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对于‘三维’的解释

      由于辅音、元音和‘声’的关系是连续相乘的关系，完全符合笛卡尔坐标的三个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辅音、元音和‘声’看作是三个轴的话，那么，过去数学与几何，数学与物理之间的一切运算结果都可以在语言研究时被利用，至少是可以参考和借鉴。这样，我们就能够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思路。因此，我们不妨称仅有辅音的菲尼基语言为一维语言、具有辅音、元音的语言称为二维语言、即有辅音、元音又有‘声’的语言称为三维语言。不过，永远记住，全世界各民族的人在发音和听觉器官上没有任何区别，区别的仅仅是他们习惯用哪些音素作为信息的载体。

      如果仅仅站在二维语言，或者说拼音文字的角度来看问题，人们可能永远也看不清语言发展的方向。如ELLP1563在讨论语言发展方向时这样说：“关键的词是‘简化’。在探索者中有Morris Halle(1962; 见 Halle, Morris)，Robert D.King(1969)，和Paul kiparsky(1965,1968)。他们的各种研究方法都表明，操作的经济是说话者永恒的目标。困难在于，如何计算什么是经济的，什么是不经济的？例如现代英语中wore是wear的过去式，它比旧式英语中所用的werede (即weared)是简单了还是复杂了？”问题还是回到了‘万国语言定理’上，wore简化了声音却增加了记忆，而weared则简化了记忆却增加了声音。不过，站在二维语言的角度，就像是在玩压板，总也无法找出头绪来。

      美国记忆专家 Kevin Trudeau 说过：记不住的东西永远不能被你使用，所以只有记住了的东西才能被称作知识。有时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这不能说是忘记，因为，过后，你可能突然想起来他的名字。所以关键是如何将信息合理地安排在脑子里。反复的复习无疑会加深印象。有人要问，英文的词汇是否也能像中文这样以意思来拼组？答案是否定的，其根本原因还是如前所述，中文由于采用了四声，使发音种数达到一千二百左右(新华字典上有1186个，中国古代曾有过3700种发音)，而英语根据地区的不同只有四百种左右，汉语的发音个数接近英语的三倍。设英语发音个数为a，则汉语发音个数为3a，那么:
   英语双音个数为a×a，汉语的双音个数就是3a×3a=9a²；
   英语三音个数为a×a×a，汉语的三音个数就是3a×3a×3a=27a³。
 即单音大两倍，双音大了八倍，三音大了二十六倍。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汉语的单音词对英语来讲要动用双音表达，而大部分汉语双音词英语要用三音表达，依此类推。比 如上例，中国人说 “ 猪油” 两次发音，英语的 “猪” 是 pig，“ 脂” 是grease，合在一起pig grease需要经过五次发音(假设gr是两次发音)才能表达出

来。如果每个英语单词都是这样，那岂不是说，汉语每发一个音英语国家的人要发两个以上的音？一辈子下来，英国人在说与听方面所用的时间比中国人多了一倍？另一方面三，四个音的词不灵活，比如，一句话的末尾，说话人肺里的氧气已经用尽，再发两个音还可以忍受，再发四个音就得换一口气了，有时为了饶开这个词，人们宁可把一句话分成两句，久而久之这个词就成了“死词”。为了使听话人明白，说话者是为了喘息的需要呢还是意思的需要而颠倒单词的顺序或者另起一句，英语的语法就相对地重要了。

       从这一点也看出语法对于拼音语言可能是必要的，而对于汉语，相对的来讲，不那么必要。因此英语不得不以大量增加新词为代价来减少发音次数。lard、pork等词就是根据这样的需要产生的。

      再有一个例子是平行四边形在英语里是parallelogram而四边形是quadrila－teral两者几乎看不出相似的地方而在意思上平行四边形是四边形的特例。虽然有缺点，但是英语减音方法对于汉语也不是没有值得借鉴的东西，在后文中提到的以FI代表‘负指数’的字就是从这里得到的启发。 

      双音的比较是乘方级别上的较量。英语单词的发音次数依然大大多于中文，由于400种不同的声音只能发160,000个双音，(有些还不能称为双音，如hit)而目前牛津词典已近三十万词条，即使所有的双音都用上，也不够用，何况目前还有没被利用的双音符号。再请看表4－8－4，前三列中所有的格子都是满的，因为它们是常用词，而后几列的格子就不时出现空白，因为这些词不是常用词，偶尔用一两次影响不大，而且也是鞭长莫及，所以它们的组词方法和中文一样如dongkey meat(驴肉)四个音。另一方面，英文没有部首，我认为，在发音上，部首虽然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它能对同音字加以区别，这样，它把每种声音的用途增加了好几倍，所以在发音上我们应该称它为“待(另外的)音定义符号”。英文没有“待音符号”(法文中有)，几乎所有的字母都要发音，换句话说400×400=160,000种双音符还没用完便由于形和意的影响不得不选用三音符了。以上种种问题都表明英语单词在发音上欠债太多。欠债是要还的，英语付出的代价便是需要记忆的符号无限增多。对于英语来讲，有些符号有声音却没有实际意义，仅仅是为了书写符号的区别而已，比如下面的六个单词中 的组份 cat 就没有任何共同的意思，但是它们 有声音的：catacomb、caterwaul、catalogue、catechism、catamaran、 catarrh等。
      除了上述增加记忆以减少发音的方法外，还有别的方法，比如“新英汉字典”的附录中列举了350个不规则动词，每个词都有原形，过去式及过去分词三种，这样，英国人至少又要比中国人多记350×2=700个词，中文之所以没有动词时态变化，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单音字变化灵活，或者说有逐渐逼近的功能。                   
       从表4－8－4还可以看出：中文的记忆方法是一个很有规律的网络，只要是网上的词，即使两个从未学过的人，也可用它来勾通思想，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不就是人类发明语言的目的吗？对于拼音文字的使用者来讲，这种网络却是心理学家与教育家们用来为学生增强理解力而设计的工具， 有人称它为 vocabulary maps( 词汇网络图) (而实在来说，后者虽然也称网络，但它的系统性并不明显)。 vocabulary maps 的作者认为：“这项技术是多方位认识的综合，它的重点是如何整理与组织词义，如何思考，如何有效地勾通。学生们考虑的重点应该是加深他们对网络系统理解，并把各种词义有机的连在一起”；“教授词意网络，有助于开发学生的语言与思维能力。”                               
      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四棱锥与圆锥都是锥形几何体，前者方底后者圆底。”在中国人眼里这种解释多此一举，而在英语中pyramid(四棱锥)与cone(圆锥)是与 “棱”及“圆”截然不同的两个单词，上面那句话就不是毫无意义的。英语词汇从形体和发音上讲都没有可比之处。如果不特意地进行比较，很可能忽略了它们的异同点。从这里我们也看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意无意地进行着这种比较。它也说明两种语言在思维速度上的差距，也许比我们从物理上解释的思维速度差距要大。但反过来讲，这岂不是证明了，中国人无时无刻在不知不觉中作着这种练习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前不久，澳洲一位电视台记者在街上了解过往的人中是否有谁能区别cosmetic(美容)与plastic－surgery(整形)的含义，结果抽样的十几个人中，谁也说不清楚。我想如果用中文对中国人作这种调查，对方说不定会像旧时的学生作破题一样诌出一大篇道理来。

      除记忆上的优势，汉语单词还能引起对于词义的新的理解，一个崭新的侧面往往会引起更深层次上的，简洁明了的认识；据说有一位美国总统在与一位中国外交官讨论当时的一场危机时，这位外交官说：危机crisis一词在中文的解释是‘危险’danger与‘机会’chance。类似手法在许多西方作品中也出现过。但是他们绝不会把一个词分成两半来考虑，而是说crisis这个词在另一种拼音语言中代表两个意思danger和chance。这种意思是‘人赋’的而不是‘天赋’的。
      在达尔文以前，瑞典博物学家林奈Linnaeus针对当时动植物名称混乱的局面提出了  “双名法” Binomial Nomenclature。 它将每类动、植物选出一个代表作为类名，当命名任一品种时，先标出类名，然后，再在类名下进行比较。事实上，这正是网络系统的具体应用，它为“达尔文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保证。前车之鉴，试想当今世界各学科的词汇都在无限膨胀，有什么办法才能把所有词汇收集在一个网络系统中，使达 尔文式的发明与发现甚至高于达尔文的见解层出不穷呢？

书名：《语言的本质》　作者:苏诚忠　语言文字网(www.yywzw.com)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