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近代英语语法

     在J·S·Gunn与R·D·Eagleson合著的‘回顾语言’Survey of Language的A Description of English in the Mordern Period一节中，作者是这样谈论英国语法的：“在依丽莎白时代，随着对本国话信心的增长以及重新将英语看做是一种适合传载知识和文化的语言，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编制它的语法。但那时产生的语法有两种极为明显的倾向。首先，从整体上讲，它并没有试图将英语分析或描绘成一种具有自己主权和特色的语言。相反，对于英语的描述完全模仿和受制于当时的拉丁语，接受它的分类，采用它的术语。这种做法充满矛盾，因为拉丁语和英语相距甚远，在结构上又截然不同。不仅如此，坚持这种立场的学者无疑会感觉英语并不像实际上的英语那样完美。当人们硬让英语适应拉丁语的时候，自然‘缺点’就会被发现。”－－到了依丽莎白时代，Dryden与其他一些人开始对语言进行改革。－－词汇被更新，不正确的发音被剔除，莎士比亚和Milton的作品被纠正！支持这个运动的人有Swift，Addison，和Steele，它们强烈地反对类似中国白话文运动似的，粗俗的，口语式的讽刺或幽默性的表达。他们要求建立‘纠正’英语的学术机构，甚至用强制的手段来阻止语言的变化以保持英语的特色。古希腊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一个国家有坏的政治而不变，比一个国家有好的政治而经常变要强得多。’上述的几位学者大概从此得到灵感而认为：‘一种固定的语言，即使是不完美也比一种经常变化的语言更出色。’

－－要不是因为1714年安娜女王的逝世使这些人失去了宫廷的支持，他们的计划就已经得逞了。不过，即使他们的主张能够继续，也将会是矛盾重重。因为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是标准。Priestley(1761)从科技的角度出发采用了拉丁语的语法形式。(我们知道，当时一切科技用语都是拉丁文的，英语还没有出现科技词汇。) Buchanan(1762)则强调如何适用于教学工作。作为一名主教，Lowth(1762)则要求寻找一种普遍存在的语法，它的规律在英语的各个方面都是绝对‘正确’的。此外，具有各种能力的神职人员、绅士、学者、业余哲学家还有其他受过教育的人也搅和进来。他们仅有一点是相同的；大家都认为自己正确。‘回顾语言’一书P116还谈到：“到了1850年的时候，已经有了二百多种语法公开发表，虽然争论不休，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希望有秩序和条理。

－－虽然十八世纪的语法学家们受到来自相互之间，已及后来的学者的各种攻击，但是，应该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着高尚的目的。他们真心地希望对于他们不喜欢的事物进行改革。

－－但是，在谈到语法的时候我们无法证明某种语法从根本上比另一种语法更好。我们所能够做的仅仅是记录那些还在被人们使用的语法。被人们用得最多的语法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加之，如果每个人都因同一目的而使用它，那么，在交流的时候就不该出现重大的错误和混淆。

－－其实，在任何语言中的语法都是一种任意的惯例，并非逻辑。

－－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认为这种或那种语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因此，只有傻瓜才谈论‘正确’，只有傻瓜才认为世界上会有绝对标准的语法，才会认为有最纯粹的，将被所有语言所接受的语法。无论如何，怎样使用语言是各人的权利而非一小撮语法学家的特权。

      进一步的证明是：如果我们不以适用作为最高原则，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下述这些不协调的句子：表5－3－1

      如果我们能够预知，或者纯化语言，那么为了使我们的理论协调一致，我们必须谴责上述语法形式，并要求他们改正。但无论是谁，做梦也不会想到要这样做。每一种形式都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而且为整个社群作出了榜样，对于交流没有任何损失。－－将一种语言的语法强加给另一种语言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任何两种语言是一样的。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处理方法，它的语法系统也仅在本语言中协调。事实上，语法是总结语言中所发生的事实；它的工作是叙述而绝不是预述。我们也许可以认为Jespersen对于语法的见解是是最好的。他不断承认依靠事实的合法性，而且，在准备他的语法的时候考虑到这些事实依据的功效。

－－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系统，它的语法不能用别种语言的术语来叙述。

－－由于语法是建立在人类行为的基础上的，所以，没有任何系统是完全有效或者绝对协调的。

－－如果我们希望解释我们所承认的语法形式，那么它是历史的产物，如果我们用高尚的举止和礼仪来衡量英语，那么它是社会的产物。

－－是上下文，而不是某些语法书中的定义决定语言中各个单元的运作。

      如上所述，Jespersen和他的追随者的工作确立了以事实为根据的系统。但是二十世纪的语言学家却希望打破这个传统。最著名的是结构主义语法，他们统治了二十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从‘结构’两个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希望找到，语言的内在组织方式。

     这个学派的领导人物是 C.C. Fries 。 Fries 认为是形式决定句子而不是内容决定句子，下面的例子说明这一点：

      The boy hit the car.

      The car hit the boy.

      The man across the road saw the girl.

      The man saw the girl across the road.

      He can run.

      Can he run?

      每组中的前后两个句子都包含有相同的一模一样的单词。但是，表达的意思却都不一样。在第一个句子中 The boy是动作的施行者。但在第二句中，他成了受害者。这个重要的区别是很有意义的。不仅在于单词本身，而且是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决定其意义。

      ELL的P4494上写道：“结构主义始于1920年代。他们认为一种语言的语法是用来详细描述或标明所有该语法的元素(在语言学范畴内，这种元素是指词素)可能的组合。一种组合(结构)一旦出现了即可被认为是可能的或者说，它是正常形式(符合语法的)句子的一部分。这种语法中的‘句子’的概念，不仅建立在语言学，而且建立在逻辑学的基础之上。每当它与表面的或符号上的语言联系时，它受逻辑学的指导。”

       也许是受到当时突飞猛进的实验科学的影响(实验科学最大的特点是以实验为

准，不参加任何心理因素)，当时的结构主义学派切断了心灵与文字间的联系来考虑问题：“语言被认为是一种用意思和符号来自己表现自己的系统。它的形式和意思是被一双戴着手套的手传来递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现代电脑是会方便地掌握各种语言的。“但是，当考虑到组义法(联想)后，人们发现语言和逻辑很少有共同点。”此后，人们在语言中更多的考虑心灵是怎样支配表达的而不是照搬其他自然科学的模式。有时候，笔墨官司从唯心论转入形而上学，并且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语言时，许多古老的问题又浮现出来。

      二十世纪末出现了以乔姆斯基为首的变换语法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或自生语法Generative Grammar。他们认为，可以从此入手找到一种宇宙通用的符号系统。由于所有的句子都可以分解成几个结核Kernel。例 如：

    I do not like that dull and boring book.

      就可以分解成三个结核：

1、I like that book. 2、That book is dull. 3、That book bored me.

      每个结核经过变换后就成了不同的形式。肯定的 I like that book变成了否定的 I do not like that book；that book is dull变成了that dull book；that book bored me先变成了that book was boring me 再变成了that boring book. 汇总后就变成了上句。

      从此看出，在酝酿一个句子的时候，有一种更深的，内在语言在人们内心深处存在着，称为深层结构。从这个深层结构出发，人们建造一个个的句子。这已经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十分接近了。但是ELL的P3556“乔姆斯基认为语法表达了使用者的部分想法。”不过仔细一想，几千年来，人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像过去斯托依克学派认为的那样：“大多数人都同意应该在研究对话之前先了解各自想说的内容。”

      古希腊的学者们希望找到一种从句子形式上杜绝谬论产生的方法。于是，句法就产生了。其结果，语法并没有抑制住欺骗和谎言。随着它类推类比出来的格式逐渐增加，简单的句子越变越复杂。到了罗马帝国兴盛的时代，公元2世纪时Sextus Empiricus站出来指责这些类比学者编造了太多的没用的类比类型；此后的拉丁学者也抗议这些人将正常使用拉丁语及合乎语法地使用语言变成了两件事。

书名：《语言的本质》　作者:苏诚忠　语言文字网(www.yywzw.com)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