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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如果只有内向，没有外向，会把自己封闭起来，陷入孤立落后的境地，美国的印地安人就有这种倾向。一个民族如果仅有外向，没有内向，就将失去集体的力量，吉卜赛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犹太人就有这种倾向。这都是极端的例子。中国并不是一个仅守内向的民族，我们同时具有外向，而且与西方的外向迥然不同。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重大的外向行动。西汉时代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之间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唐代玄奘，去印度游学，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促进了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明代郑和，七次航海到印度洋地区，增进了对这一地区国家的了解并进行互利的贸易。这些行动都没有扩张、侵略、殖民主义的性质。西方的外向行动，在历史上虽也起过开拓作用，但很容易使人想到弱肉强食的动物本能，而中国的外向行动，是一种和平正义的交往，更富于人类理性，这是中西文明的不同之处。
从自然条件上讲，我们地大物博，无需他求。从思想上讲，儒家的圣人主张怀柔，用中国的文明去教化夷族，不主张征服侵略。而在和平交往中，又能向对方“取经”。我们的文化中已吸收了西域的物产、艺术，印度的佛教，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说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向的，是不全面的。尽管如此，中国的外向进取精神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扬，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未得到有力的表现。以下分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政治、文化方面
前面已提到这一方面的事例。张骞通西域的事，作为题材本可以与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相比，但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几乎没有反映。唐僧取经的事，作家是注意到了；明代吴承恩写了《西游记》。这部小说的成就在于作者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艺术形象，与唐僧取经的历史事实并无关系。作者并没有现实地处理这一历史题材，而是用幻想的形式虚构情节。作为艺术形象，唐僧也是慈悲有余，智慧不足，并不是进取精神的化身。
郑和下西洋，罗懋登以之为题材写了《三宝太监西洋记》。作者效颦于《西游记》，以神怪相杂组成情节，靠一个和尚一个道士来逢凶化吉，不伦不类。与《西游记》相比．作者几无任何新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未能把握这一题材。张骞通西域一事，被作家所忽视，而《西游记》与《三宝太监西洋记》又未能从正面处理题材，这一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作家对这一方面的题材，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历史内容，未能表现出人物的外向进取精神，他们未能尽到作家的责任。既然长篇小说的体裁已经出现，孙悟空的形象已被塑造，那么作家所缺少的只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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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网［YYWZW.COM］2006年4月12日作者授权上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