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05-10-01

也说英语的灵活与汉语的僵硬

 

新西兰Waikato大学哲学教授孔宪中先生写完《汉语词汇的贫乏和不稳定性》后，意犹未尽，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又来了篇《“骂祖宗”杂谈（其八）》，计有：“骂十六：Prioritize”、“骂十七：Significance”、“骂十八：Except”，继续痛骂汉语词汇之贫乏。

下面且举一例：

    Prior 一词, 汉语是有的。例如：

    (1) 这件事应比那件事先做。

不过, 下面又如何去翻译呢？

    (2) One should prioritize one’s needs.

大概可以累累赘赘如下说吧！

    (2a) 一个人应该把他之所需, 排列先后的次序。

    Prioritize 这个概念, 汉语是有的。先父常对我们说：

    (2b) 凡事应分缓急轻重。

我们可否把这“缓急轻重”用作如下呢？

    (2c) 一个人之所需应分缓急轻重。

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创一个新词说：

    (2d) 一个人应该把他的所需优先化。

为什么历史悠久的中华到了21世纪还没有人创此新词呢？难道社会环境没有此需要？抑或因为没有此词, 国人则避而不说？

    英语的 prior 还可变出如下：

    (3) The prioritization of one’s needs is fundamental to any decision making.

    (4) At present, feeding the baby enjoys high priority.

要想想为甚么人家的语言如此灵活而自己的却是如此僵硬呢？是否因为汉文的方块字不是拼音文字, 又不可以连写？我们应否废汉字呢？数千年的“帝制”可以推翻, 为什么汉字不可以取代呢？

孔先生的示例，学过英语的其实都深有体会，一个单词，通过前缀后缀的层层叠加，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词性，动词而名词，名词而形容词，形容词而副词，从而主谓宾补，对号入座，顺利地充当句子中的各种成分，的确堪称灵活。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汉字根本不需要任何变型，就可以直接进入句子，岂不是更加灵活吗？一辆坦克，开到水边，稍加改装，便可充当潜舰，自然非同寻常，但假如另一辆毫不迟缓，直接下水呢？

下面就来看看汉字这种“两栖坦克”是如何陆上跑，水里行的：

（1）游泳有益于健康。（主语）

（2）他正在游泳。（谓语）

（3）我喜欢游泳。（宾语）

（4）这本书里讲了许多游泳的知识。（定语）

（5）他是跳水的，我是游泳的。（判断宾语）

（6）创业要像在大海里游泳一样经得起风浪。（状语）

（7）他高兴得跳下水就游泳，一直游了一万米才上岸。（补语）

试问，这么多“游泳”，英语若不相应变换形式，光凭一个“swim”能对付得了吗？

再看：

a.       他手里拿着证书回家了。

b.       他手里拿着证书和同学们说说笑笑地回家了。

c.       他手里拿着证书和同学们说说笑笑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d.       他手里拿着证书和同学们说说笑笑兴高采烈地回家来向父母报告。

e.       他手里拿着证书和同学们说说笑笑兴高采烈地回家来向父母报告他要参加工作了。

与之相对应的英语是：

a.       He came back home, holding the certificate in his hand.

b.       He came back home, with the certificate in his hand, laughing and talking with his classmates.

c.       Laughing and talking with his classmates, he came back home gaily with the certificate in his hand.

d.       Laughing and talking with his classmates, he came back home gaily with the certificate in his hand to tell his parents about it.

e.       Laughing and talking with his classmates, he came back home gaily with the certificate in his hand to tell his parents that he would get a job.（周志培）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汉语基本句型保持不变，所有新内容，统统在句尾反复叠加。与之相反，英语则不时调整句型，甚至动大手术。例如，第一句的“holding the certificate in his hand”，到第二句便变成了“with the certificate in his hand”。而第三句则干脆来了个天翻地覆，将第二句末尾的“laughing and talking with his classmates”搬到句首来。

从表面上看，汉语句型的确显得单一死板，不善通融，英语句型则灵活多变，花样翻新，然而，殊不知，后者的所谓“灵活”，实际上是无可奈何，迫不得已，强行为之。打个比方，一个白领，由于跟不上日益更新的科学技术，不得不去看大门，守仓库，试问，他还好意思吹嘘“头脑灵活，一专多能”吗？同样，正是因为英语的句尾无法承受这么多内容，才不得不将一部分前移，显然，这与“灵活”完全是两码事。

汉语到底是灵活还是僵硬，我们人微言轻，不足为证，那就不妨让权威说话。吕叔湘先生《汉语句法的灵活性》一文写到：“讲到汉语语法，一般常说汉语的句法很灵活。可是在讲汉语语法的教科书里常常只给出多数汉语句子的基本模式……外加定语、状语、补语等等。给人的印象不是汉语句法很灵活，而是汉语句法很呆板。拿实际语言来一核对，就会发现这个印象有很大的片面性。汉语句法不光有固定的一面，还有灵活的一面，只是教科书里往往只谈前者，不谈或少谈后者罢了。”他并且从移位，省略及动补结构的多义性三方面，具体示例，加以论证。

英语的词必须改变形态，才能“灵活地”充当句中各种成分，这与汉字的以不变应万变相比，已经棋输一招；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英语形态的这种种变来变去，竟然常常是“吃饱了撑的”——不但毫无必要，反而惹事生非，百害而无一益。

Flesh指出：

汉语不但能简化语言结构，更能简化思想观念。在其他语言中，词缀有一种了不起的本领，能将具体实在变得抽象空洞。例如，英语中有一个简单的词“sign”，意为“a mark”（标记）。你如果给它加个词尾，就变成了signify，意思是“to make mark”（作标记）。如果再给它加个词尾，又变成了significant，意思是“making a mark”。如果还想变，那就在前面加个词头：insignificant——“making no mark”。最后，再给它加个词尾，还能得到一个insignificance——“the making of no mark”。你这究竟是干嘛呢？一个简简单单的名词，被你拿过来，一会儿变成动词，一会儿变成形容词，一会再变成个形容词，最后又变回来，还是个名词。除了平白多出四个空洞的音节，又给它增添了什么新的含义呢？玩到最后，你倒是一本正经，满脸深沉，高谈阔论起什么insignificance of man（无谓人生）的哲学问题来。而中国人呢，不过就说句Man no mark罢了。总而言之，你这边抗不住英语词缀的诱惑，结果弄得满嘴空洞的音节和单词，而那边中国人却脚踏实地，几个最具体、最实在的字眼就把一切都说清楚了。他们不得不这样，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然而，如果你认为汉语不能表达抽象概念，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记住，早在西方文明开始之前，中国人便已经在谈论并撰写宗教和哲学了。要是他们找不到恰当的字来表达抽象概念，他们就选一个或几个最实在的、含义最接近的字去代替。我们的思想家一门心思只想着使用institutionalization或antiprogressivism这样的词，而中国人却早已习惯成自然地借助于譬喻、假借、比拟等手法，来表达各种概念。一句话，只要相互比较能让意思浅显易懂，他们就什么手法都能用上。（Flesh，1946）

于是，我们便很想请教孔先生：把个简单的prior变来变去，除了“将具体实在变得抽象空洞”，除了“弄得满嘴空洞的音节和单词”，究竟又给它增添了什么新的含义呢？平克批评道：“许多会写文章的人或善于演讲的人，都会从拉丁文的字根中去制造新的字出来，例如：religiosity, criticality, systematicity, randomicity, insipidify, calumniate, conciliate, stereotypy, disaffiliate, gallonage和Shavian。这些字看起来都很沉重、很严肃，使得人们喜欢去模仿这种形态，结果给人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很显然，孔先生恰恰就属于这种故作深沉、强装严肃的人。

哲学家罗素生平最为痛恨繁琐浅陋、空洞无物的文风。他曾举过一个例子：

Human beings are completely exempt from undesirable behavior pattern only when certain prerequisites, not satisfied except in a small percentage of actual cases, have, through some fortuitous concourse of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whether congenital or environmental, chanced to combine in producing an individual in whom many factors deviate from the norm in a socially advantageous manner.

认为这句话翻来覆去说了半天，拆穿了，原意只不过是：

All men are scoundrels, or at any rate almost all. The men who are not must have had unusual luck, both in their birth and in their upbringing（所有的人都是恶棍，或至少几乎都是。凡幸免者，无不具有超乎寻常之好运，或是由于出身，或是由于环境）

余光中借此评论道：“罗素只用28个字就说清楚的道理，社会学家却用了55个字，其中还动员了prerequisites, concourse一类大名词，却愈说愈糊涂。这种伪学术论文在英文里多得很，表面上看起来字斟句酌，术语森严，其实徒乱人意，并不‘精密’”。”“这种迂回冗赘的语法，正是‘精密’的大敌。英文里冠冕堂皇、冗长而又空洞的公文体，所谓‘高拔的固格’（gobbledygook），皆属此类文字污染。”

对于这种“文字污染”，还有一种更为通俗的名称：英语水肿病。

英语水肿病首先成为文学家的讽刺对象。费尔南多指出：“从这一巨大的、而且不断扩大的词汇水库中，英国大作家们巧妙地、成功地汲取所需。但是事情还有不利的一面：一方面，没有一种词汇像英语词汇那样难以运用；另一方面，英国官方文学的笨重和报刊文字的粗劣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还有，如果说英国的幽默多半是借助于对‘大字眼儿’的滑稽的或‘板着脸’的使用，那么也必须看到学究式的文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危险。举个典型的例子：乔治·埃利奥特在她的Middlemarch中所描绘的那位拍卖人博思罗普·特朗布尔大概不致被人忘记的。在书中作者说‘他是一位高级词藻的爱好者。如果他偶尔用了比较差的语言，他决不会不马上改正的。’例如，‘anybody may ask’就改成‘……anybody may interrogate……any one may give their remarks an interrogative turn’。作者并且辛辣地说：‘在他口中，事情决不会began，不论在私生活或是在他的招贴、广告上，凡事总是commenced。’”

高级词藻爱好者亦广泛见之于政界。据说，美国前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就是一个有名的“大话屡子”，故而当他1982年辞职时，有人便故意给他编了这么一段辞职演说：

I decisioned the necessifaction of the resignatory action/option due to the dangerosity of the trendflowing of foreign policy away from our originatious careful coursing towards consistensivity, purposity, steadfastnitude, and above all, clarity.

懂英语的人不难体会种种词形变化之可笑，例如“决定”，放着好好的动词“decide”不用，偏要把个名词“decision”改装成动词。这种抽象深沉，附庸风雅，汉语显然自愧不能，甘拜下风。勉为其难，试译如下：“我们外交政策的制定原本是要坚持一贯性、目标性、坚定性，以及最为重要的，清晰性。然而，我发现事态发展的走向性有偏离这一初始性目的的危险性，于是我决定了辞职性行为的必要性。”

学术界同样不甘落后。例如，有一种“社会科学术语生成器”（Social Science Jargon Generator），使用者只需依次从每一栏挑选出一个词，便可组成一个冠冕堂皇、令人肃然起敬的术语：

dialectical            participatory             interdependence

defunctionalized       degenerative             diffusion

positivistic            aggregating              periodicity

predicative            appropriative             synthesis

multilateral           simulated                sufficiency

quantitative           homogeneous             equivalence

divergent             transfigurative             expectancy

synchronous          diversifying               plasticity

differentiated         cooperative                epigenesis

inductive             progressive                constmctivism

integrated            complementary             deformation

distributive           eliminative                solidification

余光中认为：“中文在字形上不易区别抽象名词与其它词性，所以a thing of Beauty和a beautiful thing之间的差异，中文难以翻译。中文西化之后，抽象名词大量渗入，却苦于难加标识，俾与形容词、动词等分家自立。英文只要在字尾略加变化，就可以造成抽象名词，甚至可以造出withness之类的字。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术语传入中国或由日本转来之后，抽象名词的中译最令学者头痛。久而久之，‘安全感’、‘或然率’、‘百分比’、‘机动性’、‘能见度’等词也已广被接受了。我认为这类抽象名词的‘汉化’应有几个条件：一是好懂，二是简洁，三是必须；如果中文有现成的说法，就不必弄得那么‘学术化’，因为不少字眼的‘学术性’只是幻觉。”

这三个条件不但适用于汉语，其实也完全适用于英语本身。

先看两个例子：

这本小说的可读性颇高。

这家伙说话太带侮辱性了。

不用说，“可读性”译自readability，还算是“有据可查”。但“侮辱性”则不但汉语读来拗口别扭，即使英语似乎也没有insultility一词。那么，是否应该填补这一“空白”呢？再如，“他的笑话具有很高的可笑性”。暂且不管这句话本身是否“具有很高的可笑性”，如果一定要原封不动地译成英语的话，恐怕又得“创造”一个laughability了——His jokes enjoy high laughability。假如再来一句：“相声的可笑性已经成为一门学问”，岂不还得“发明”一个laughabilization——The laughabilization of Xiangsheng has become a subject。而且，我们的“创造能力”显然还远远没有枯竭，还可以源源不断地挖掘，例如：laughabilizational, laughabilizationally以及unlaughbility, unlaughbilization，等等，等等。

这也就意味着，英语的词汇完全可以永无止境地“丰富”下去——一百万、一千万甚至十亿百亿千亿万万亿。我们不妨借用孔先生的质疑：“为什么历史悠久的英语民族到了21世纪还没有人创造这样的新词呢？难道社会环境没有此需要？抑或因为没有此词, 国人则避而不说？”很显然，英语之所以尚未发生这种灾难性的词汇爆炸，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十分明智地意识到：没必要。

于是，我们最后也就不妨再来回顾一下孔先生所举的那些例子，看看究竟是汉语词汇贫乏，不足应对，还是英语某些词汇本身便属多余，毫无实际意义。

先看原文：“One should prioritize one’s needs”。且不管这是孔先生的“自创”还是“引经”，我们都无需被它吓住，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个“高拔的固格”。同样的意思，难道英语就没有通俗浅显的说法，非得要请出“prioritize”这样的大字眼吗？例如：“One should put his needs in order.”、“One should first do what is most needed”、“Work should be done in order of importance and urgency”，甚而至于：“First thing, first done”。难道讲这样的句子，就有失身份，就会被人瞧不起吗？

再看孔先生的译文：“一个人应该把他之所需，排列先后的次序”、“一个人之所需应分缓急轻重”、“一个人应该把他的所需优先化”。

这些句子的确是够“累累赘赘”的了，或曰“洋腔鬼话”，足以让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笑得直不起腰来。尤其是那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人”，一听就知道是拙劣照搬英语的“one”或“a man”所致。同样的意思，用汉语表达的话，文一点的，不妨说“今日事今日毕”或者“凡事应分轻重缓急”，俗一点的，则有“急事先办”、“该做的事，马上就做”等等——处处不见“一个人”。

吕叔湘先生告诫：“总而言之，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办法表达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所要表达的各种意思。不一定非得各种语言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同样的问题不可。这就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评价自己的母语和别种语言，不亢不卑最为得体；既不必妄自菲薄，也不要自封天下第一。”

孔先生强迫汉语新创一个“优先化”，以便顺应英语的“prioritize”，这充分证明他根本就不懂汉语“戏法”之精髓。由此也可总结出一个历史教训——做语言对比研究时，必须使用地地道道的“国语”，而绝不能轻信“假洋鬼子”嘴里笔下冒出的“杂种话”。

再看这句：“The prioritization of one’s needs is fundamental to any decision making.”可惜孔先生没有赏光译出，让我们再次深刻理解汉语究竟有多“累赘”，只好越俎代疱，滥竽充数：“一个人之所需之优先性为任何决定之做出之根本”。

当然，孔先生如果一定要坚持“深沉性”，一定要突现“上智”与“下愚”之“天壤有别性”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免费性地”替他设计出更多极具“精彩性”的例子：

The prioritization of one’s needifications is fundamental to any decision making

The prioritization of one’s needifications is fundamentational to any decision making.

The prioritization of one’s needificatios is fundamentational to any decisionalization making.

The prioritization of one’s needinifications is fundamentational to any decisionalization makenification.

The prioritization of one’s needifications is fundamentational to any decisionalizational makenification.

Decisionalization makenificationally, the prioritization of one’s needifications is fundamentational.

Decisionalizational makenificationally, the prioritization of one’s needifications is fundamentational

One’s prioritizational needifications are fundamentational to any decisionalization makenification.

Prioritizationally, one’s needifications are fundamentational to any decisionalization makenification.

面对如此灵活多变的英语，还有谁敢不坚信汉语之僵硬死板，还有谁能不盼望汉字之早日废除？

（作者：江苏大学 何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