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理据：与语言起源有关的另一古老而又热门的命题

 盛   谏  

    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著名的《语言论》一开始就提到了一个古老的命题:“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7-347年)在他的对话集《Cratylus篇 》里讨论了词的来源,特别提出事物及其名称之间是否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关系,还仅仅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这个问题。这篇对话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名实相应论者’（Analogists）和‘名由人定论者’（Anomalists）之间长期的争论（见袁家骅等译，语言论，p.2，商务印书馆，1985）”。其中名实相应论者认为名称的来源有它的理据（motivation或译为动因），名由人定论者则认为名称并无理据可言，无非约定俗成而己。可见自古以来就存在词源有无“理据”（西文称之为“动因” motivation）或者是否为“任意”之争。它们与语言起源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

    1916年正式出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中，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根据他对印欧语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第一原则或首要真理：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不说任意性的话，我们可说无理据性”的论点。“这是说譬如“sœur”（姐妹）这概念，与形成相应听觉印象的声音序列s+ö+r没有因由任何内在（关联）的特性而贯连起来.(这概念也完全可以由其它随便什么声音序列来表现.只需考虑一下不同的语言就足够了。）”“…如此，这些拟（象）声词和感叹词都是相当次要且可争议的。”；他认为复合词和派生词是相对有理据的：“符号和声音（之间的连接）是相对有理据的，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形”“poirier（梨树）是相对有理据的，因为它令人想及共有的字眼poire（梨）和附属要素-ier”（见索绪尔著，屠友祥译，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大概在索绪尔之后，在拟（象）声词和感叹词以外，西方语言学者对语音音素的象征性展开讨论。例如语言学家叶斯泊森(Otto Jesperson，1860-1943)指出元音[i]有“小”、“弱”、“次”、“快”等意念, 他列出含“小”意念的例证有little(英)、kleine(德)、petite(法)、piccola(意)、minor(拉丁)、kis(匈)、mikros(希)。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等还做过不少实验对此进行验证（见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 p.33,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1933出版的语言论在两处列举了这一现象的许多实例，一处在讲到词的第二种附带意义--强调（ §9.11),另一处在讲词素的时侯(§14.9)(见布龙菲尔著袁家骅等译,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3)，当时，他没有对这一类象征命名。 为了与此前所指的拟声词相区别，有的语言学家将拟声改称直接拟声或译为基本拟声(primary onomatopoeia)，而将这种音素附带意义的音义相关现象称为间接拟声(secondary onomatopoeia)或译为次要拟声，又可称为音义联觉(phonaesthesia)（见沈家煊译，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

  乌尔曼(Ullmann, S.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2）把词的理据分为三类：1）语音理据,表现在词的语音形式与词义的联系上,具有语音理据的词称为拟(象)声词,如布谷鸟的英语cuckoo、法语coucou、德语kuckuck等都是模拟布谷鸟的叫声而形成的拟声词。这类拟声称为基本拟声。另一些拟声词则主要依赖词中的一个音素或音素组合使人产生某种语义上的联想，如英语里的bump、dump、thump等词中的-ump给人以沉重的感觉，这类拟声称为次要拟声。2）形态理据 ，指可以通过对一个词的形态构成进行分析而获得词义。显然，具有形态理据的词都是派生词或复合词。3）语义理据，借助词的基本语义的引申和比喻取得意义。（见许余龙，对比语言学，p.12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这三种词的理据中以语音理据与语言起源的关系最为密切。

  戴维•克里斯特尔在他主编的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把这两种音义相关现象统称为语音象征（sound symbolism），他并不否认间接拟声现象，只是认为虽已有一些极好的例证但尚未足以得出可靠的结论（见Crystal,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p.17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足见其尊重事实、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中国古代，与柏拉图时代相近的先秦时代，也有类似的两种观点，但对语言的生成机制，古代极少直接论及。有些学者以为训诂学中的声训是古人利用语音理据解释词义。其实不然，无论是许慎的《说文解字》还是王圣美的《右文说》，解释字义依据的是音义的相承关系，并没有涉及源词音义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理据）。例如“‘青’有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溷浊者为清，目之能明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其中并未解释‘青’的语音qing为何有精明之义。 《山海经》中有不少例子表明，虽然当时已注意到许多动物的名称与其鸣声相似，但他们相信这是动物知道自己的名而呼喊自己，并不认为是人模仿它们的叫声而取的名（见李海霞，汉语动物命名研究，P.15，巴蜀书社，中国成都，2002）。到近代章炳麟(1868-1936,号太炎)所作《国故 论衡•语言的缘起说》才讨论了拟声现象，并以此解释语言的起源。

  蒋善国1956年写成的《汉字的组成与性质》 在“音近义通说的批判”一节中写道：“…人类语言的发展，跟它所表示的事物之间，原没有必然的联系，并非每一个声音一定是表达某一种对象的。也就是声音跟概念本来没有必然的关系，任何声音都可以用来表示任何概念 。…当一个意义确定用了某一个声音来表示以后，这个声音在这一语言系统里就跟这个意义发生了关系。因此在语言的词汇里面意义相近的词，在声音上可能是相近的…音近义通说便是根据这种现象产生的。”；他在“兼义的声符”一节中又写道：“…表现甚么概念，就作出什么口势；有甚么口势，就发生甚么声音。概念近的口势近，口势近的声音近，所以‘音近义通’。”（见蒋善国，汉字的组成与性质，p.246，p.258）。

  更多学者认为原始音义关系具偶然性，例如：“中国声训派学者倾向于本质论。…‘本质论’就其实质来说，是唯心的。因为原始名称跟事物的本质没有任何联系。如汉语的‘马’，英语的‘horse’，拉丁语的‘calculus’（石头）完全是任意的、约定的。”“原始阶段的语言，只有数量极少的原始词，其中除了象声词之外，一般词都跟事物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都是没有理据的。（见张志毅，《词的理据》，语言教学与研究，No.3，p.115，1990）”“从语言的实际考察，可以发现音义关系有以下一些特性：1.音义关系的偶然性 除了某些象声字另外看待，某一语义要求用什么语音形式来负载，一开始就具有偶然性。同一个声音可以表达多种完全无关的意义，而相同或相反的意义完全可以用不同的声音来表达。这是常识问题，用不着多说了。（许威汉，训诂学导论，p.9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语音对意义的象征作用与音义偶然性的观点是矛盾的，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企图通过概念的论理来“化解”这一矛盾。例如李葆嘉对索绪尔的<符号的任意性><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进行批评性析读与论辩,认为: “对所指和能指的关系不加历史性探讨，而以‘任意性’一言蔽之，是任意性原则中论证的第一个失误。以不同语言系统之间能指和所指结合关系的差别来证明同一语言系统之内能指和所指结合关系的任意性，是任意性原则中论证的第二个失误。用共时的比例掩盖历时的溯源，在模仿的近似性与任意性之间划等号，把符号的历史演变性与不可论证性混为一谈，是任意性论证中的第三个失误。”（见李葆嘉，语言文字应用，p.22，No.3，1994） 李海霞提出：“声象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它指声音对意义的象征作用，或云声音的象征义。在一种语言中，哪个声音（包括音素、音素组合、单音节、双音节）表示哪类意义，常有一些固定的搭配关系，这就是声象。声象来自原生词。当某个造词者把一个自认为“合适”的音同一个意义结合起来的时候，最初的声象就出现了。但这时它是个人的和偶然的。当第二个人仿拟该词造成一个意义相关的新词时，一种约定俗成的声象就诞生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有关意义归到此音或近似此音的符号之下”“我们既然承认孳生词的产生来自对母词的模仿，为 何不能承认原生词的产生也来自某种模仿？人对客观万物的认识都循着由已知达未知的路子，惟原生词的创制例外：音义任意结合，这个说不通。”（见李海霞，汉语动物命名研究，p.70,237，巴蜀书 社，2002）。又如王艾录、司富珍提出“我们认为，任意性和理据性是语言中并行不悖、同等重要的两条原则…”“理据性对任意性有强大的制约力，这就是‘任意性的理据制约’。”“…任意性虽然无时不受到理据性的制约，但是理据性却以任意性为其生存条件的。”（见王艾录、司富珍，语言理据研究，p.49，59，6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汉语中存在大量音义相关的词汇，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但对它们的成因看法不同。应该说至今尚未有定论。朱文俊在《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一书中写道：“…尚无定论的东西不等于不能深入探讨，更不意味着永远不会定论，关键在于坚持不懈地求索。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才依据国外学者们已达成共识的若干鉴别原则，曾对汉语元音和辅音的意念倾向做过粗浅的摸索，发现这项课题研究若能深入和扩展，对研究汉语的起源会有益处的。”（见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p.40，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我们赞成这种科学的态度。我们认为，上世纪初索绪尔对印欧语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即使对印欧语百分之百正确也未必完全适合汉语。汉语有许多与西方语言不同之处，这一点连国外同行都普遍承认。例如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就认为：“…知识的另一范畴是为了发现整个人类语言的普遍原理。在这里中国语言特别重要，这不仅因为它的文学作品的时间久远以及它的方言众多而且更由于它的文法和语音体系的独一无二的特性。”（见该杂志关于中国语言学报使命的声明MISSION STATEMENT OF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我们作为中国人更要根据汉语实际开展扎实的研究，以探求人类语言的普遍原理。

上载日期2005 05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