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的理據：與語言起源有關的另一古老而又熱門的命題

 盛   諫  

    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著名的《語言論》一開始就提到了一個古老的命題:“柏拉圖（Plato 西元前427-347年)在他的對話集《Cratylus篇 》裏討論了詞的來源,特別提出事物及其名稱之間是否是自然的和必然的關係,還僅僅是約定俗成的結果這個問題。這篇對話使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名實相應論者’（Analogists）和‘名由人定論者’（Anomalists）之間長期的爭論（見袁家驊等譯，語言論，p.2，商務印書館，1985）”。其中名實相應論者認為名稱的來源有它的理據（motivation或譯為動因），名由人定論者則認為名稱並無理據可言，無非約定俗成而己。可見自古以來就存在詞源有無“理據”（西文稱之為“動因” motivation）或者是否為“任意”之爭。它們與語言起源問題緊緊糾纏在一起。

    1916年正式出版的索緒爾普通語言學中，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根據他對印歐語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第一原則或首要真理：語言符號是任意的”“不說任意性的話，我們可說無理據性”的論點。“這是說譬如“sœur”（姐妹）這概念，與形成相應聽覺印象的聲音序列s+ö+r沒有因由任何內在（關聯）的特性而貫連起來.(這概念也完全可以由其他隨便什麼聲音序列來表現.只需考慮一下不同的語言就足夠了。）”“…如此，這些擬（象）聲詞和感歎詞都是相當次要且可爭議的。”；他認為複合詞和派生詞是相對有理據的：“符號和聲音（之間的連接）是相對有理據的，有時會有這樣的情形”“poirier（梨樹）是相對有理據的，因為它令人想及共有的字眼poire（梨）和附屬要素-ier”（見索緒爾著，屠友祥譯，索緒爾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大概在索緒爾之後，在擬（象）聲詞和感歎詞以外，西方語言學者對語音音素的象徵性展開討論。例如語言學家葉斯泊森(Otto Jesperson，1860-1943)指出母音[i]有“小”、“弱”、“次”、“快”等意念, 他列出含“小”意念的例證有little(英)、kleine(德)、petite(法)、piccola(意)、minor(拉丁)、kis(匈)、mikros(希)。人類學家語言學家薩丕爾（Edward Sapir，1884-1939）等還做過不少實驗對此進行驗證（見朱文俊，人類語言學論題研究, p.33,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2000)。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1933出版的語言論在兩處列舉了這一現象的許多實例，一處在講到詞的第二種附帶意義--強調（ §9.11),另一處在講詞素的時侯(§14.9)(見布龍菲爾著袁家驊等譯,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83)，當時，他沒有對這一類象徵命名。為了與此前所指的擬聲詞相區別，有的語言學家將擬聲改稱直接擬聲或譯為基本擬聲(primary onomatopoeia)，而將這種音素附帶意義的音義相關現象稱為間接擬聲(secondary onomatopoeia)或譯為次要擬聲，如烏爾曼(Ullmann, S.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2）把詞的理據分為三類：1）語音理據,表現在詞的語音形式與詞義的聯繫上,具有語音理據的詞稱為擬(象)聲詞,如布穀鳥的英語cuckoo、法語coucou、德語kuckuck等都是模擬布穀鳥的叫聲而形成的擬聲詞。這類擬聲稱為基本擬聲。另一些擬聲詞則主要依賴詞中的一個音素或音素組合使人產生某種語義上的聯想，如英語裏的bump、dump、thump等詞中的-ump給人以沉重的感覺，這類擬聲稱為次要擬聲。2）形態理據，指可以通過對一個詞的形態構成進行分析而獲得詞義。顯然，具有形態理據的詞都是派生詞或複合詞。3）語義理據，借助詞的基本語義的引申和比喻取得意義。（見許余龍，對比語言學，p.123，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間接擬聲又可稱為音義聯覺(phonaesthesia)（見沈家?譯，大衛•克裏斯特爾，現代語言學詞典，商務印書館，2000）。大衛•克裏斯特爾在他主編的劍橋語言百科全書中把這兩種音義相關現象統稱為語音象徵（sound symbolism），他並不否認間接擬聲現象，只是認為雖已有一些極好的例證但尚未足以得出可靠的結論（見Crystal,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p.17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足見其尊重事實、相容並蓄、與時俱進的科學精神。

  中國古代，與柏拉圖時代相近的先秦時代，也有類似的兩種觀點，但對語言的生成機制，古代極少直接論及。有些學者以為訓詁學中的聲訓是古人利用語音理據解釋詞義。其實不然，無論是許慎的《說文解字》還是王聖美的《右文說》，解釋字義依據的是音義的相承關係，並沒有涉及源詞音義之間是否存在著必然的聯繫（理據）。例如“‘青’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溷濁者為清，目之能明者為睛，米之去粗皮者為精。”，其中並未解釋‘青’的語音qing為何有精明之義。《山海經》中有不少例子表明，雖然當時已注意到許多動物的名稱與其鳴聲相似，但他們相信這是動物知道自己的名而呼喊自己，並不認為是人模仿它們的叫聲而取的名（見李海霞，漢語動物命名研究，P.15，巴蜀書社，中國成都，2002）。到近代章炳麟(1868-1936,號太炎)所作《國故論衡•語言的緣起說》才討論了擬聲現象，並以此解釋語言的起源。

  蔣善國1956年寫成的《漢字的組成與性質》在“音近義通說的批判”一節中寫道：“…人類語言的發展，跟它所表示的事物之間，原沒有必然的聯繫，並非每一個聲音一定是表達某一種物件的。也就是聲音跟概念本來沒有必然的關係，任何聲音都可以用來表示任何概念。…當一個意義確定用了某一個聲音來表示以後，這個聲音在這一語言系統裏就跟這個意義發生了關係。因此在語言的辭彙裏面意義相近的詞，在聲音上可能是相近的…音近義通說便是根據這種現象產生的。”；他在“兼義的聲符”一節中又寫道：“…表現甚麼概念，就作出什麼口勢；有甚麼口勢，就發生甚麼聲音。概念近的口勢近，口勢近的聲音近，所以‘音近義通’。”（見蔣善國，漢字的組成與性質，p.246，p.258）。

  更多學者認為原始音義關係具偶然性，例如：“中國聲訓派學者傾向于本質論。…‘本質論’就其實質來說，是唯心的。因為原始名稱跟事物的本質沒有任何聯繫。如漢語的‘馬’，英語的‘horse’，拉丁語的‘calculus’（石頭）完全是任意的、約定的。”“原始階段的語言，只有數量極少的原始詞，其中除了象聲詞之外，一般詞都跟事物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繫，都是沒有理據的。（見張志毅，《詞的理據》，語言教學與研究，No.3，p.115，1990）”“從語言的實際考察，可以發現音義關係有以下一些特性：1.音義關係的偶然性除了某些象聲字另外看待，某一語義要求用什麼語音形式來負載，一開始就具有偶然性。同一個聲音可以表達多種完全無關的意義，而相同或相反的意義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聲音來表達。這是常識問題，用不著多說了。（許威漢，訓詁學導論，p.95，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語音對意義的象徵作用與音義偶然性的觀點是矛盾的，近年來有不少學者企圖通過概念的論理來“化解”這一矛盾。例如李葆嘉對索緒爾的<符號的任意性><絕對任意性和相對任意性>進行批評性析讀與論辯,認為: “對所指和能指的關係不加歷史性探討，而以‘任意性’一言蔽之，是任意性原則中論證的第一個失誤。以不同語言系統之間能指和所指結合關係的差別來證明同一語言系統之內能指和所指結合關係的任意性，是任意性原則中論證的第二個失誤。用共時的比例掩蓋歷時的溯源，在模仿的近似性與任意性之間劃等號，把符號的歷史演變性與不可論證性混為一談，是任意性論證中的第三個失誤。”（見李葆嘉，語言文字應用，p.22，No.3，1994）又如李海霞：“聲象是我們使用的一個新概念，它指聲音對意義的象徵作用，或雲聲音的象徵義。在一種語言中，哪個聲音（包括音素、音素組合、單音節、雙音節）表示哪類意義，常有一些固定的搭配關係，這就是聲象。聲象來自原生詞。當某個造詞者把一個自認為“合適”的音同一個意義結合起來的時候，最初的聲象就出現了。但這時它是個人的和偶然的。當第二個人仿擬該詞造成一個意義相關的新詞時，一種約定俗成的聲象就誕生了。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將有關意義歸到此音或近似此音的符號之下”“我們既然承認孳生詞的產生來自對母詞的模仿，為可不能承認原生詞的產生也來自某種模仿？人對客觀萬物的認識都循著由已知達未知的路子，惟原生詞的創制例外：音義任意結合，這個說不通。”（見李海霞，漢語動物命名研究，p.70,237，巴蜀書 社，2002）。又如王艾錄、司富珍提出“我們認為，任意性和理據性是語言中並行不悖、同等重要的兩條原則…”“理據性對任意性有強大的制約力，這就是‘任意性的理據制約’。”“…任意性雖然無時不受到理據性的制約，但是理據性卻以任意性為其生存條件的。”（見王艾錄、司富珍，語言理據研究，p.49，59，6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漢語中存在大量音義相關的辭彙，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事實，但對它們的成因看法不同。應該說至今尚未有定論。朱文俊在《人類語言學論題研究》一書中寫道：“…尚無定論的東西不等於不能深入探討，更不意味著永遠不會定論，關鍵在於堅持不懈地求索。正是出於這種考慮，筆者才依據國外學者們已達成共識的若干鑒別原則，曾對漢語母音和輔音的意念傾向做過粗淺的摸索，發現這項課題研究若能深入和擴展，對研究漢語的起源會有益處的。”（見朱文俊，人類語言學論題研究，p.40，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  我們贊成這種科學的態度。我們認為，上世紀初索緒爾對印歐語的研究得出的結論“語言符號是任意的”，即使對印歐語百分之百正確也未必完全適合漢語。漢語有許多與西方語言不同之處，這一點連國外同行都普遍承認。例如美國的中國語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就認為 ：“…知識的另一範疇是為了發現整個人類語言的普遍原理。在這裏中國語言特別重要，這不僅因為它的文學作品的時間久遠以及它的方言眾多而且更由於它的文法和語音體系的獨一無二的特性。”（見該雜誌關於中國語言學報使命的聲明MISSION STATEMENT OF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我們作為中國人更要根據漢語實際開展扎實的研究，以探求人類語言的普遍原理。

上載日期2005 05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