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史鏈還缺關鍵的一環

盛  諫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語言的起源和進化突然又成為受到重視的課題。1990年斯蒂文·品克爾和保羅·布龍發表了一篇題為“自然語言與自然選擇”的有影響的論文，該論文刊於受尊敬的行為和腦科學雜誌上並有超過三十個同行的評注。在過去的幾年中在一些正規期刊和書籍中有了大量論文（見Jean Aitchison,The Seeds of Speech:Languege Origin and Evolution, p.F44,p.3，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北京，2002），人們從考古解剖學、分子生物學、電腦建模仿真等方面對語言起源開展了研究。我國學者在這些領域也取得不少成果，例如：據《自然》（NATURE）雜誌的報導（Albert Plazza, Twords a genetic history of China, NATURE,Vol. 395,15,pp.636--638,October,1998），褚嘉佑等13人採用染色體組中重複的短的DNA片段研究中國各民族的源流關係及與世界各民族的進化關係；王士元，柯津雲的語言起源建模仿真（第八屆當代語言學全國會議，2000.10. 21-23, 廣州)等。

    考古歷來是獲得原始人類實證的重要途徑。有化石在手就有了最強有力的證據。從頭骨化石的顱容量可以判斷原始人類的智力水平，這是產生語言的必要條件（雖不是充分條件）。從化石的顱底形狀還可判斷出喉位置的高低從而確定其聲道是否能發出人類語言普遍使用的三個關鍵母音[i]、[a]、[u]。埃塞俄比亞及以色列出土的九萬年前的人類化石，不論從顱容量還是聲道構造來看都具有產生語言的必要條件。此外從原始人類加工過的石器可以判斷原始人類的進化程度。DNA檢測技術的發展為獲得原始人類實證提供了新路徑。由於線粒體DNA（mitochondrial DNA）僅通過母系遺傳，根據其演變速率估算，人類的共同祖先是9-18萬年前的一個非洲女性，這一理論被稱為“夏娃假說”。綜合各方面的材料，學界認為在10-4萬年前人類應該已經有了原始語言，並從約4萬年前起向現代語過渡。又有人提出“走出非洲”理論，認為人類共同的祖先在10-5萬年前走出非洲，由非洲向全球擴散：沿陸地一部分向西向北，在4萬年前進入歐洲。一部分向東，大約在6-4萬年前進入東亞。其中東北亞的一部分又越過白令海峽，在3-1.2萬年前進入北美並逐漸向南擴散。按此理論若共同祖先已有原始語言，隨著他們向全球擴散，原始語言也必然隨之擴散。（見Jean Aitchison,The Seeds of Speech:Languege Origin and Evolution, p.81,p.163，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北京，2002）

    歷史語言學家則以語言本身作為研究物件，對語言的發展過程採用追溯的方法進行研究。其中傳統的方法是比較不同語言中的同源詞,語言學的各大語系就是用這一方法確定的。近年,格雷和阿特金森採用電腦技術改進了這一方法,推知印歐語最初是在7800年前至9800年前之間分離的（Russell D.Gray & Quentin D. Atkinson, Language-tree divergence times support the Anatolian theory of Indo- European origin, Nature,27 ,Nov.2003)。用這一方法，語言學家還可擬構出古代的語音，但是語言學上一般將這一追溯方法限制在一萬年以內，只能追溯到語言產生之後，追溯不到語言起源時期。

    顯然，採用以上兩種研究途徑，對於人類怎樣開口說話，即怎樣從非語言交際（如手勢，叫聲）過渡到語言交際這一基本問題，都無法做出回答，語言史鏈至今還缺這關鍵的一環。    

上載日期2005 05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