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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言节目的“一方之言”<<<

作者：蔡尚伟 出处：新京报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方言节目

　　方言是一种以社会化或地域化为标志的某个语言的变体,它由特殊类型的发音及语汇、句子结构所组成。使用某种方言而非另一种方言，主要取决于说话者的籍贯与社会阶层。而标准语言则是在某个语言共同体中假定具有优势的一种方言，以至于其内在规则成为整个共同体中所尊奉的正误标准。就现实社会而言，某个大的语言体系内一般都会存在着标准语言和方言这两种相关而相对的语言。[7]同时，方言作为“一方之言”，是一种文化，象不同种类的语言一样，每一种形式的语言都包含了一定的民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积淀等信息，含义丰富深刻，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朴素的表现形式。

　　拥有十多亿人口的汉民族，在历史上是由多民族融和而成的，由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地方方言，中国的汉语共有七大方言，分别是官话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由于不少方言之间不能沟通，存在语言隔阂和语言障碍，这种状况对经济流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不利，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大力推行普及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只是通过行政力量确立下来的通用语言。 普通话与方言原无高低之分，更无高雅与低俗之分。只是在普通话推广的过程中，方言的使用范围、使用人数和使用环境三个方面都在明显的萎缩，方言的总体趋势是处于“在衰亡的过程中”。[8]方言的地位被边缘化，方言在流行文化里被沦为搞笑工具。

　　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单是电视方言节目，方言作品就开始成为几乎所有大众媒体中一个引入注目的文化现象。在电影方面，许多优秀导演都钟情于方言的表现力，比如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和关锦鹏的《阮玲玉》大量涉及上海方言，比如贾樟柯的《站台》、《小武》等“汾阳三部曲”清一色采用山西汾阳方言。再比如近年在大陆赢得极高收视率的《寻枪》、《手机》等片中的贵州方言、四川方言更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电泳绶矫妫健拔饔新槔碧瘫庇新泶笏А保运拇ㄎ鱿至恕端浪⒗健贰ⅰ渡刀Τぁ贰ⅰ渡匠前舭艟返纫慌窖缘缡泳纭Ｆ渌矫妫褂幸浴镀嬷敬蟊肺淼姆窖孕∑贰⒁浴抖比硕际腔罾追妗肺淼姆窖詅lash、以《猫和老鼠》为代表的方言译制动画片，形形色色、蔚为壮观。

　　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今天，方言作品为何繁荣？方言的叙述话语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文化诉求？方言作品的勃兴在当前的文化语境是什么？笔者认为，从多元文化语境，特别是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变迁的背景下来思考影视方言的流行现象，或许有一定意义。后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边缘对中心的解构，就是多元化、平面化，是对深度与崇高的怀疑和疏离。后现代文化脱离了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历时性的发展模式，是以一种共识的平面性创造了一种开放的文化游戏。后现代社会不再是以往那种“一元定论”的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发展状态，人们的需求也不再是过去那种政治味浓厚的信息，受众更需要从电视上找到一种消遣娱乐，缓解工作和生存带来的压力。他们需要暂时放弃严肃、高雅，而寻求轻松、流行、时尚、刺激。他们希望从电视上得到生活的调剂，情感的交流参与，角色的认同和自我身份肯定。[9]

　　《阿六头说新闻》的制片人翁晓华这样阐述她的理念：“我们做电视新闻的人必须把新闻价值建立在我们认为受众最感兴趣的话题上。而最能体现受众兴趣的话题莫过于社会新闻了。我们从平民百姓的兴趣点去编排新闻内容，把老百姓最关心的柴米油盐变成电视屏幕上关注的重要领域”。[10]而《雾都夜话》大量播放都市情感短剧，直接揭示现代都市人的隐秘情感，诸如婚外恋、三角恋、师生恋是该栏目最常见的题材。这档重庆人用方言演绎的节目，在片头就声明“是真人真事，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自己演员自己的故事”，它满足的是观众对他人真实隐私的窥视欲望和情感交流欲望。

　　纯普通话的声屏世界的单一甚至乏味不断被人诟病，有学者就尖锐地批评说：“我们的电视里仍然充满了许许多多严峻的面孔，俊男靓女端着架子，都是不吃五谷杂粮的腔调……中国电视没有自己的语言，电视新闻的语言，是照文字稿念的；专题片的解说，是散文或政论文；就连主持人串联节目，也是在背稿……中国电视得学会讲人话，应该像民间传播消息那样用谈天的方式，谈天的语言，而不是用从报纸新闻或其他文字体裁学来的语言板着面孔端着架势背稿子。” [11]还有学者分析，普通话中大量的泛政治词汇和腔调，就像一块块语言石头，我们的小学生、中学生乃至大学生在重大节日到来或重要指示下达后接受电视采访时，大多是以“我特别特别激动”开始，以“关怀、温暖、正确、及时”过渡，最后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结束。而西安小学生夸张地对“连爷爷”的欢迎词，更是这种电视腔的“极限版本”。[12]

　　当观众被纯普通话形成的 “高雅”的意义世界所淹没，对以普通话所编织的话语空间逐渐反应迟钝的时候，方言的所谓“土气”、“粗陋”，给他们带来了返璞归真的新鲜感，填充着普通话话语世界留下的某些意义空白。如果不反省大陆广电媒体中的生硬腔、训话腔、文件腔，那么其他平民化的、鲜活的替代物，比如“港台腔”就会自然被观众接受。

　　从普通大众的内心和自觉习惯来说，如果不是为了学习交流之便，他们更亲近于方言。这也是方言电视作品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原因所在。日渐勃兴的方言电视文本正成为方言区居民实现自我认同、从事意义和快感的再生产的文化资本，同时折射出地域亚文化不满自身现状、谋求重新建构自我身份、提升自我文化地位的诉求，以及地域文化在日益边缘化过程中的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策略[13]。方言在通过结构一个亚中心的语言从而赢得一种仿中心的地位，而这种结构中心的功能往往是由传媒来完成。比如最近几年的川渝方言电视剧在西南地区、湖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颇受观众的欢迎，电视传媒无形之中就结构了一个川渝方言的受众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荧屏方言现象是方言在文化上的一种自觉消解中心倾向。

　　可能正因如此，有专家对方言节目提出严厉的批判，认为不仅触犯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还“消解了大众媒体在语言上的示范功能”，在广播电视新闻播报中直接使用方言，“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和社会文明进步，也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和社会力量的凝聚”。甚至上升到“在客观上将造成传媒歧视和文化分裂”的高度。[14]广电总局连续出台的几个和方言有关的禁令，理由都是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和规范。

　　保留传媒方言话语空间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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