助于类推的方法’，它们‘最初被用于科学界，而后成了必不可少的方法’。”

      对于单词是否能够一对一的讨论也许会在未来的语言研究中引起不少数学话题。比如，如何看到未曾出现的单词的问题，它们的数量有多少？它们出现的概率是什么等等。

－－P17：“通用语言的建议总是伴随着宗教的动机而产生的，他们认为自己的计划将修复由于巴比塔而使人类语言四分五裂的局面1641年Wilkins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主张，1641年，在‘水银’；或者‘秘密与快信’一书中，他引用了培根‘继续学习’中对于象形文字和密码的讨论。在那里，培根认为，其他方式的，不用字母的交流语言，比如东方国家使用‘真实的字符，而不是名义上的符号；我指的是汉字，它代表的即不是字母，也不是单词，而是事物和概念。’培根坚持‘概念’是单词与事物的媒介。他依然沿用传统的，语言由习惯而产生的观念。他同意‘真正的字符’就是大自然的符号，是‘由习惯而默默地接受的’。(事实上，当然，中国的象形文字，过去曾经是由一幅幅的画转变过来的。)

      培根批评这个系统需要太多的符号，‘基本单词’有多少，就需要多少符号，因此Wilkins在1668年撰写‘走向真实的符号与哲学的语言’(这里的哲学代表现在的科学)时，如果培根还活着，一定会在这点上批评他。”

      最后，作者写到：“我们的语言就是符号，不是‘真实’的自然，也不是‘哲学’或者科学。它用有限的符号和声音以及这些符号的各种重要的、自由的原则来表达各种事物，并且可以表达无限的，增长的世界。”

      在选择一种国际语言的时候，是否应该采用类似拼音文字的，能够在字面上表达声音的文字，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人都发现拼音文字的分裂问题很让人伤脑筋。一种文字中如果清楚地表达了声音，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必须采用一种地方的声音来表达。或者说，一个单词或者汉字，如果表达出明确的声音，那么，变化和责任是两方面的矛盾；字符表达了一般人公认的声音，同时，由于任何人连续将同一个声音重复两次都会带有微小的差别，所以，一个民族走到世界各地时就更容易变化。比如，就英语来说，过去，人们以伦敦音为标准，但是随着世界重心的转移，现在有更多的人以美国音为标准。而什么是美国音呢？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声音也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我们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那么，至少第一步先要让它音与形分家；否则的话，各地方言采用各自的表音系统，迟早英语的下场会是四分五裂。而且，现在的英语实际上也已经越来越不表正确的声音。在这一点上，英语也开始聪明地选择了汉语的道路。

      但是，作为一种符号来讲，我还是希望讨论一下声音表达的问题：所谓能够表达声音的语言，也是由人为的符号来组成的语言，区别仅仅是，拼音文字发现了声音中的各种可以分离的元素。如辅音和元音。这种分离和肯定非常不容易，他们曾经进行过很多代人的努力才比较清楚这些分离，而且敢于肯定这些元素。有了这些元素以后，人们再利用它们的乘积来得到很多不同的声音。由于拼音文字所需要记忆的声音元素比汉语少，因此我们说它有表音的功能。而拼音文字的字母从根本上讲是来自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所以，它们依然带有象形文字的印记。我们现在所需要利用的则是纯粹的符号而已。在这一点上，只要大家公认，那么，a=b，或者b=c都没有关系。考虑到书写的便利，我们的问题就化简成了：寻找一组最便于书写的，简单的符号；用它们来组成我们所需要的所有字符或者词符。最简单的符号就是一横，将它每次旋转45度后就能够得到四个符号如／| ＼—。如果在一个线段的一端有一个标记如Ì，那么我们就能够经过旋转，得到八种不同的符号。如果在一个线段一端的一侧有一个标记如¬，那么我们就可以经过旋转和翻转得到十六个符号。普通话中有21个辅音和35个元音，由于元音的位置总在辅音的后面，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位置来区别元音和辅音。这样我们实际需要的仅仅是35个符号而已。为此，我设想了一种勾、折拼音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这种设想仅仅是为了剖析各种符号的几何与数学关系而已。我并没有认为它在实际的语言中能够扮演国际语言的角色。所谓的勾是指一条线段与另一条相当于它四分之一长度的线段相交于两者的一个端点，交角小于九十度(见书末附图一)。所谓折是指一条线段与另一条相当于它四分之一长度的线段相交于两者的一个端点，交角大于九十度(见书末附图一)。两者相加16＋16＝32个符号，再加上三个由线段旋转形成的符号就是35个符号。这样我们就可以表示任何汉语拼音的声音。根据周有光先生的观点，绝大部分汉字中都有一个表音部分和一个表义部分。表义部分一般就是部首。我们前面讨论过，它的作用是增加各种声音的使用率，所以应该保留，因此，我们可以将所有的汉字写成如书末附录中的形式。有人发现，这种观点很像当年欧、美国家非常流行的速记法。从 http://www.rip.222.com.cn/books9.htm 看到： “1837年Isaac Pitman用‘用手速记声音’的标题，发表了第一个速记系统，经过十五年的教学，报告和研究以后，1852年，它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不但适应速记的各种需要，而且也能够满足普通商人的需要。它得到了广泛的欢迎是当然的，因为它比以前的所有速记法都更加简单。Isaac的三个兄弟与他共同合作来发展这个系统，1853年，Benn将他兄弟的发明带到了美国。于是，随着Andrew J. Graham，James E，Munson以及一些其他的不太知名的书写系统之后，1855年，Benn Pitman的‘音位书写’问世了。各种系统的区别很小，几乎不足以称为‘区别’，尤其对于发明者 Pitmanic horthand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从这个结论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在书写的方法上‘英雄所见略同’。都是从研究线段所能够代表的符号个数来考虑问题，按照这种可能性的组合进行自己的规划。我的方法与Isaac符号的区别在于他用粗线和细线来区别两种线条，这也许和当时的书写工具有关，而我使用的是粗细相同的线条，并在一端的一测增加一个记号。也许是由于他使用的是弧线，Isaac的系统中没有办法利用线条翻转的性能。而这个性能使原有的八个符号可以变成十六个符号。因此，我不喜欢西方文字中惯常使用的圆和弧，更喜欢使用方块字中的直线和各种角。因为它们表现的能力更强。

      汉语还存在很多缺点，比如，有人发现普通话，从符号上计算的声音有3080种，而能够实际发出的声音有2500种，实际使用的声音仅有1200种，还不到实际能够发音的一半。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知识量的增加，词汇量骤增，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同音词经常造成混淆，所以，我认为，增加新的声音是汉语的一个改造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直接利用英语的某些用法，比如，前面说过的对于shi(she) ，hi(he)的利用。

      汉字简化的确为中文或者汉语的使用提供了不少方便。从苏美人楔型文字的简化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肯定，简化是一种进步，但是，汉字简化不能将几个字合并成一个字，不但将原有的表达方法改变了，而且繁体和简体不能够互相转换，这将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很可能将我们的历史从我们这里切断。比如有人提出由于简化字中的‘后’与繁体字中的‘後’合并，所以将简体用电脑转变成繁体时‘皇天后土’就成了‘皇天後土’。‘干’与‘乾’也被合并了，这样由简变繁时，‘天干地支’就成了‘天乾地支’。如果长此下去，当然会使采用繁体的港、台地区不敢改成简体。所以，我认为，本着对于中国历史负责的精神，应该将汉字简化过程中合并过的字，重新拆开。由于它们的数量很小，所以工作量不大。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将任何历史文献，通过电脑，在举手之间翻译成简化汉字的文献。

2为世智语寻找正确的声音

      Alan Baddeley的‘工作记忆’P76:“在一系列的实验中Conrad和Hull(1964)比较了在声音上较为接近的辅音B、G、V、P、T和声音上较为不接近的辅音Y、H、W、K、R。声音相似的一组比声音不相似的一组更容易出现错误。对于声音相似的一组，Wickelgren(1965)的实验表明，人们难以记住前者在问题中的顺序。

      此后，我自己曾经比较过音位学和组义法中的相似性。我发现，在回忆一系列具有明显的相似声音如：mad，man，cad，mat，cap的时候，准确率仅有百分之九点六，而回忆不相似的声音如：pit，day，cow，sup，bar，的时候，准确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二点一。而意思相似与不相似的单词之间差别并没有这么大，意思相似的单词，比如：large，great，huge，long，big的回忆准确率是百分之六十五，意思不相似的单词如：old，wet，strong，thin，deep的回忆准确率是百分之七十一。”

      从这里，我们知道，声音的相似是干扰我们表达，接受和思维的根本因素。从常识中我们就能够懂得，辅音和元音的种类越多，它们出现相似的概率就越大。这和我们需要大量的辅音和元音来缩短表达时间的愿望相左。而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必须达到平衡才能够得出最好的结果。但是，当考虑到‘声’的时候就不同了，由于它的数量，比起辅音或者元音的数量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就区别相似声音而言，增加‘声’的种类也是非常关键的。

      ELLP4106:：“Maddieson(1984：7－9)对于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317种语言的调查发现，音素种类最少的是Rotokas(一种印度－太平洋的语言)和夏威夷语(一种南太平洋语言Austro－Tai)，夏威夷语语中仅有11个音素(6个辅音和5个元音)。音素种类最多的是南部非洲Khoisan语言中的一种叫做Xu，它有141个音素(95个辅音和49个元音)。但是在这317种语言中，大多数语言的音素数量在20到37之间，它们占百分之七十。”汉语有21个辅音和35个元音，已经超出了百分之七十的范围。从这个统计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大多少语言的辅音和元音的数量在10到18之间；而语言中的‘声’最多也只有9个，根据连乘中，各个乘数的值越接近，最后的积越大的原则，我们知道能够寻找出新的‘声’是使声音种类增加的最好方法。赵元任曾经发现很多时候，即使没有清楚的辅音和元音，仅凭着声调，人们就能够理解对方。很多西方学者也曾经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说声调和辅音、元音一样，也是一种音素，不是像西方国家所认为的，是上加成素。如果说它不能够单独存在的话，那么辅音也不能够单独存在。在这方面，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

表11－1

      但是，在许多南方语言中的声音不是由‘一次发音系统动作’完成的。所以，在选用的时候应该仔细研究。标准话没有选择南方语言的原因有好几个，其中之一是：比如粤语，有九声，如果也是21个辅音，35个元音的话，应该有6615种声音但是实际使用的声音种类仅1500个，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这说明对于各种声音的使用率比普通话小了很多。我们知道使用率小就意味着需要记忆的东西增加；这与我们减少记忆的原则不符。此外，粤语中的很多闭音节也增加了发音中没有意义的动作。

      汉语普通话的音位学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和相应的声调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单一的声音。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一点非常新奇，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规律或者法则，仅凭乘法法则就可以自己制造声音。李约瑟在‘中国的科技与文化’一书中就谈到这一点，卷一P33：“对于科学家来说，有一点非常有趣。当我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我采用了一种方法，虽然它是那么明显，但是我从未见过有谁采用过。在一个笔记本的每一页上写下四十个用元音和辅音共同组成的韵母中的一个，如－i，－ia，－ai，－iang，－iao等，然后，在每页纸的第一列放上声母(辅音)。如果再考虑四声的话，就要用四列来表示。经过这样的格式安排以后，就可以将‘字’植入每一个相应的格子里了。好像完全是按照笛卡尔坐标来设计的。一个笔记本写下所有的汉字，另一个笔记本就可以安排相应的拼音。这种系统对于学习语言非常有价值。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就是中国使用了很多世纪的声音分析系统‘反切’。”

      在一个网上论坛中，有人问我：“你理想中的国际语言是什么？”我没有办法立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一个国际性的语言，不可能像‘世界语’那样，由一个人来发明。国际性的语言应该由所有语言背景的语言学家来共同完成。在我的理论中，仅仅提出了一些要求；一个最为科学的语言，应该是以最少的对于形、音、义三个方面的记忆来获得最多的知识，从而根本提高人们在一生中所享受到的信息。无论是将人类声音分解成辅、元和声的做法还是将世界各种语言统一的愿望，都无非是希望减少记忆量而提高知识量。从汉语和某些英语词典的经验来看，载义的符号如果限制在五千以内是对于生命和知识总量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后的平衡点，或者说是最佳选择。我们的目的是将任何意思的载体变得越短越好。对于声音来说，最短也只能够是一个单独的声音。但是即使是有‘声调’的帮助，汉语普通话也仅有一千二百个声音，达不到五千的要求。所以，能够从其他语言中发现有益而又不混淆的声音就非常必要了。而根据目前的情况，任何语言中更加缺乏的是‘声’。在上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目前寻求语言统一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寻找共同的思维语言的表达方式，二是在所有的语言中寻找共同的特点。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了另外的一种可能，以增加发音种类的方式将世界的语言统一在一起。

      拼音文字中的表音符号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对于学习的人来说是表达了声音。另一方面，就符号本身来讲是记录着绝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声音。我们知道，即使是同一个人，连续两次发同一个声音都会出现微小的差别，因此，不要指望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发出各种声音会是相同的。事实上，时间经常使人类语言中公认的声音总体产生变化。如果这些人的生活地域改变了，或者不经常在一起交流，那么，无疑将产生各种口音。当某种口音与表达声音的字母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表音文字的第二个功能，变化的不会是口音，而是符号或者说是字母，这样就产生了语言的分裂。

书名：《语言的本质》　作者:苏诚忠　语言文字网(www.yywzw.com)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