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综合式与分解式的区别

      在前面‘组义原则’一章中讨论过‘综合指数’，这里我们进一步讨论综合与分解的表达方法。

      在ELL中，有关分解式Analytic与综合式synthetic形成的语言单元中，开始讨论它对于分解式和综合式的一般看法，以及两者的区别，然后研究是什么原因使得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愿意更多，或者更少地采用分解式。第三部分证明第一，度量综合式性能的时候，并不像原先想象得那样简单；其次，作为一个整体，不能用功利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中的分解性和综合性：“文章探讨了在近代文学中，分解/综合的用途，简单的结论是，变化飘浮不定－－这种观点引发了对于分解与综合的一系列争论。

1)综合式

      说到这里，理解综合式已经不困难了。语言学家们认为综合式是对于音位、词素或者句法的‘收紧’。综合式是世界上所有语言中最常见的现象，例如在不太标准的美国英语中，动词的结构，包括 I’d go, I’ll go, I’s gonna go，这里，助动词would，will，和was，已经分别熔入了I的声音，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词法上的个体。(在 I’d 或者 I’ll中的那一撇，无疑地引入了书写上的综合机制。下一代的人可能会将它们改写成像 Id go 或者Ill go。)综合式经常牵扯到和睦和友好关系的建立，一个本来是不相干的语言片段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后变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法单元。这种语法上的变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只是暂时，而非长久的意思，例如动词 to go，当加上介词后就使一个简单的单词具有了暂时的时态意义的特征。再比较一般的going to，它表示一个长久存在的意思，而如 I am GOING TO San Francisco中的‘going to’仅有一个短时间存在的意思。一般的书写方法没有反映出语言单元中的这个‘收紧’的关系。但是，一个更加不明显的符号提供了关键的线索，是否语言创新开始影响到有关分解/综合发展的方向。例如，在比较长久存在的 going to和短时存在的 I am GONNA go to San Francisco就会发现，音位学上的变化就不适应于长久存在的 going to(比较非语法的说法 * I am gonna to San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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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解式

      分解式和综合式都是经过长时间形成的。两者反映出对方的性质，综合式预期使词汇丧失分解性，而分解式预期使词汇丧失综合性。但是无论如何，综合式成功地将两个以上的词素压缩得更加紧密，而分解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反，它使已经收紧的单词逐渐松开。在大多数情况下，分解式在进行词汇的替代，或者形成更多的综合单元时都是成功的(比较西班牙语中综合的将来结构。在第六章‘组义原则’第7节‘从缩写看符号及意思的组织’中的表 中的 trabajarás‘你将工作’，在非正式的谈话中它越来越比分开说出现的概率小)。但是也有在罕见的情况下，经过综合以后，本来是两个意思的词变成了一个意思

(比较旧式英语中的bi cause’变成了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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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reenberg的方法

      运用当代美国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Greenberg采用了一种基于计算词素和单词的形式的方法。综合式是用简洁的数学公式来计算的：词素M除以单词W＝M/W，单位是每个单词中有多少词素。这种度量称为综合指数。由于单词是包含词素的上限，所以，综合指数的理论下限是1.00。因此，绝对分解的语言的综合指数应该是1.00，而一个适中的综合语言，具有每个单词包含两个词素的特性，那么它的综合指数就是2.00(像cardoors这样的单词，它有三个词素 CAR+DOOR+S，因此，它的综合指数就是3个词素/1个单词=3.0)因此分解语言中综合指数的数值最低，综合语言中的数值较高，高级综合语言中的数值则最高。(见第六章‘组义原则’中第8节‘综合指数’)原则上综合指数是仅仅用两个参数－－词素和单词来进行计算的。但是，语言学家逐渐发现了许多运用语言学理论无法定义单词，它们动摇了Greenberg方法的理论基础。(这并不是说这样的单词不存在，或者无法清楚地察觉到。它的真正意义是当跨语言对比的时候，甚至在一种语言中各自比较的时候，没有统一的，衡量单词单元的标准)。能够使各种语言进行完美的数量上的比较当然很重要(如Greenberg1954年在他的文章中所做的)，但是，围绕着词汇简化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预设的，用数量来表达的理论必须精确地定义它所要表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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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式可以被定义为在语言单元中对于词素来说，用以自律的组义法、句法、词法和音位法。综合式则可以看作是在语言单元中对于词素的，相互关联的组义法、句法、词法和音位法。一个语言单元，如果在上述四个层面表现得紧密相关，那么它就是高度综合的；一个语言单元，如果在上述四个层面表现得比较松散，那么就说它是分解的。从Sapir开始，人们认为，一种具有很多人口使用的语言总是在分解与综合之间摇摆。很多人认为这种变化的方向是朝着一种历时很长的‘目标’，其中还有人认为它用一种非偶然的方式，将语言推向一种若隐若现的目的。1990年，Schwegler的研究认为，无论如何这种在分解与综合之间无休止的起伏不能用目的论来解释，也不能够用一种共有的原因来解释。由于一种纯感官上的问题，语言看上去就像是按照某种周期，从综合到分解循环地发展。当综合倾向发生的时候，它总是伴随着一种深层的变化，令人难以理解；它没有表现直观的分解式那样清楚。无论是音位法、词法还是句法上的改变而引起的那些最明显的综合，都是将原来独立的语言单元，经过几个世纪地收紧其中的相关程度；它们一般都不能在结构上表明自己。因此，综合式一般在还没有产生任何结构上的变化以前就夭折，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被人遗忘。意识到这种感官上的困难以后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分解远比综合更为普遍，为什么语言单元好像总是在分解与综合之间改变它的动机，而更容易出现的是分解。没有任何著作认为某种语言的结构已经完全的脱离了综合与分解的循环，而一般的看法是，印欧语言正经历一个非常大的，没有目的的，倾向于分解的潮流(它根本地改变了印欧语言系的词法结构)并不是事实，而更大的可能是对于语言总体过度地简单化的认识的结果。”

      上述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关于综合式向分解式发展的一个现象使原有的综合式的术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分解式的术语。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说明必须有些术语消失，才有可能使另一些术语生成。它非常像化学中，人们对于溶液的认识。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当一种物质溶于水的时候，它们一般在水中形成两种离子；正离子和负离子；而这两种离子中又有一部分不断地结合到原来的分子状态。这种分离和结合的变化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在溶液体积、温度和压力一定的情况下，两种离子个数的乘积是一个定值，称为溶度积。超过这个数值的离子就要回复到原来的分子状态；如果两种离子个数的乘积小于这个数值，就会有一些分子游离出来形成离子。我们之所以说它是动态平衡，就是说当分离和合并的分子和离子的个数相等的时候，它们看上去似乎没有变化。只有当温度或者压力等变化后，这个平衡才能够打破。用这种现象来比喻语言中分解式和综合式的形成和消失就是：人们表达所需要的时间，习惯等因素确定以后，分解式和综合式的数量是一个动态平衡。但是，人类的用语范围是在变化的，当一个时代，人们的用语偏重科技术语的时候，那么相对于文学术语就使用得较少；对于使用较多的科技术语，人们为了减少发音器官的动作次数，所以更多地使用综合式的术语，相反，对于使用较少的文学术语来说，为了减轻记忆的负担则更多地使用了分解式术语。人们一生思考的范围就好像是水，它的容量是有限的。但是，当发音种类突然增加或减少的时候，就好像外界的压力或者温度出现了变化。这时溶液中各种离子或分子的数量就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从上面对于语言学中的分解式与综合式的探讨可以看出，作者和大多数西方语言学家一样，总是带有一种不知不觉中的成见，就好像当初伯拉图第一次衡量语法的价值时所持的立场；他们将无论是语法、组义法、主观法、客观法、分解式或者综合式的研究都看作是寻找一种真实的、科学的或者准确的表达方式。虽然已经有很多人都一再地强调，在语言表达中，没有什么方式或者方法是绝对准确和科学的；因为，任何事物，绝对的真实只有它自己，只要经过人为的表达，不论是绘画还是音乐，不论是数字还是语言，都已经不是真实的它了。另一方面，人们也正是因为不可能将真实的事物拿来摆在你面前才发明了它们的替代品－－语言；比如我可以对你说有一座山叫喜马拉雅山，它的背面如何如何。但是我不可能把山搬来，再把它转过来让你看看它的背面。所以说，追求完美的真实的本身虽然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精神，但是，我们也应该动一下脑子，这种追求有什么目的吗？由于近代中国的语言学者都受过西方思想的熏陶，这种盲目地追求‘真实’的作风也传入了中国。在网上就有不少人提出由于英语的词汇量最大，所以，英语表达的内容就比汉语更加真实；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如果没有表达某一意思的单词，你用什么方法去表示这个意思？这其实是从当年英、法及拉丁语中互相贬低的做法中得到的启发。这些西方国家，往往用单词数量多寡来贬低别的国家。其实是一种最为可笑的做法。语言是可以互相解释的，否则，当一个新单词出现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单词可以解释它，那么它的意思也就无法被人们接受。这样的单词能够存在吗？如果所有的单词都不能够经过这个途径被人们接受，那么语言还能够存在吗？所以，‘真实’只有比较级，没有绝对的。任何一个单词，我们说它比较真实是指我们使用它的次数比较多，我们总用它来解释别的单词，每次解释别的单词的时候，我们都对它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们对于它的印象之深，就好像天生就有的似的。反之，我们说一个单词不真实，就是那些比较生疏的单词。其实，如果用客观、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两者都不真实，都是人们由习惯形成的符号而已。任何人第一次遇到一个新单词的时候，都不会立刻弄明白它的意思，都要经过多次的理解或者使用才能够掌握。在英语国家的医院中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optometrist(眼睛医生)，你脸上带出茫然的表情，那么他们会立刻用eye doctor(眼睛＋医生)来代表这个词。这说明，虽然后面的两个单词不能够绝对地代表前面的一个单词，但是，由于上下文的存在，由于环境的存在，两者的意思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再来看第二次、第三次遇到这个问题时的情况。第二次，你可能将上次的事情忘了，但是，当对方又用eye doctor代替optometrist的时候，虽然你没有想起后面这个单词，但是，根据过去的印象，你至少知道 eye doctor是代替了某个你还一时想不起来的单词。第三次，你可能回家查了字典，知道这个单词了，但是由于别人在使用的时候，说得太快，你还是没有反应过来。总有一次，当对方再用 eye doctor时，你可能反而会重复一下optometrist？这样，至少在短期之内你就掌握的optometrist的用法。除此以外，不但 eye doctor帮助你认识了optometrist，而且optometrist也在你的头脑中将eye doctor 这个术语的意思逐渐修正到与optometrist等同的意思。如果有更多的人使用 eye doctor那么optometrist这个单词就会消失。

      从这个过程，我们看出，对于单词的认识是一步一步进行的。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这第一步却有不同。对于英语来讲，即使是英国人，当他第一次遇到optometrist时，也不知道它的意思，医生还是要用 eye doctor来进行解释，或者说，用了另外一个术语来解释。但是，汉语则不同，只要对方告诉了你是哪几个字，你即使不懂也能够根据自己过去的知识，从中得到一些线索。比如，某个电视节目上，主持人测验几个学龄前儿童对于‘期货’两个字的认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不过看得出来，每个人的解释都与他们生活的圈子紧密相关。相反，澳洲发现很多美容院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为妇女做整形手术，结果没有达到预定的标准，很多人上告。电视台的记者经过研究后发现受害者大多是没有弄明白美容cosmetology和整形orthopaedy的区别。记者在街上采访了很多行人，没有一人能够说出两者的区别。可想而知，某些医生是在利用人们的对于医学名词抱有的神秘感觉来获得利润的。但是，在中国，这种做法恐怕行不通，因为每一个人认识的汉字数量基本相同，谁也骗不了谁。顾客凭想象就能够说出一大篇‘美容’与‘整形’的区别来，所以，某些中国医生需要采用英语，或者拉丁语来开药方。这样，一来能够表示自己的学识，二来能够唬住病人。

      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欧、美语言学家目前的思维方式正陷入一个死循环中。他们总是喜欢用二维语言的各种现象来解释语言。只有几十年前关于非线性音位学的讨论曾经动摇过这个死循环，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被人们接受。在‘万国语言定理’一章中的第8节‘英汉单词的较量’中我曾经谈到，我在网上讨论时，用A、L、TO分别代表lowest、female和voice因而将alto变成可以自己解释自己的单词，因为，英语词典就是用这三个单词来解释alto‘女低音’的。有一位英语背景的学者对我说，如果另一个人将U定义为‘男性’male，那么，男低音岂不是auto‘汽车’了吗？我对他的解释是：由于英语仅有26个字母所以才会出现组合相同的情况，如果英语有2600个字母，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既然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寻找最佳的世界语言，那么就要从各种角度来考虑问题。

      寻找2600个符号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是寻找2600个声音符号(不是声音组合)就不是容易事情了。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寻找了五千年才找到2,500(或者勉强说3,700)个。如果西方学者能够稍微了解一下汉语的工作原理，我相信上述观点将会被改写。他们将得到与‘万国语言定理’中所叙述的一样结果。为了强调感知－符号－世界三者的关系在http://www.frankwaters.org/on_writing.htm 这样写到：

      “我们将科技术语解释为对于感觉的翻译，或者说将我们体会到的印象记录到一个人类可以用简单的知觉就能够共同承认的接受器中。成百上千的接受器组合成了概念。一个单词，一个名字就像是代数中的符号，代表着各种事物。这样，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就用单词获得了整个世界。”

       ELLP1563:“经过1939－45的战争以后，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向自生语言学的方向发展。此后，它变得像一种教规，认为语言是一排表示特征的模型片，它们按照次序组合成序列，或者说它们变形为一种临时的安排，这样便产生了人们可以互相理解的句子。它的动机是将过去那种严格的语法安排打乱，而是按照即时的环境和个人的认识来进行安排。－－问题的关键是要‘简化’。 Morris Halle, Robert D. King, 和 Paul Kiparsky都对此进行过研究。

      这个观点认为说话者永远需要朝着操作上经济的目标发展。而这样安排后，我们总能够看到经济的表达方法。但是，我们很难用统一的标准衡量简单与复杂，比如当代英语中的wore(是wear的过去时)是比旧式英语中的werede(即weared)更加复杂了还是更加简单了。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是无法保持乐观的。”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如果仅仅站在二维语言的角度看问题将会是多么的困难。wore和werede的问题依然是长度与组合的问题，或者说是长度与记忆的矛盾；wore使发音简短，而werede可以减少记忆。

      我曾经说过，麦当劳餐馆只有很少的几种简单的食物名称。它的好处就是，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你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弄明白这几个名字代表什么，而且，此后，无论走到世界各地，当你踏入麦当劳餐馆时，你就能够立刻知道，一会儿到嘴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中国菜的种类很多，没有方便的表达方法它就没有办法推广。在中国也许问题还小一些，但是在欧美国家却是大问题，比如‘笋尖蘑菇豆酱面’汉语表达时是七次发音动作，用英语要想清楚地表达就是bamboo shot top, mushroom, soy jam, noddle。发音次数几乎多了一倍。如果用‘工作记忆’来衡量，那么，将所有的意思缩得很短，并且能够在‘工作记忆’中存在，就容易引起食欲，反之就不行。类似的还有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各种动作及绿林好汉的绰号。对于中国人来讲，能够引起兴趣的术语，西方人未必如此。比如‘没羽箭’是水浒中的一个绰号，翻译成英语就是featherless arrow由于发音次数太多，读起来就变味了。

      没有对于汉语深刻了解的西方人是看不到这点的。相反，他们可能还会根据音位学的理论，用八千个英语‘音节’与四百个汉语‘音节’进行比较。当然，其结果也会出人意料。

      李约瑟 Joseph Needham曾经学习过多年的汉语，但是在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第一卷P36上还是这样写到：“也许在汉语中由于声音种类的欠缺影响了中国科技术语的发展。－－为了深入理解这个情况，我们应该知道‘康熙字典’上的49,000个汉字，仅仅能够利用412个声音。即使为了操作方便而增加了‘四声’那么也仅仅有1280个声音可以使用。差不多是每四十个汉字共用一个声音。当然，由于大多数汉字尤其是某些诗歌中或者特殊文章中的用字已经被废弃了，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我记得，在我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汉字代表‘樵夫晚上回家时唱的歌’，它使我联想到，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用这样的字。相反，现代中国有很多科技汉字不断被发明出来。而这一点上，汉语就比较吃亏。在西欧的语言中，科技术语的形成，不仅仅可以从希腊或者拉丁语中引进，而且可以用阿拉伯的词根加上具有复杂的辅音组合的条顿语。比如：athwart横跨，flowsheet流程图，sibling同胞，splash泼，溅，clingstone粘桃核。这样，几乎所有的同义词都可以用微小的意思上的改变来进行发展。汉语就没有这样的源泉，当然，几乎所有的可能都是存在的，并且，用视觉组合的汉字还有发展的可能。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是否与术语问题有关，在这里我们仅能够提请大家注意。”

     李约瑟所说的只有部分是正确的，比如他说的汉语普通话的声音是约1280个，而且，说‘康熙字典’上有49,000个汉字也是对的。但是，李约瑟使用的声音单位依然是‘音节’而这种定义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也许错误不在李约瑟而是当年伯拉图定义‘音节’的时候就不准确。不过，李约瑟将话说得非常灵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些观点并不全信。错误的划分导致今天语言学上的许多错误认识。如果按照客观事实来衡量，那么CV结最能够说明问题。而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可以用CV结的理论来衡量，无论从实验室还是日常生活，其结果都一样。‘音节’仅仅是CV结组合后的产物而已，尽管有些语言在发音时尽量模糊CV结的概念，但是，从发音种类来讲，孙悟空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只有三个辅音和两个元音的语言绝对发不出(3×2＋2＝8)九种声音来。即使发出来了，那么也只有两种命运，第一，被该语言列为噪音，像伯拉图所做的那样，第二，将这第九个音硬性归如前八个音中的一种之内。不管是哪种情况，负载意思的声音种类还是八个。否则，这第九个声音如果以元音为主，那么就应该在共同承认的条件下正式成为载义符号，那么它增加的声音是与原有的三个辅音结合后的三个声音以及它本身的声音共四个，而不是一个。仿此，如果新增的声音以辅音为主，则等于增加了两个该辅音与原有的元音结合的声音。

      我们所说的组合，应该是建立在发音器官动作上的，真实而客观组合，并不是书写字母的组合。也就是说汉语普通话中，可以进行组合的动作有1280种，而英语中，可以进行组合的动作仅有400种。此外，李约瑟说：“现代中国有很多科技汉字不断被发明出来。”这一点，我不敢苟同，我不知道，没有任何证据，他是根据什么这样说的。具我所知，除了某些元素的名称是新发明的字以外，汉语在二十世纪以后，当中国面对西方挑战的时候，几乎没有发明新字。大量出现的倒是由旧有的汉字组合成的科技新词。这可能是西方国家对于汉语的一个最大的误解，William Dugan 所著的‘我们的字母从何而来’How Our Alphabet Grew一书在P26就这样写着：“在象形文字的书写系统中，对于任何一个新单词word都需要发明一个可以融入这种语言的新符号。例如宇航员astronaut一词，我们现在只要用26个字母拼组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的书写系统也像中国人那样，我们就必须发明一个全新的‘字’来表示这个单词。”作者认为，中国的汉字已经超过了五万个，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用。因此，一度曾经是先进文明和先进文化的民族，由于无法普及教育和印刷廉价的书籍而没落了。我想，这些观点并不完全是由西方语言学家创造的。其中绝大部分是二十世纪初，那些要求‘西化’的中国学者们发明的。这些发明到了国外那些不懂汉语的学者口中，经过‘天才’的想象又被放大了许多倍才出现了这样的作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一位据说是新西兰的教授，写了一系列‘骂祖宗’的文章来发挥想象力。这种由中国人发起的‘骂祖宗’作风当然影响到李约瑟对于汉语的评价。他认为英语可以从任何语言中直接引进新词汇，而汉语，由于是用意思的组合而发明新词汇的，所以无法将其他语言中的词汇直接引进。我认为，不管是什么方法引进的词汇，目的都是一个：让使用者能够利用它来明白意思。随便给你一组声音，你要是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和那个单词还是风马牛不相及，你还是你，它还是它。想要理解意思，就必须记住它的意思。我倒感觉这种引进的方式是无事生非。而且翻译声音也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北京’过去被译成Peking而它的真正声音是Ｂěｉｊīｎｇ前者是按照英国习惯翻译的，后面是按照汉语拼音翻译的，像没有推广汉语拼音的台湾，翻译起来就更糊涂了。还有，关于日本人名的发音，由于日本的人名使用汉字，中国人按照普通话的发音而发音，英语模仿日语的发音而发音，结果，同一个名字，英国人到了中国，或者中国人到了英国都不知道指的是哪一位日本人。我认为，如果将语言看作是一种实际交流的工具，那么就应该按照方便读者的要求进行义译。如果你希望让读者明白，这个单词是从西方语言中翻译过来的，而目的不在于读者懂还是不懂，那么，你可以采用音译。LASER这个词原来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缩写，当时中国人翻译成莱赛，按照中国习惯‘莱’有草字头，‘赛’有宝盖，和光没有任何关系，大家记这么一个词后什么线索也不会得到。后来，据说是钱学森将它改为‘激光’。这样一来，你至少可以知道它是一种光，而且这种光和‘激发’stimulated有关。从字面上能够得到比英语 LASER更多的信息。

    ELL P114: “传统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真实的表述是依靠它所包含的意思来显示，那么，它就是分解式的。例如，一个三角形triangle是具有三个边的形体，就是分解式的，因为它用实际的意思来解释三角形。但是，自从康德时代就发现分解式还有很多值得争议的地方，它们与知识的理论和意思的理论紧密相关。

－－上述的定义引起了一个关于真实值的载体的问题。我们设想的表述是在某种语言中的一个陈述句。也许有人要问，是否这个表述能够对应于它所要表达的内容具有正确的看法，比如，真与假。即使如此，一个表述也可能显示出了真实情况。‘三角形是具有三条边的形体’的表述可能被认为是分解式的；由于它是用基本元素来显示的，而这一点保证了它是真实的。对比之下‘汤姆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三角形triangle。’就不是分解式的(根据康德学说的术语，它应该被称作是综合式的表述)，因为，它的基本元素并没有保证它的表述的真实性。表述的真实与否取决于汤姆干了什么，而不仅仅是这个表述的意思。因此，在构思一个句子时，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分析。

      考虑到上述讨论，我们就不会奇怪，分解式依赖意思来表达的方法应该被看作是详细地描述在可能的范围内所必须的概念。假设‘三角形是具有三条边的形体’的表述(一个真实的陈述)是依赖于有关的基本元素来显示的，那么，这个陈述的显示就绝对不会依赖于真实的世界。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上述陈述总是真实的，也就是说陈述中声明的东西，在任何现实世界中都是真实的。”

      在汉语中，上述两个句子分别不大，‘三角形是具有三条边的形体’和‘汤姆在纸上画了一个三角形’反正都有三，角和形的意思，而英语的triangle中仅有‘三’tri和‘角’angle。其中‘三’tri是个容易混淆的字母组合，比如‘琐事’trivial中也有这个字母组合，但是与‘三’没有什么瓜葛。它说明了在一个语言单位中，表达的清楚与否，不取决于人们对于真实与不真实的要求，而取决于符号的数量。汉语有能力在三次口腔动作中表达清楚，所以，她就用分解式，英语没有这么多的声音种类，所以勉为其难地使用综合式。

      语言的比较应该是比较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表达出最丰富的内容。因为任何语言的认知过程都是线性的，都需要占用时间，而人的时间是有限，但是对于大脑的记忆储量的利用还远远不够。遗憾的是，有太多的语言学家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研究如何使用‘准确’的方式来进行表达。而这早以被证实是一个没有绝对结果的问题。表达只有相对准确，没有绝对准确。在这一点上，似乎结构主义的语法已经向汉语的语法靠拢；不需要任何规定来提醒我们表达是否完全，而仅仅凭借我们各自感受到的完全或者不完全来进行表达。同时，我还要强调的是‘工作记忆’对于表达和接受双方的限制，也就是，表达得越短，对于双方来说就越清楚，因而也就越容易。

      对于任何单词的含义我们都不能够说有绝对的理解。比如，英语字典曾经用lowest female voice来代表alto，而我们对于前三个单词就没有真正的绝对的认识。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都说不清楚‘女性’female的真正的绝对的意思是什么。同样，什么是‘最低’lowest什么是‘声音’voice你也说不清楚。所谓的绝对认识是不可能的，因为解释alto的三个单词你都无法说得清清楚楚，那么，你对于alto这个单词的认识也仅仅是肤浅的。但是，通过一次次的使用，从各种上下文以及语言环境的对比中，你能够不断地接近地理解这个意思，但是永远也达不到。孔子要求‘君子’在‘修身，至知’以前先要‘格物’，而且，‘君子’的心可以‘其小无内，其大无外。’不过，用现代科技的眼光来看，他本人就没有做到任何一点。就格物来讲，他绝对不知道什么是牛顿定律。就‘其小无内’来讲，他绝对没有和冠状病毒比较过。我认为，那种希望把话说得‘绝对’的想法是一种较为陈旧的观念。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在使用语言时，表达和接受能够更加准确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增加使用频率。高维语言相对来讲就比低维语言有这个优势。我们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汉语通常使用三千汉字来表达英语三万单词所表达的内容。这样，汉语的平均使用频率就相当英语的十倍，这样对于儿童来说，学习起来应该相当方便，但遗憾的是，这种优势被汉字书写的复杂性抵消了。

书名：《语言的本质》　作者:苏诚忠　语言文字网(www.yywzw.com)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