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市工贸中专,湘潭职校,湘潭中专,湘潭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湘潭工贸学校,湘潭市一职,学校简介,招生简章,入学指南

   发布日期:2005-10-01

 

汉语是一种伟大的语言

——与莫大伟先生商榷

Chinese is a great language

 

江苏大学   何南林 He Nanlin

 

 数年前,语言学界曾发生一场“徐伍之争”,甚至对簿公堂。最近,又有美国学者莫大伟(Moser2001)重提旧事,对徐氏再作批驳。学术批评当然需要,但亦应讲究策略。徐氏的观点虽有舛误,莫先生的批评,也绝非无懈可击。本文拟就其中几个问题与莫先生商榷。

 

1 学术争论不是“大批判”

凡亲身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对那种全民上阵、口诛笔伐的“革命大批判”无不记忆犹新,深恶痛绝。尤其是学术中人,更是渴望平等对话,以理服人的正常环境。几十年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总算免去棒打帽扣之苦。然而,莫先生的文章,不禁又令人忆及往事。

莫先生既然已经在副标题中写明academic dispute,那就应该遵守学术之争的规则,而其中根本一条就是:所有争论必须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遗憾的是,莫先生却过分热衷于“非学术”。我们试举几例。

第一,营造声势

俗话说,有理不在声高。假设辩论赛中,有辩手每提出一个论点,不是急于论证其合理性,而是不厌其烦地列举共有多少人赞成,其中又包括多少知名学者以及海外权威,试问,除了让听众嘲笑甚至给对方提供攻击把柄外,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对方有误,有理有据地指出不就完了,又何必引证“支持率”,以示己方之壮大呢?同样,作为读者,我们唯一想要知道的,就是徐氏到底有哪些错误,而莫先生又是如何进行批驳的。遗憾的是,他却首先给我们来了这么一段:“In a remarkable show of support, a large number of China’s prominent linguists spontaneously rose in defense of Wu Tieping, issuing an open letter in February 1996 supporting him. The letter was signed by 148 linguists, including the late Lu Shuxiang. By October 1998 the number of signatures had grown to 708, including 20 scholars from outside China.。”试问,这有必要吗?当年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声势何其浩大!最终却总结出一句格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莫先生看来有必要在这方面补补课。

第二,人身攻击

文革之初,时兴辩论,两派引经据典,大打语录战,谁也不服谁。但很快就有人发现高招:刨祖坟。一旦查明对方出身“地富反坏右”,便立即公理在手,不战自胜。于是“政治出身”往往成了能否“政治论争”的首要前提。“黑五类”们一个个自惭形秽,纷纷告退,剩下那些“根正苗红”继续战斗。

荒唐年月闹出的荒唐剧,不提也罢。然而,假如今天有人提议,学术论争也要核对“学术出身”,比如,有关文学上的事,就绝不能引用鲁迅——一个学医的!我们不是怀疑他有神经病,就是居心不良。莫先生批评徐氏从熟人朋友那里进行引证时,“也不管他们具有怎样的学历”(no matter what their academic credentials might be),便不知该将他归于哪一类。

莫先生之所以要特别提到徐氏“没有任何学术机构颁发的正式学历,却要冒充学者,自封语言学家,”无非就是要证明他是个骗子——没有文凭却要著书立说,这难道还不是骗子吗?莫先生可曾料到,你这根姚文痞式的棍子砸下去,将伤害多少无辜,引发多大义愤! 

自幼深受西方“fair play”精神熏陶的莫先生,跑到中国来,竟然迷上了为“武林正宗”所不屑的“下三滥”,重拾昔日那套专以人格侮辱为能事的“文革战法”,到底是由于秉性顽劣,还是受了不良蛊惑?

最不能容忍的,还有莫先生的措辞。文中凡是提及徐氏一派,总是不离这样的字眼: “a very small coterie of followers”,“his collaborators”,“a handful of his followers”,连个supporters都舍不得恩赐。这不禁令人怀疑,他这篇文章若以汉语撰写,会不会使用“一小撮”、“同伙”甚至“走狗”?

当然,徐氏是否还有更加恶毒的谩骂,我们不得而知。但即便如此,也完全没有必要牙还牙。堂堂正正,以理服人,岂不更能一显对方泼妇骂街,无赖争拳之丑陋原形!尊重对手,是一切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事实上也是抬高自己的最佳手段。法律上已经开始引进“无罪推定”的理念。学术争论也应该有这种勇气和雅量。

让我们再教莫先生一句鲁迅名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第三,乱扣帽子

莫先生一文的大标题为“中国语言学界的伪科学”。这种刺目的字眼,几十年来,且不要说学术杂志,就是政论性刊物,也极为罕见。外国人读了,真不知道“运动”不断的中国又发生了多么重大的事件。熟悉历史的,说不定还会猜测有什么“背景”——当年的文革,不就是从“海瑞罢官”这类学术问题开始的吗?

何谓“伪科学”?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必须具有明确的界定与审核,否则,学术研究势将重新退至黑暗的专制时期。尤其是权威性刊物(在从前就意味着“背景”)更应谨慎,万万不可轻易下这种结论。

还要指出的是,错误百出的理论,不一定就是伪科学。例如地平说、地心说等,现在看来,简直荒诞不经,但谁又能否认它们的确是人类对于未知的一种认真探索?事实上,迄今为止,除了邪教、迷信以外,有哪一种理论被正式宣布且一致公认为“伪科学”?

那么,莫先生又是如何判断徐氏为伪科学的呢?他列举的第一个特征是:立论缺乏事实依据,将那些未经科学证明的东西视为不证自明。这些当然不是作学问的人应有的态度。但我们也要反问莫先生一句,你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犯有上述毛病的,天底下只有徐氏一派,再无他人?林语堂(1994)举过一个例子。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家大会上,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坎森教授宣读了一篇题为《论日常烦恼的来源与性质》的论文,其中记录了21000种烦恼,并且还将其分级,比如,“发现食物中有头发”为26分,“看到秃顶的人”为2分,“看到蟑螂”为24分。试问,这种“科研”究竟有什么事实根据?假如有人宣称,他见到秃头的烦恼不是2分整,而是2170839564分,谁又能用“科学实验”将其驳倒?

这还不算,对那些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者,又该当何论?西方科技界这类丑闻难道还少吗?远的不说,2002年,世界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就因造假而解雇了恩舍博士。恩舍博士年仅32岁,已在《科学》、《自然》等杂志上发表100多篇论文,在许多同行眼里,获取诺贝尔奖只是迟早的事。但仅对其中25篇论文进行调查,便发现至少有17篇捏造或篡改了实验数据。这起丑闻被不少人比作科技界的安然事件(见《南方周未》2002718日及1010日科学版)。

莫先生接下来的一句,不知是举例还是结论:

As will be seen below, many of Xu’s assertions are completely outside of mainstream linguistics, and are maintained by no one but himself and a very small coterie of followers

试问,“主流”之外,仅为“一伙”信奉的就是伪科学吗?如此荒唐的话,反驳起来都觉得无聊。

伪科学的另一个特征,据莫先生分析,是标新立异,自吹自擂。在高手如云的语言学界,名不见经传的徐德江竟然敢自创一门“新语言学”,而且是从早期的“西方阶段”上升到“以汉语原则为基础的高级阶段”,如此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

徐氏的有关理论我们下面再谈。但倘若定要在“吹牛”上较真的话,我们恐怕仍然不得不虚心承认,西方人才是真正的“大师”。仅就语言教学而论,众所周知,短短几十年,便不知“推陈出新”了多少种教学法。哪一个不是横空出世,哪一个不号称改写历史。这种“大力丸”式的叫卖,就连西方人自己也看不下去了。Stern1997)批评:“语言教学观念的轮番登场,教学方法竟相厮杀的漫长历史,种种所谓的发现与‘突破’,以及随之而来的销声匿迹,所有这一切组成了一支理论建树的兵马大队,浩浩荡荡穿行于各个历史时代……富有实际经验的语言教师对这些‘新’理论、教学改革以及其他各种创新疑心重重,也就不难理解了。”

Mackey1965)的措辞更加严历:“科学总是以一种渐近的方式向前发展。它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是得益于对已有成就的改进,而不是加以拒绝。与之相反,语言教学法就像一台追逐时髦的钟摆,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因为如此,尽管语言教学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可供参考的知识体系。这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其质量之差,足以让人们对语言教学法的整个领域失去信心,甚至将专家学者与江湖郎中(charlatans)相提并论。”

显然,仅凭莫先生所说的这几点,绝不足以证明一种理论是否为伪科学——否则天下的伪科学将不计其数。这一点莫先生心里肯定清楚。他之所以要咬定徐氏不放,绝不是因为立论不足等“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关键还在于这一理论本身,即宣扬汉字优越。在西方(以及不少东方)拼音文字优越论者眼里,光凭这一点就够得上伪科学了,甚至比宣扬“太阳从西边出来”、“人是狗变的”还要荒唐百倍。

那么,徐氏到底是如何宣扬汉字优越的,莫先生对他又进行了怎样的批驳,这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内容。可惜莫先生不直奔主题,却东弯西绕,领着我们兜了这么大个圈子,不仅耗时费力,而且马脚尽露,甚至惹祸上身。比如这句:

While the court’s equivocation certainly did not vindicate Xu, it at least allowed him to continue to promote his ideas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to publish his journal.

难道说,中国人写文章,办刊物,还要经过法庭的“至少允许”吗?不知内情者,假如由此而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连发表学术观点的自由都没有,试问,这样重大的“政治错误”,究竟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想请莫先生坦诚回答,如果将你文章的第一、二两个章节一字不留,统统删去,是否会对全文的“批判力”产生半点影响?所谓当局者迷,莫先生撰文时,也许一腔正气,秉笔直书,无暇顾及。遗憾的是,编辑审稿不严(或许恰恰正是因为“志同道合”,反而大为欣赏?),未能嗅出其中浓厚的火药味,让这种文革大字报式的“战斗檄文”卷土重来,不但浪费了宝贵的版面,更损害了自身的形象,留下一个“遗憾终生”的污点。

 

2.汉字优越论

   徐伍之争的焦点之一,是前者认为汉字比拼音文字优越,后者不同意,而且担心这种说法会伤害其他民族的感情——莫先生或许就是因为“很受伤”才如此冲动的?

   众所周知,汉语及汉字曾受过极不公正的待遇,被西方语言学家贬为“野蛮”、“落后”(他们又可曾考虑过中国人民的感情),甚至连带得不少五四先贤也愤而质问:汉字不灭,天理难容。今天虽然很少有人公开说这种贬损的话,但骨子里却始终认为拼音文字最优越,而且不时流露出来。

Quirk(1973)所著皇皇巨作《现代英语语法》,开篇赫赫第一句竟是:“English is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language.”——“狂妄”得连个“之一”都不屑一用。国人若有谁胆敢如此夸耀汉语,不被“心系全球”的同胞骂个狗血淋头才怪。当然,有人或许要反驳,英语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呀,汉语又算老几?英语重要,这的确不假,但必定就most吗?随便找个中国人问问,英语和汉语,哪个更重要?即使是“托福党”、“望洋族”,只要一天不离“苦海”,英语的重要性就仅仅体现于考场;而默默支撑着日常生活的,恰恰是横遭白眼的汉语。事实上,Quirk等的这一放言,伤害的远远不止是中国人。走遍世界,问及全球,除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以及“新殖民地”),试问,有哪个民族会认为英语比母语更重要?

那么,莫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又是怎样的态度呢?请看:

Before the computer,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almost hopelessly cumbersome and slow for purposes of teletype and other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even now are not easily handled on the Internet or the World Wide Web. Does this imply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only been a truly scientific writing system for the last decade or so? Or that characters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scientific‘ in nature as technology enables them to be more easily processed?

我们首先要问莫先生,你用“hopelessly cumbersome”这样的字眼来糟践汉字,难道就不怕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吗?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倘若工具“笨拙不堪,无可救药”,其使用者也绝对聪明不到哪里去;尤其是明知有更灵巧的工具而执意不用,岂不更是愚笨不堪,不可救药吗?帕默尔(1983)说:“一个学生学了4000个左右的视觉符号之后,四千年的文献就立刻展现在他的面前了。”“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进一种字母文字,……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这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

莫先生说电脑发明之前,汉字在电传打字及其他通讯媒介方面都十分迟缓。假如我们顺势而承认:“所以汉字落后,不如拼音文字科学,”想必正中莫先生下怀吧。但有了电脑以后呢?莫先生对此避而不谈,笔头轻轻一滑,转到Internet上去了。但我们却想请他留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莫先生提醒人们再次注意,徐氏把“科学性”与“电脑输入速度”相提并论。但我们这一“注意”,却突然意识到莫先生与徐氏原来竟是同一条战壕中的亲密战友——一个说没有电脑之前汉字笨拙不堪,一个说有了电脑以后汉字灵巧无比,二者组合起来,不恰好就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了吗?遗憾的是,莫先生就像从前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一旦发现形势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便立刻半途开溜,甚至变节投敌。革命事业必须依靠意志坚定者来完成,同样,学术研究又岂能指望见风使舵之辈。

用电脑处理便利来称赞汉字的科学性,事实上远不止徐氏一派。其含意我们很清楚,但可惜都没把话说明白,以至于让莫先生抓住把柄:汉字是否近几十年才“科学起来”的?而且随着科技发展,是否还将继续“科学下去”?我们且来作一番解释。

举个简单的例子。譬如石油,埋藏地下,亿万斯年,形同废物,而木材却很早便被用于取暖煮食。正是科技的发展,使人们发现了石油的价值;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利用价值肯定会越来越高,如废料再处理等。

这样的比喻不知莫先生听懂没有,会不会联想?古老的汉字,即使如莫先生所说,hopelessly cumbersome,也因科技进步而焕发青春,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前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用拼音文字的键盘,居然可以敲出一个个乃至一串串汉字,其速度甚至反而超过拼音文字——莫先生可曾见识过汉字输入?那么,汉字到底还有多少神奇,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去利用呢?

当然,为了避免误解,我们今后最好还是不要说汉字科学,正如人们不说石油科学,也不说比木材“更科学”一样。亲身作了比较以后,人们自然就能看出高下优劣来。    

莫先生还借Internet,直陈汉语之不宣操作,以暗示“拼音文字优越”。我们这里不想再多纠缠,且以一番引证作为回答。媒介巨头Rupert Murdoch的儿子,其本人也是新闻集团副执行官的James Murdoch 2000)在爱丁堡举行的国际电视节上曾警告,英语将来并不一定就是理所当然的网络语言:“不错,英语一直是而且也始终会是一种主要的网络语言。然而,随着网络连接不断向欧美以外的广大市场渗透,英语在媒介使用中的地位将会下降(English will decline in use through this medium)。”他认为,汉语、印地语及西班牙语正在崛起。媒界公司要想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就不得不关注这三个语言团体。(见《21st Century2000,9,21)

我们甚至不妨设想,历史上其他几种已经消亡的象形文字,如果电脑早日发明的话,说不定还能流传下来。这当然只是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汉字这一唯一顽强生存下来的象形文字,一旦获得电脑的辅助,便有如猛虎添翼,不但不会消亡,而且将威力倍增。至于说,这一威力是否会在二十一世纪发挥出来,最好让科学尤其是电脑技术来回答。门外汉还是少说为佳,以免出丑,沦为笑柄。

 

3.汉字易学论

拼音文字比汉字容易,这在语言学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几乎已成定论。莫先生自然也不例外:

He states that ‘For infants, reading the characters (not writing them) is easier than comprehension and even easier than speaking’ Xu truly grasps at straws in making his assertion, ignoring or downplaying blatantly obvious counterarguments (such as the sheer length of time it takes Chinese school children to master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in comparison with children learning alphabetic writing systems)

拼音文字与汉字,西方语言与汉语,到底孰易孰难,我们下面再谈。

莫先生在这段话后,加了一个注,引用了一些外国人学汉语的“相对困难”,以证明汉语书面系统之不易。但他这根“稻草”(straw)抓得实在不高明。外国人学汉语固然困难,但中国人学英语就容易吗?问问广大在校生,有几个不叫苦连天?真要“举证”,统计“支持率”,还不定哪边得票更多。西方人学汉语,当然也有灰心沮丧的时候,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大家彼此彼此,同病相怜,用不着觉得特别委曲。但我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莫先生(或许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David Morser?)为了发泄他的frustrations,竟然用上了这样的标题:”Why Chinese is So Damn Hard”

众所周知,damn绝不是个什么好字眼。文雅一点的大约是“该死”;到了俗人嘴里恐怕就成了“他奶奶的”。假如我们的大中小学生们知道,曾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其博士论文主攻中西古代哲学比较的堂堂西方学者,竟然可以在正式出版物中如此“畅所欲言”,是否会齐声高呼:“英语他妈的怎么就这么难学!”

先是诋毁“hopelessly cumbersome”,继而诅咒“damn”,我们真不明白,莫大伟先生对汉字这种刻骨铭心之恨,究竟从何而来?当然,莫先生若能引经据典,证明这些词语非但没有丝毫贬意,反而是绝佳的赞美之词,那就请不吝赐教,翻译出来,让我们长长见识。

他这番话实际上反映出许多西方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既即使承认汉字不比拼音文字落后,也要始终咬定难学,否则的话,拼音文字就再也体现不出优越性来了。这块“阵地”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肯退让的,必须严防死守。莫先生果然又有高见:

English spelling rules may be non-trivial to master, but the actual memorization and physical act of writing the alphanumeric symbols are incomparably easier than learning the many thousands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quired for basic literacy。”

既然莫先生这里提到了“basic literacy”(大约是“扫盲”的意思吧),那我们也就不怕自揭家丑。据统计,中国目前的文盲已高达两亿。个中原因甚多;莫先生若把汉字难学也算作其中一条,那我们也不予以否认。但不过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真要换成“不可比拟地容易”的拼音文字,则非但文盲不会减少,反而还将增添更多“语盲”——连话都不会说了。

反过来,既然拼音文字易学易记,那就应该个个能读会写吧——否则也太弱智了。但事实又如何呢?

周有光先生(1997)曾收到一份宣传品,上书:“这是真的!今天美国三个人中间有一个文盲。到2000年,将是三个人中间有两个文盲。在那样的美国到来之前,可以设法改善局面,只要你愿意参加扫盲斗争!请打免费电话:1-800-229-8813Coalition for Literacy)”——求援信居然寄到了大洋彼岸,可见形势之紧迫!莫先生若不信,不妨立刻操起话筒,问个究竟,或许还能为祖国的扫盲运动出把力。

莫先生说中国人要学会几千个汉字才算basic literacy。听他的口气,这样的水平,实在不屑。然而,这也正反映出某些带有偏见的西方人对汉语文化的无知,完全领略不到这几千个汉字所具有的威力(注意,又说到了“威力”)。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且从英文报上信手拈来一词:blepharoplasty。说句不怕丢脸的话,本人好歹也是“英语专业”出身(文凭作证,绝非骗子),讲坛上也“混”了不少年头。但偏偏就拿它无可奈何——尽管从上下文也能猜出大意。现在要请教莫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吗?又是在“几年级”学的?其时已经掌握了多少词源学知识?一句话,认识这个词,究竟需要多高的“学历”?研究生?博士后?我们再告诉莫先生,这个词若用汉字表达,小学生都明白——眼睑整容术。

不错,汉字的确难学,然而,它却有一定的限度;通常小学毕业,读书看报便无问题。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具有一种“一劳永逸”的神效——一旦学会,终生受用。不管出现什么新概念、新术语,都能利用现有的汉字进行拼装组合。就有如万花筒,有限的材料可以幻化出无限的图案。当然,拼音文字也是利用“零件”组装,而且数量更少;但恰恰就是因为数量太少(参见下引赵元任),所以拼出来的往往是一个全新的词,除了少数内行,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故而其词汇量有如滚雪球一般急速膨胀。不仅数量多,而且单词本身也越来越长,于是又出现缩略词;而这种缩略词,很快也多到超出一般人记忆、需要编辑辞典以备查询的程度。Crystal1988)举“最近”出版的一部缩略语词典为例,其中收词便已超过400000!也就是说,平空多出四十万个新单词,而且其数量还将无限制地增加下去!据专家估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平均词汇量为23000;莎士比亚据说也不过30000。英语总词汇量与个人词汇量之间巨大的差异,对阅读意味着什么,也就可想而知。

汉语在引进外来语之初,曾采用过“音译法”,例如,“blepharoplasty”便可译为“布烈发罗不拉丝梯”(或者干脆用汉语拼音buliefaluobulasidi)。但聪明的中国人立刻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对于惜墨如金的汉语来说,这种不表意的“乱码”,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故而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意译之路。当然,我们今天的确有欧佩克、艾滋病这类不表意或半表意的词,但数量受到严格控制,不许泛滥。

与之相反,日本人为图一时之快,选择了音译法,现在已经开始品尝苦果了。岸根卓郎(1999)举过一个例子。京都火车站进行改建时,施工现场不分昼夜地广播一条“不知所云”的通告:“为了ゾ-ショ-リニュ-アル,给旅客增添麻烦,敬请协助。”一般人都听不懂,其实不过就是“增轨改建”的意思(试想中国人听到“欲作布烈发罗不拉丝梯的请上二楼”是什么感觉)。这类“译意不明的日语”究竟有多少,我们也举两个例子:田世昌主编的《日语外来语大词典》,收词10万;沈康荣主编的《电子技术日语外来语词典》,收词67000。只要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假如汉语中有十万个“布烈发罗不拉丝梯”这类“表音”词语,我们会是怎样的心情,也就不难体会日本人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了。对这种“非驴非马的外来造语泛滥于公共场合”的现象,厚生省专门成立了一个“用语适性化委员会”,任务在于“追捕片假名外来语”。亡羊补牢,虽说不晚;但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汉字虽然多了些书写之累,却省去大量记忆之苦。光是一两个“blepharoplasty”和“眼睑整容术”,或许还看不出优劣,甚至觉得前者容易,后者累赘;但数量一旦多至成千上万,便顿时比出高下来了。尤其是有了电脑以后,连一笔一画的书写之累都可省掉。汉字之难,难在确有“致盲”的可能;但拼音文字之难,却更有可能使一个已经具有basic literacy的人再度沦为“半文盲”。周有光先生接到的宣传品,不妨说,就是一个简接证明。为了防止这一悲剧的发生,西方人在语言上便不得不“活到老学到老”。幼年省下的时间,却要在成年乃至老年时加以弥补!由此看来,表意与表音,几千个字与几十万个词,到底孰难孰易?

徐氏还提到“汉字(语)速读”的问题,可惜语焉不祥,又只以“日本学者”笼统带过。莫先生倒是在注中介绍了几种有关汉字处理“相对速度”的研究,说明他在这一问题上还是有所感悟的。我们再作一点引证。

首先是美国人Timothy(黎天睦,1983):“据我所知,很少有人研究阅读汉语的速度。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人研究中国人阅读汉语的速度问题。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一,到现在为止,不知道阅读汉语和阅读英文拼音有什么区别?二,我看中国朋友看小说,比我们念英文快得多。”

然后是日本学者金田一春彦(1985):“日本的文字可称得上日语的一大特色。由日本文字(假名和汉字)编排的报纸易看易懂。其妙处是灵活运用汉字和假名。……抓住汉字,就能很快弄懂全意……也就是说,不大重要的地方用假名写。这样一来,翻开报纸只要选读一下有汉字的地方,大体上就掌握了报上的要闻。”

最后请出名震中西的赵元任(1985):“在一页印有好多个不同的方块汉字的书里找字,比在不断重复二十来个字母的书里寻找,来得容易。……汉字有很强的个性,你要在一页上找什么字,眼睛扫到近处,它就直盯着你,呼之欲出。如果是字母文字,找起来就费事了。”“汉字的优点是靠汉字的数量很多而获得的。……大家当然知道,表示一定数量的信息,符号复合体的大小是和所用符号的花样多少成反比的。例如有了十个不同的符号,‘十六’这个数目就能用两位数‘16’写出;如果只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像二进制中的01,那么同样的数目就要写成‘100000’。这不但是视觉符号的技术处理问题,它同样也通用于口头的语言。夏威夷语的音位数目少,为了弥补花样的贫乏,词就得加长。夏威夷出产的一种很短的鱼,名叫homohomonukunukuapua。……日语的音也比较少,所以汉语里‘我’一个音节,在日语里要用watakushi四个音节表示,‘多谢’是两个音节,日语要说成arigatoogozaimasu十个音节。”

从西方到东方,从日本到中国,经过这种“全方位”的引证,应该用不着再下什么具体的结论了吧。

 

4,汉字提高智商论

徐氏引用“日本学者”,说小孩5岁学汉字,IQ可达1154岁汉字,IQ可达1253岁学汉字,IQ可达130。如此精确的数据,与“烦恼学”一样,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种最科学的文字,或者,哪一个民族IQ最高,这些都是过于敏感的问题,最好不要去直接论证。上乘之策是介绍一些具体事实,让人们隐约体会,自下结论。

司马贺(Simon1986)曾引用两个有关人类是如何存储及提取信息以解决问题的实验。第一,某大学学生人数为教授的6倍,用S代表学生,用P代表教授,请根据这两个变量写出方程式。第二,食堂卖馒头(C)和包子(S),每人限买一个。如果有4人买馒头,就得有5人买包子,这样才能全部卖完。请写出表示两者数量关系的方程式。

实验分别在美国一所工科大学一年级与中国一所重点中学进行。两道题目的答错率,美国分别为27%63%,中国则为9%38%。司马贺分析其原因,一是回答太仓促,没把关系搞清楚。对此我们或许还只能认为,中国人因“应试”训练,解题更为细心,算不上什么优势。但他给出的第二个原因,恐怕就难免“几家欢喜几家愁”了:“英语的文字表达方法容易使人把这种问题的意思弄混淆了,所以在美国的实验结果错误的比例数大;而翻译成中文,问题的意思就清楚多了。美国学生的错误多是因为英文表达比汉语难一些。”

长期以来,汉语曾被称为“文学语言”,意思也就是说不适于精确的科学表述。不少人也的确将中国科技不发达的原因归疚于汉语的模糊性。但司马贺却给了一个反证:汉语比英语更能清晰地表达科学概念——至少是数学。

再举一个例子。不少在中国出生,后转学美国的孩子,数学课上由于速算,被誉为神童。其原因不过是会背乘法口诀表而已。美国小孩当然也要背的,但我们比较一下二者的区别,便能看出其中的奥妙来。汉语是:一九得九,二九十八,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英语则是:One times nine is nine. Two times nine is eighteen——这也叫“口诀”!用诗歌般的句型结构来背诵枯燥乏味的数学公式,试问:全世界有几种语言?朗朗上口,言简意赅,记忆深刻,提取便利,思维宁不快捷?我们都是打小过来的,幼年之事可能记忆不清,但不妨找个一、二年级的小学生,给他出道题目,比如7×9。只听他:一九得九,二九十八……七九六十三,倾刻即得。换成英语试试看!

林语堂(1994)说:“叶斯帕森已经谈到英语中那些类似汉语的简洁说法,比如‘first come, first served’,‘ no cure, no pay’,‘ once bitten twice shy’这些都是标准的洋泾浜。……英语语法看来还不是没有救。中国人对简洁的喜好已经走得很远,比如‘坐吃山空’意思是说‘如果你光坐着吃,什么也不做,那么就是像山一样多的财富也会被吃光的’。这个意思中国人很容易就懂得了。由此看来,英国人要想赶上我们,还要很长时间。”

简洁的语言,有赖于相应的文字。汉字能否促进智商,我们不来下这个结论,但用这种文字构成的语言,却能更为清晰地表达含意,这话可是大名鼎鼎的司马贺说的。莫先生若要不服,不妨先去找他问个明白。

莫先生说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以及日本孩子都懒得(seldom bother)学汉字,这的确是事实,但却是万分的遗憾。假如能采用强制手段的话,绝对有益于提高IQ,其好处远远超过强迫中国人学英语。

 

5,关于世界通用文字

徐氏一派最遭垢病的,恐怕莫过于宣扬“汉字将成为国际通用文字”。这一惊世骇论,被西方(以及东方)拼音文字优越论者视为奇耻大辱。莫先生更是当仁不让,再次拍马出阵:

Of course it would be wonderful if everyone in the world could communicate in a common language (and English is perhaps approaching this status), but there is no reason why Chinese should be that language; the (somewhat) ideographic n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of no help whatsoever to an untrained reader。”

常言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又牵涉到季羡林与伍铁平二位先生之间的一段公案,暂且不表)。更通俗的还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无不暗示着运命无常,世事多变。英语今日的霸主地位自然不可否认,但谁又敢担保它千秋万代,永不褪色?人类历史(尤其是“文明史”)毕竟太短。试问:一万年甚至一百万年后,会是怎样的情景?其间该有多少“皇帝”登台又下位,加冕又挂冠?那么,哪种语言有可能继位——哪怕“任期一届”?莫先生一口咬定,Chinese绝无可能(no reason),理由就在于它的“表意性质”。如此蔑视汉语,惹得我们不禁要跟他抬一杠:why not?

Quirk1973)等断言英语“最重要”,理由有四,如使用人数、分布广度、媒介手段等,最后一条是:操此语之人在经济、政治上的影响力。这才是关键所在。众所周知,英语原本不过欧洲大陆以外,几个小岛上的一种“土语方言”,其地位远在法语之下,更遑论拉丁语。它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四百年中,一跃而为语言霸主,绝非它本身有什么“过人”之处,完全是得力于两个超级强权。如今日不落帝国已成历史。但谁又敢断言星条旗永远高扬?我们不妨设想:有朝一日,若再出个“秦始皇”,重演六王毕,四海一,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违者斩首。试问,谁敢抱怨,谁敢不学——管你表音表意,活命要紧。

除去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倘要平等地推选一种语言作为通用语,则标准只有一条:简单易学。我们这里就不妨做一番比较,看看到底是中国人学英语难,还是外国人学汉语难。

与西方其他语言比较,英语的确算是简单的了。马克吐温称:“一个有天赋的人只需30天便能学会英语(暂且撇开它的拼写与发音),而学会法语需要30个月,学会德语则需要30年。”(A Trump Abroad)这当然只是一种玩笑,不足为凭,但至少反映了一种流行看法,即:英语语法简单。

然而,如果真要以“语法细节”论优劣的话,那英语在汉语面前则实在只配称“小巫”。Flesch(1985)著书,教其同胞如何写简洁的英语,他的诀窍竟是:由中文学起。“中文的好处就是没有文法,而看不到文法上用的词儿可真教人痛快:没有字形变化、没有格位、没有人称、没有性别、没有不定词、没有分词、没有动名词、没有不规则动词、也没有冠词。”举个例子:“既然能用‘Dog:animal’,为什么要说‘A dog is an animal’呢?”中文之所以简单,就是因为经过一番刨光打磨后,“顺顺当当的把全部不必要的字端都扫了出去。”

辜鸿铭(1996)认为:“汉语口头语言不仅不难,而且与我所掌握的其它半打语言相比,除了马来语外,它可算是世界上最容易的语言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既没有语格、时态。又没有规则和不规则动词,实际上没有语法,或者说不受任何规则束缚。”这位13岁出洋,精通近十种语言,其英语水平被孙中山、林语堂誉为中国第一的“文化怪杰”,在进行了“中外”对比之后,作出的这一结论,宁不令人深思?

再以具体事实为例。外国人学中文,有一个普遍的体会:汉语容易汉字难。通常几个月便能开口说话,书面语一关则不易通过。中国人却恰恰相反,“英字”易如反掌——不就26个字母吗;“英语”则难于登天——十几年下来还开不了口,要么张嘴就错(这其中当然不乏应试教育应负的责任)。莫先生说汉语的“书写系统”难学,却没有想到英语的“说话系统”耗时更甚。

既然跨文化交际首先以及主要是口头上的,而汉语恰恰又具有“语”易“文(字)”难以及“语”“文”分离的特征,这不就提供了一种得以“速成”的简易国际通用语吗?事实上,口语讲熟了,汉字也不难逐渐掌握,更不用说还兼有我们上面所说种种其他好处。说句大胆的话,英美人将来真要改汉语为母语,绝对不是一桩亏本“买卖”。反之,中国人若以英语为母语,则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汉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这当然只是一种愿望,或“理论可能性”。如果外国人因其不切实际而觉得好笑的话,那我们便只能为自己缺乏经济政治之实力而感到可悲。还是那句话,决定一种语言重要与否的,是操该语言的人。

 

徐氏一派的理论,笔者没有读过只言片语,更不知谬误有多严重。本文仅就莫先生的批驳,给予了一些反批驳,并不是要对其进行维护。如果莫先生认为有误,尽可“再批驳”。但希望仅限于学术之内。

 

参考资料:

Crystal, D., 1988, The English language.[M].London: Penguin Books

Flesch. R., 1985, How to write, speak and think more effectively (傅乐施:《英文宝典》)[M]。汪永祺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Mackey, W.E. Language Teaching Analysis.[M] London: Longman, 1965

Moser, D., 2001, Pseudo-science in the Chinese linguistics circle [J],《外语教学与研究》第六期。

Quirk,R.,. Greenbaum.S., Leech, G., & Svartvik, J.,1973.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M], Longman

Stern, H.H.,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岸根卓郎,1999,《我的教育观——真、善、美的三位一体化教育》[M]。何鉴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辜鸿铭,1996,《中国人的精神》[M]。黄兴涛,宋小庆译,海南:海南出版社。

金田一春彦,1985,《日语的特点》[M]。李德,陶振孝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黎天睦,1983,《现代外语教学法》[M]。北京:北京语言出版社。

林语堂,1995,《中国人》[M]。郝志东,沈益洪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帕默乐,1983,《语言学概论》[M]。李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司马贺,1986,《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M]。荆其诚,张厚粲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赵元任,1985,《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M]。叶蜚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有光,1997,《语文闲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井田汉字,独一无二的汉字结体构形理论,科学地解决数码时代汉字所面临的问题。

湘ICP备05008125  语言文字网  2003-2013©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