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 我们历十年学术跋涉，总算得到这一总结性成果。《中文信息》李硕总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蒋国华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董楚平研究员、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王仲文教授不辞辛劳，赶着寄来了审稿意见。因此，在拙作即将付梓的时候，首先要向他们表示感谢。汉字编码的设计，是一片等待开垦的处女地，正在召唤关心汉字前途的人们，特别是语文工作者去开发。 《汉字编码设计学》只是建立了一个学科的框架，其中许多问题还有待作进一步探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充实。而这些工作，不是单靠我们两个人就能够做到的，我们希望有志的研究者继续努力，包括从甲骨文、金文中，把独体和合体基本搞清，以更多的具体事例，证明“拼形造字法”；继续研究《说文解字》、《字汇》、《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等，进一步揭示汉字从部首检字到字形检字的演变历程；还有部件清单的继续完善和新部件的命名等等。 使现在的汉字带上一套有序的符号，用于应付计算机输入的普及，已是当务之急，字形编码的实践已经证明是可能的和可行的；而把眼下即需解决的问题寄托于遥遥无期的汉字拼音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汉字与拼音文字一样，也同样有它的优势和不足，把汉字说成是“旧社会统治阶级压迫劳苦人民的工具”已经成为过去，旧调不宜重弹；把汉字说得伟大得了不得也不是现在应该讲的话。汉字有它的不足，但也有它的优势；当前不是靠革除汉字换为拼音文字才能解决汉字的信息化问题，而是如何弥补不足。我们这本书就是提出一种弥补汉字不足的方法。 二 1986年，陈爱文先生为出版《汉字编码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家住了三个月。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它开创了研究汉字编码设计的基础。本书的基本概念和观点，有的曾由陈爱文先生提出，例如“汉字拼形字母”、“隐性间隙”，以及评五笔字型中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的这本《汉字编码设计学》，只不过是在陈爱文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的拓展。1990年我为了推广表形码，我曾到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找专家，想得到他们的支持。想不到的是专家们却认为“各有千秋”。可是，我是个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观点的人。我认为汉字编码必然有个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自然历史过程。巧的是原汉字编码委员会主任郭冶方先生曾与我因表形码的鉴定有过交往。我的观点得到他的支持，他送给我一大摞资料，其中包括三次国际学术论文集和一百多个汉字编码方案。现在想起来，当初没有他的无私支持， 就没有我现在的这本书。 我平生未写过文章，老年弄笔杆，咬文嚼字，有说不出的艰难困苦。写写撕撕，干了一年，没有什么收获。想买个电脑，一何不得花钱。感想和在北京同住的美国青年麦克合买一台电脑，才开始了电脑写作。人老了，记性也衰退了，常常想起了一段，写了几句就把后面的忘了。直到1992年底，才写成《汉字字形编码方案的发展轨迹》和《汉字字形编码的突破和结构》。承《教育研究》主编连瑞庆先生看得起，决定于1993年8、9两期上发表。由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卓晴君同志的支持，我在那里立了一个所级重点课题，名为“汉字字形编码方案研究”，并得到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拨款支持，我们的研究能继续下去形成现在这样的系统，首先要感谢徐永光先生、卓睛君所长和连瑞庆主编。原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郭振有编审看了我写的文章之后，说：“继续研究下去，直臻成功，乃是一件于民族、于后代，功德无量的事业。”这句话，一直鞭策我不断攀登。我在北京尽管举债度日，心里总是一片光明，实在有赖郭先生的鼓舞。 1993年6月28日，我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国家质量监督局、中国电子学会、中文信息学会、汉字编码委员会、全国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著名专家。我的目的是想通过这次讨论，解决汉字编码方案设计的核心——部件的定义问题 可是会议并没有取得预定的结果这是由于我的思想太简单缺乏组织高层学术会议的经验。但是，通过这次会议我了解了上层的一些看法，为我发表后来的文章做了准备。从1993年始，我连续发表有关的文章20多篇，并出版了一本题为《汉字要走出编码时代》的专著。 1994年第2期《中文信息》把我的《汉字形码方案的得与失》作为重要文章发表。此文率先对编码界死水一潭、万马齐喑的局面进行冲击，指出1986年全国评测波动的失误原因：“混淆两个不同概念——汉字编码和汉字输入法”；同时指出汉字编码“是汉字的一次变革，不是单纯为了输入”。在1994年的《中文信息》创刊十周年纪念的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位先生指责我在“干涉中文信息学会的‘内政’”。 1993年年底，我对《光明日报》记者夏斐发表了“汉字编码不应授予专利权”的见解。他为此写了一篇“汉字编码该不该打官司”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1995年第2期《语文与信息》和第一期的《中文信息》上发表了我的《汉字编码不应授予专利权》）1994年10月1日，《中国教育报》发表我的《“编码热”与理论导向错误》，进一步阐明“汉字编码（键盘）输入法”的概念错误以及它所造成的后果。我提出这个观点的目的是要使信息界和语文界明确：《计算机应用将导致一场汉字革命》（此文刊于1994年5月17日《粤港信息日报》）如果认识错误就可能延误战机。 1995年我和詹振权先生对汉字部件作了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写成《汉字部件简论》，为现在这本相当于开创一门新学科的著作作了学术铺垫。但是我知道要进一步探索下去，完成这个奠基性的研究工作，单凭我这有限的学识和写作能力是难以完成这个任务的。我将此事商之于詹先生，承他痛快答应。于是我们又开始新一轮的愉快合作。先由我执笔写出初稿，再由他理清思路，列出详细提纲；我再根据提纲写出修改稿；再请他就逻辑、文理、立论和材料，提出系统修改意见；根据他的意见，我反复修改，七易其稿。两度寒暑，总算最后定稿。 詹先生不但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文字、逻辑、修辞方面有很深的功底，而且在编码的理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1995年前他与我素昧平生，可在学术探讨时前一见如故，即成知己。他不但对我的文章逐句推敲、修改、仔细润饰，还在许多理论方面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本著作所以初具规模、气候，这与我们在思维结构上的优势互补是分不开的。在“时间就是金钱”的日子里，毫不利己地为一个陌生人合做没有一点经济效益的文章，可以认为这是天下最最“愚蠢”的事了。 三 历史向前发展，文字永远在演变，冥冥之中，存在着一股制约的力量。这就是它的使用者以及它的使用领域。只知道演变，不知道制约，是当前文字学术界的一大弊病。这个弊病，使文字研究陷入拼音化的伊甸园里而不能自拔。因此，当计算机中文应用的要求一出现，才会发生这种惊惶失措的“万码奔腾”。失控证明了文字学界束手无策。 在汉字信息化的关键时刻，我们相信中国人能够用自己的力量缩短汉字适应信息应用而变革的时间。但汉字毕竟不是一般的事物，它是民族的象征，它是民族文化的基石，它囊括一个巨大的时空，它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因此，任何时候，任何有关汉字的决策和意见，决不能意气从事。一百多年来，许多人呼吁改革汉字，不断实践，但却从来没有对它的时空系统、结构系统，作过慎密细致的研究，因此花费的力气很多，所得的收获不大。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字发展是渐变的。1977年“二简”之所以不成功，不仅仅只是它的简化方法，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渐变性”的制约。因为，55年的“一简”过去还只有二十多年时间，社会不能忍受文字使用的经常变动。所以我希望所有年轻年长的人们，千万不能相信激进主义彻底改革汉字的神话！ 历史，既有胜利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科学的态度和做法，不仅会碰得头破血流，还要贻害子孙。往事就在眼前，万万不可误在一时，而使祸延千秋。 四 这本书完稿后，温州卫生干校娄绍昆高级教师，山东大学盛玉麒教授都提出过不少修改意见，我们根据这些意见作了重要的订正。本书撰写过程中，还得到过温州市新华支社社长张和平先生、温州市教委张永坝先生、温州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戈悟觉教授、温州医学院陆剑鸣副教授、温州四通公司徐乐耀先生和陈晓鸣先生、温州市委陈逸峰先生、温州建行王光荣先生以及市农机处的支持和帮助。中央广播电视部吴水吟高工、民革中央宣传部常华先生、作家吴越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出了不少力气，今天得以顺利出版发行，要感谢他们的热心关心和支持。我们还得感谢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陈代于高工、中国教育仪器总公司郏松兴先生、北京景山学校郭善渡老师、中南财经大学钱进老师、国家语委傅永和研究员、尹斌庸副研究员、《语言文字应用》费锦昌副主编、北京信息工程学院陈一凡教授、北京公安局技术处王补高工、北京语言学院张普教授、中国电子学会李永富高工、云南大学张在云副教授等，因为他们的热情指点和帮助，使我们避免了许多谬误和纰漏。 1990年我为推广表形码而认识了作家韶华先生，现在他用表形码写作孔七八年了，因此，他也很了解我在表形码理论研究上的继续攀登。韶华先生不只是个作家，是个电脑汉字输入法的用户，还是一个熟悉许多编码方案优劣的专家。他了解我探索的全过程，他给我们艰苦探索带来了关怀和支持。他给本书写了序言，对本书以及汉字编码界作出了切实的评价。对此，我们向他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谢意。 浙江临海市教委陈及人副教授关心我们的研究，为我修改《汉字编码方向论》，并将邵宗杰先生关于识字教育的文章送给我。这是一篇极有参考价值的文章，从中我得到不少教益。邵先生为本书写了很精僻的序言，我为此向他致谢。本书在本月上旬已作最后定稿，急匆匆地寄给了出版社审查，偶然的机会，碰上老朋友李知白。我了解自己的马大哈性格，心想还是请他再审一次比较稳妥。第一个会合交来37页，上面密密麻麻地圈上红笔，一数大大小小有108处，除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外，有好多处文句修改得更通顺。本书能以较少的错误出版，我们应该感谢李知白先生严谨的审稿，使本书增光添彩。人生，就像写一本书，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错，自己不知道，总是需要别人的帮助。 人生匆匆，而人生最难得的是碰上一个有希望、有价值的可以为之拼搏的课题。在人类文化的海洋里，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里所获取的知识也极其有限，碰上一个自己能够有所发挥的课题的机遇是很少很少的。在此之前，人们有可能白白地把知识和生命消耗于无形中。当我发现汉字编码有一个发展过程时，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能使我可以发挥创见的机遇，不能就此罢手。拙荆在家节衣缩食，潘建华先生、徐长寿先生借款支持，现在总算可以画上一个句号。此书如真的能“功在当代，泽及后世”，是所有支持者之功，不应归著者独享。 汉字编码统一的路也许还很长很长，但我相信，建立系统的基础理论是一条唯一的必由之路。 本书可能还有许多地方表述得不很完善，读者如果认真追索，一定还会发现许多应该补充的地方，例如分类中我们把“”作为笔块部件，分配到相接型里，它实际只是一个单笔画。还有人提部件“母”不如安排在“四面包围型当中有一横”类里好，这些小修小改，由于系统影响，我们准备留在学术讨论会会后一起解决，敬希读者谅解。 潘德孚 1997年4月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