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中国语法的历史

      在科学发展以前，科学家们至少要承认，昔不如今才有可能。但是拉丁语法模仿的是比它更早的希腊语法，英语的语法仿照的是拉丁语法，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初则开始模仿起英语语法来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两千年来，语言学没有什么进展。

      前文说过，斯托依克学派认为：“最初是感情冲动，接着是有了思想，变成想说的话，最后，以词汇表示那个由最初的印象产生的所有内容。”；“大多数人都同意应该在研究对话之前先了解各自想说的内容。”按照老子的看法：“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能够说出来的道理，就是不平常的道理。如果是平常的道理，根本不必说。能够说出来的名字就是不平常的名字，而平常的名字，根本不必说。开始时，根本没有名字，就是因为需要表达给对方才有了名字，名字是信息传递过程最基本的一环(母)。就宇宙来讲，混元一体，是没有名字的(常无)没名字才妙不可言，而我们经常要用名字来表示它，是要用人为的，强加的手段来使别人有从下手。两者虽然被加上了不同的名字，但是它们的道理都是希望传达那个真正的世界。没有它们，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门)。类似的想法在解释社会的时候也出现在道家的思想中，比如，他们将没有体制的原始社会看成是‘大同’而有制度的社会中，最好的也是‘小康’。

      荀子在‘正名’中也是从法律的准绳开始讨论语言文字：“现代圣王确定名称：刑法的名称依从商朝的，爵位的名称依从周朝的，礼仪制度的名称依从《礼经》，赋予万物的各种具体名称则令从中原地区华夏各诸侯国已经形成的习俗与各方面的共同约定。远方不同习俗的地区，就依靠这些名称来进行交流。

      在人事方面的各种具体名称：人生下来之所以这样叫做天性。天性的和气所产生的精神接触外物感受的反应、不经人为努力而自然形成的东西叫做本性。本性中的爱好、厌恶、喜悦、愤怒、悲哀、快乐叫做感情。感情是这样，而心灵给它进行选择，叫做思虑。心灵思虑后，官能为之而行动，叫做人为。思虑不断积累，官能反复练习，而后形成一种常规，也叫做人力。为了功利去做叫做事业。为了道义去做叫做德行。在人身上所具有的用来认识事物的能力叫做知觉。知觉和所认识的事物有所符合叫做智慧。在人身上所具有的用来处置事物的能力叫做本能。本能和处置的事物相适合叫做才能。天性受到伤害叫做疾病。制约人生的遭遇叫做命运。

      这些就是在人事方面的各种具体名称，这些就是现代圣王确定的名称。

      王者制定事物的名称，名称一旦确定，那么实际事物就能分辨了；制定名称的原则一旦实行，那么思想就能沟通了；于是就慎重地率领民众统一到这些名称上来。所以，支解词句、擅自创造名称来扰乱正确的名称，使民众疑惑不定，使人们增加争辩，那就要称之为罪大恶极的坏人，他的罪和伪造信符与度量衡的罪一样。所以圣王统治下的民众没有谁敢依靠制造怪僻的词句来扰乱正确的名称，因此他的民众就很朴实。朴实就容易使唤，容易使唤就能成就功业。他的民众没有谁敢依靠制造怪僻的词句来扰乱正确的名称，所以就专心于遵行法度而谨慎地遵守政令了。像这样，那么他的统治的就长久了。统治长久而功业建成，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啊。这是严谨地坚持用名称来约束民众的功效啊。不同的人如果用不同的意念来互相晓喻，不同的事物如果让名称和实际内容混乱地缠结在一起，那么社会地位的高贵和卑贱就不能彰明，事物的相同和相异就不能分别。像这样，那么意思就一定会有不能被了解扰患，而事情就一定会有陷入困境而被废弃的灾祸。所以明智的圣王给万事万物分别制定名称来指明实际事物，上用来彰明高贵和卑贱，下用来分辨相同和相异。高贵和卑贱彰明了，相同和相异区别了，像这样，那么意思就不会有不能被了解的忧患，事情就不会有陷入困境而被废弃的灾祸。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名称的原因。

      那么，根据什么而要使事物的名称有同有异呢？回答说：根据天生的感官。凡是同一个民族、具有相同情感的人，他们的天生感官对事物的体会是相同的，所以对事物的描摹只要模拟得大体相似就能使别人通晓了，这就是人们能共同使用那么概括的名称来互相交际的原因。形体、颜色、纹理，因为眼睛的感觉而显得不同；单声与和音、清音与浊音、协调乐器的竽声、奇异的声音，因为耳朵的感觉而显得不同；甜、苦、咸、淡、辣、酸以及奇异的味道，因为嘴巴的感觉而显得不同；香、臭、花的香气、鸟的腐臭、猪腥*、狗臊气、马膻气、牛膻气以及奇异的气味，因为鼻子的感觉而显得不同；痛、痒、冷、热、滑爽、滞涩、轻、重，因为身体的感觉而显得不同；愉快、烦闷、欣喜、愤怒、悲哀、快乐、爱好、厌恶以及各种欲望，因为心灵的感觉而显得不同。心灵能够验知外界事物。既然心灵能够验知外界事物，那么就可以依靠耳朵来了解声音了，就可以依靠眼睛来了解形状了，但是心灵之验知外物，却又一定要等到感官接触事物的性状之后才行。如果五官接触了外界事物而不能认知，心灵验知外物而不能说出来，那么，说他无知，人们是不会不同意的。这些就是事物的名称之所以有同有异的根据。

      这些道理明确后，就依照它来给事物命名：相同的事物就给它们相同的名称，不同的事物就给它们不同的名称；单音的名称足以使人明白的就用单音的名称；单音的名称和多音的名称如果没有互相回避的必要就共同使用一个名称，虽然共同使用一个名称，也不会造成什么害处。知道实质不同的事物要用不同的名称，所以使实质不同的事物无不具有不同的名称，这是不可错乱的，就像使实质相同的事物无不具有相同的名称一样。万物虽然众多，有时候却要把它们全面地举出来，所以把它们叫做“物”。“物”这个名称，是个最大的共用名称。依此推求而给事物制定共用的名称，那么共用的名称之中又有共用的名称，直到不再有共用的名称，然后才终止。有时候想要把它们部分地举出来，所以所它们叫做“鸟”、“兽”。“鸟”、“兽”这种名称，是一种最大的区别性名称。依此推求而给事物制定区别性的名称，那么区别性的名称之中又有区别性的名称，直到不再有区别性的名称，然后才终止。名称并没有本来就合宜的，而是人们相约命名的，约定俗成了就可以说它是合宜的，和约定的名称不同就叫做不合宜。名称并没有固有的表示对象，而是人们相约给实际事物命名的，约定俗成了就把它称为某一实际事物的名称。名称有本来就起得好的，直接平易而不违背事理，就叫做好的名称。事物有形状相同而实体不同的，有形状不同而实体相同的，这是或以区别的。形状相同却是不同的实体的，虽然可以合用一个名称，也应该说它们是两个实物。形状变了，但实质并没有区别而成为异物的，叫做变化；有了变化而实质没有区别的，应该说它是一个实物。这是对事物考察实质确定数目的方法。这些就是制定名称的关键。”

      无论是诸子百家中的哪一家都不敢规定如何使用句子，怎样的句型才是合理的，他们敢做的顶多是文章分类或者辨体。也许是这种比较一致的看法使得秦始皇敢于统一文字，不怕导致不良的后果。我们知道，秦始皇的宰相李斯是荀子的学生，荀子对于语言学的一些看法必定会通过李斯影响秦始皇。

      语言学的困难是，别的科学都可以用语言来解释，而语言学却要自己解释自己。另外，任何语言都需要一生的时间学好，而一位语言学家却要在有生之年分析比较所有这些别人一生才真正掌握的学问，怎么办才好？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到处听到人讲：象形文字的汉字迟早要被拼音文字所取代。直到我读了 ELL 中的 Language Classification中Phonetic Change一文才真正明白这种说法是多么肤浅。作者认为：很多理由都说明发音的变化无需反映到书写系统中去；而且任何书写系统都不能完全地表现所有的发音细节。汉语也有表音功能，根据周有光先生的看法，它与英语在表音的能力上只不过是比例不同而已。Classification谈到语言的发展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性的课题，但是遗憾的是，至今无人明白哪个方向是有利的，而且也不清楚什么样的发展步伐比较合适。因此它有着巨大的潜力。这个观点是20世界末出现的，试想20世纪初的<拼音说>是不是太早了点？李行健在他的“为什么汉字在早期发展时没有变成为拼音文字”一文中，第一句便是“所有书写系统的发展规律都是从象形文字变为表意文字，最后成为拼音文字。”大部份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字没有拼音化的原因是封建统治的结果。是封建贵族为把持文化特权而故意将书写复杂化。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这样写道：“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现废汉文。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至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这一层，近二十年来很有人觉悟；所以创造新字，用罗马字拼音等主张层出不穷。”

   “殆，无不感现行文字之拙劣，欲图改革，已期便用，这是对汉字形体上施攻击的。”

   “我再大胆言道：欲使中国之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解决之根本解决。”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义意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载，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中国文字，迟早必废，欲为暂时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数，、、、凡较假之字。皆弃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汉字。”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他对钱先生的评价是：“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庭’，‘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其深，即先生与仆亦未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弃。国且无之，何有国语？为有先废汉文，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系用用语，无取义译，静，状，介，连，助，叹及普通名代诸词，限今语。”

 　 胡适的意见是：“先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

      1993出版的语言学百科全书ELL的序言中这样写道：“由于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太多，解释各种自然生成的语言的理论不计其数所以本书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编辑和作者只能尽力而为，尤其是对焦点问题，格外慎重。本书中一个无法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就是：什么是语言学的特征？很明显，由于它的范围太广，我们只能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专业的语言学者的兴趣在不断的变化着。用一句Leonard Bloomfield在1933年Language中所说的话也许可以勉强代表什么是语言学：“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但是后来的人们却认为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科学。也许这与Bloomfield的想法比较接近，即使如此，进一步地理解这个定义也是一片空白。或者说，什么是“科学的”是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1993年的西方国家尚未弄清楚语言学的特性，那么，钱玄同先生在1920年就打出了汉语西化的旗帜实在有些操之过急。

      随着时代的发展，1989年袁晓园、徐德江两位先生发表了“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后招来不少反对意见。其中有代表性的可以算是苏培成的“<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剖析”。文章对袁、徐两位先生的观点进行“十评”。

　 苏培成认为：比起拼音文字来，汉语并没有显示出什么优越性来。我认为他的话欠考虑，我曾经在英特网上提出过这个问题，如果读者对于汉语的科学性有怀疑，那么，请将下面这段话译成英文：

   “爷爷生日那天，所有的亲戚都来了。先是二姑、三姨和四婶，过了一会儿二伯、六叔、三舅和五表叔也陆续到了。最后进门的是二表舅、二姨夫、三姑父和四舅妈。”

　 这句话如果词汇太多不好翻，下面这句可能容易些：
　 “李医生的女儿就要和李博士结婚了。李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他希望婚后报考医师资格证书。李博士和李医生的女儿已经认识了很长时间。李医生给了李博士很大的帮助。”

　 袁、徐的文章中谈到“世界语文研究中心有可能转移到中国”。这话引起了苏培成的不满。不过通过我在英特网上的辩论情况看来，我倒认为袁、徐的话应该改成“世界语文研究中心必定转移到中国”不但由于声音输入法会使有声语言在每个口部动作时比拼音语言多传送了一个信号，更由于只有将汉语普通话的一个声音和一个意思作为声音与意思的单位才能在语言学中引进数学，语言学才能够成为一门科学。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了与苏培成不同的观点，1997年七月在华夏文摘上发表了张杰zhangjie@gasou.edu的文章<对汉字改革的新认识>中记录了他的一次试验：这个试验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拼音文字和方块文字的阅读效率。由于现有极少的人能够流畅地阅读汉语拼音，所以就拿地道的中文读者和地道的英文读者作比较。一部份被试的是美国几所大学的理工科博士研究生，中国大陆来的和美国土生土长的各占一半，总共80人。阅读材料八篇来自托福(TOEFL)，八篇来自汉语水平考试(HSK)，每篇后边的多项选择题都照搬下来，总共60个问题。然后英语的问题译成汉语，汉语的问题译成英语。于是每一个被试者都要以本族的语言读16篇短文并回答跟在每一篇后面的问题。要求被试者读得越快越好，问题答得越准确越好。结果是，读中文的博士生平均用23.3分钟(标准偏差为4.0)读完并回答了所有问题。而读英文却用了25.2分钟(标准偏差为5.1)。把回答问题作为阅读过程的一个内容是为了防止‘食而不化’。对60个问题，中文被试平均答对52.1个(标准偏差6.0)，而英文被试平均答对45.9个(标准偏差5.6)。从这个试验看出，中文的阅读效率要比英文快很多。西方国家对汉字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有时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心理使得国外言论比中国人自己的看法更有市场。虽然我认为语言学是所有东西方学术中的唯一特例，中国虽然近几个世纪在物理、化学、生物及数学上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在一个连西方国家研究了数千年都尚无定论的领域里，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一个他们忽视的语种中得到突破。汉语的缺点是它的书写系统过份复杂。从几何学的角度来看，创造5万个符号根本无须十笔以上的字。从历史上看，楔形文字的简化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认为汉字如果希望最终成为世界唯一的语言文字系统的话，最重要的是简化和如何简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袁晓园提到过，可是，大概被一群口号学者的声音盖过去了，目前知道的人不多。

      2000年7月‘语文建设通讯’刊登了一篇周有光的‘关于比较文字学的几个问题’。他对郭致平先生的意思作出如下回答：“郭先生说：‘采取连写而不标义符的纯拼音方式主要有三问题：1、词素价值的破坏：基本上，汉语的每一个字均是一个词素，因此由词素组合而成的合成词，就可由单词的词义获得直接理解。然而若不标义符，则大量的同音字无由区分，自然就无所谓单词的词义，因此汉语词素文字的价值将荡然无存，从而使得学习的数量由六、七千个单词增加到四、五十万个词汇。”周有光先生的回答是：“古代汉语的词，大多数是单音节，极少数是双音节。现代汉语的词，大多数是多音节，主要是双音节。在7000个现代汉字中，2000个是可以独立成词的词字；4000多个是不能独立成词的词素字。不论单音节词还是多音节词，极大多数不能认识了汉字就知道了词义。部首只有极少数有表义功能。只要认识几千个汉字就能读懂中文的说法，早已证明不是事实。”

       郭先生说：“2、无法灵活组合使用：词素文字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其能灵活的构词。固然不标示义符的拼音文字也可以灵活构词，但是若没有明确地给予定义，就无法为他人所理解，因而使得词汇的运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周有光先生的回答是：“学者研究证明，汉字书写的词，也要给以明确的定义，否则疑义百出。”

       对于上述的讨论我是比较同意郭致平先生的观点，并认为，周有光的回答欠考虑。此外，对于部首的使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部首的作用实际上是为了增加声音的使用率而设立的符号。由于人类的发音种类个数十分有限，如何充份利用它们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汉字必须单独占有一个发音种类，因为在与其他字组合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的字是联系不到一起的，如果每个汉字都占有一个发音种类，那么那些永远不能组合在一起的字的发音组合将被浪费掉，从而使表达的时间大大加长。部首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部首为区别声音起了很大的作用，如“猪油”一词当你听到ｚｈū音时，它可能是洙、潴、槠、橥、铢、朱、珠、株、蛛、诸、猪、诛、侏、邾、茱等，同样ｙóｕ音可能是铀、由、游、油、邮、尤、犹、莜、莸、尢、柚、猷、疣、蚰、蝣、蝤、繇、鱿等，但只有“猪油”两字是词，其它的组合都不是词，你从“猪”字推断出“油”字的部首同样也从“油”字推断出“猪”字的部首。换句话说，部首是“隐藏”在发音中的一种符号，英语就没有这个便利，它几乎每个字母都要在发音时起作用，否则它还要有一套发音方法来确定哪种情况该发音，哪种情况不发音。这样一来，拼音文字表音的优点也就不存在了。同音词gorilla(黑猩猩)与guerrilla(游击队员)只有在字形上才能区别出来，如果是口语，那么，只有在了解了上下文以后才能区分，但是“猪油”两个字却是在无须外部条件下可以从口语中辨别出来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可以区别的符号－－部首。如果汉语改成了拼音，而ｚｈū仅代表‘珠’ｙóｕ仅代表‘犹’，那么由于‘珠’与‘犹’两字几乎不可能组词，所以ｚｈūｙóｕ这两个声音组合就被浪费了，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资源哪里经得起这样浪费？如果说，拼音文字的语法可以减少发音次数的话，那么，汉语的‘声’和部首都起到类似作用，它们应该是汉语的语法了。

      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第一卷P39中写到：“如果说书写汉字是极端的复杂，那么简洁的语法可能是汉语的另外一个极端。汉语中没有词性分类，也没有语句中各个部分的界定。名词和动词可以任意互用。‘树’这个字本来是名词，但是，当用在‘树人’的时候就成了动词；到了‘树林’中就成了形容词。汉语中没有连词、变格或词形变化，时态由附加的单词来表示，它们可以表示任何时态。人称代词一般是不需要的，也没有‘性’。最重要的语法性质是由单词的顺序来完成的；‘手背’是手的背面，但是‘背手’是将手放在背后。汉语比我们熟悉的语言唯一复杂的地方是有大约四十种集合名词的区分。比如‘三个人’，‘三本书’和‘三座楼’。”其实，英语中这样的词也有，比如：a loaf of bread，a cake of soap，a tube of tooth－past，an article of clothing，a grain of rice, a blade of grass，a lump of sugar，a sum of money，a burst of applause，a fit of anger and a bottle of ink等，也并不算少。有时，这种词能够像代词一样，使一句话中的重复减少，比如：‘撰稿人超过一千人。’改写成：‘撰稿人超过一千位。’就比较合适。汉语中既然使用的是四～五千汉字，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就一定比使用常用四～五万单词的英语高。

   如果用语法来解释回文诗的话，麻烦就更多了，好像还没有人愿意做这个工作：

空花落尽酒倾漾，日上山融雪涨江。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辗斗晴窗。

   从左向右念是一首诗，从右向左念则是另外一首诗，这使得句法和词法分析时产生了一些困难。这里还有两首：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途路隔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子。

      悠悠绿水傍林偎，日落观山四望回；幽林古寺孤明月，冷井寒泉碧映台；鸥飞满浦渔舟泛，鹤伴闲亭仙客来；游径踏花烟上走，流溪远棹一蓬开。

     谐音的对联也不容易分析：画上荷花和尚画，书临汉字翰林书。

     不过，最后我还是要问，分析语法的目的是什么？对于逻辑思维有用还是对于清楚的表达有益。如果目的找不到的话，岂不是无的放矢？
　   

书名：《语言的本质》　作者:苏诚忠　语言文字网(www.yywzw.com)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