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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和国建立后，杀戮和饥饿的威胁，已经失去了社会基础，但也不能保证绝对不出现天灾人祸。从1949年到1976年，三年困难和十年动乱就占去了一半时间。这样，积极生育的潜意识就难以消失。而和平安定和温饱，又为这种潜意识的发挥作用，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这种潜意识，无论是和平温饱，还是饥饿动乱，都成了历史的惯性力，这就是四十年间，人口猛增一倍多的原因所在。
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曾有过这样的俗谚：“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就是和平安定和温饱条件下的一种满足心态，这位热炕头上的老婆所生的孩子，就会不止一个两个，很可能是三个四个，甚至是五个六个。积极生育，和计划生育是对立的，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来控制，那后果将会导致另一种性质的人口灾难。
在饥饿的威胁下，需要增加劳动力来生产，刺激人口增长；在温饱的条件下，无忧无虑，又进一步刺激人口增长。看起来，似乎没有出路了。其实，解决了吃饭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线，只要再向前跨进一步，越过临界线，便能够逐渐消除这种潜意识，有利于计划生育。
我们对吃饭如此关注，作为它的极端发展形式，便是中国出现了举世无双、精湛无比的烹调技术，和大吃大喝、追求阔绰排场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目前在地方官员中仍很普遍。这种尽情享受和挥霍，是饥饿的一种反馈。如果收入低的人够吃了，而收入高的人又都尽情吃光喝光，或者去赌博、吸毒、嫖娼，那么，这种消费水平就仍然停留在吃饭上，并没有越过临界线。必须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消费水平，使全体人民有馀力去从事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不再成天为吃饭动脑筋，这才算是越过了临界线。
要提高正常的消费水平（不是挥霍），必须发展生产力。共和国成立后，一方面我们提高了机械化、电气化的水平，另一方面，又热心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生产，以人多的优势，靠拼体力来增加生产。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便是“大跃进”
。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
小篷船，装粪来，
惊飞水鸟一大片。
摇碎满河星，
摇出满囱烟。
小篷船，装粪来，
橹摇歌响悠哉哉。
穿过柳树云，
融进桃花山。
唱的是夜间行船运粪，诗的意境是很美的，如果是唐代人作的，应该视为上品。如果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就会发现，歌词所歌颂的劳动，纯粹是延长工作时间拼体力。这里没有机械化、电气化，没有化肥农药，一切均是旧有的生产工具和资料，靠手工来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新的科学技术，要维持这种生产，只能靠增加人力。也就是说，大跃进的模式靠拼体力来提高产量是有限的，却增加了对人力的需求，刺激人口增长，特别是男性人口的增长。
俗话说，“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人口有两重性，从生产方面说，要人多；从消费方面说，要人少。这句话反映了在拼体力的条件下，无法解决的矛盾，是农民无法实现的慨叹。要解决这一矛盾，提高消费水平，必须转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轨道上来。这一点经邓小平提倡，已初见成效。不靠人多，而靠科学技术，不仅可以大幅度的增产，而且将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摈弃大跃进的模式，也意味着停止那种加班加点白天黑夜连轴转的方式，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文化生活。过去那种方式，已使不少优秀科技人才过早的死亡，这对提高人口素质十分不利。现在的所谓“老板”，实际上仍然在使用这一方式，政府应该在法律上加强干预。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崛起，是现代化进程中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伟大成就。与之相适应的还应该逐步形成乡镇文化中心。大城市中正在兴建高档次的服务设施，文化娱乐设施，有的已经过分豪华。与世界接轨，自然也是必要的。如果能够腾出一些资金、精力，把目光转向广大乡村，真正为广大农民着想，那将是公德无量的事情。也就是说，以散布在广大农村中的小乡镇为中心，加强文化建设。每一个小镇，起码要有一所中学或职业学校；要有一座礼堂，可以集会、举办展览；要有一个剧场，能够演出、放映电影，可供娱乐；要有一个广场，可以打球，举办运动会；要有一个小型图书馆，可以阅览、借书；要有一所医院，可以治疗地方上常发的疾病。这里所说的“一个”
，自然是最低要求，可以根据条件，逐步建设。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多渠道的，可以来自政府，也可以来自社会，来自私人。这样的乡镇文化中心，可以提高乡村人口的文化和健康水平，从而提高人口素质，有利于科学技术普及，发展生产，形成良性循环。并逐渐淡化积极生育的潜意识。
中国的人口资源如此丰富，农村劳动力已经过剩，似可考虑用法律形式缩短劳动时间。不仅仅是缩短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