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界中的伪科学

 作者：David Moser（莫大伟）（密歇根大学 美国）

译者：李京廉（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100081）

田学军（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校注：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提  要：《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6期发表了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学博士David Moser（自取中文名“莫大伟”）用英文写的文章《中国语言学界的伪科学》。该文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伍铁平对《汉字文化》负责人徐德江的批评，莫自己也对徐的许多错误言论进行了批评。令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是，《汉字文化》2003年第2期竟以头篇位置发表了何南林的文章《汉语是一种伟大的语言》，这两篇文章歪曲地将莫大伟的有关段落译成汉语，然后根据这些错误的译文给莫大伟扣上一些莫须有的帽子。这里将莫大伟的文章译成汉语，并附上本人为中译文的校注，借以澄清事实真相，批驳何南林对莫大伟的无端攻击。

关键词：伪科学；中国语言学界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A

编者按：《中国语言学界中的伪科学》一文的英文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6期。《汉字文化》2003年第2期发表了江苏大学何南林的文章《汉语是一种伟大的语言——与莫大伟先生商榷》，与莫文展开论争。针对此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伍铁平对莫大伟文章的中译文加了校注以表明自己的立场。本刊现刊登莫文的译文及校注，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国内外学者对语言学界这场争论的观点和认识。

1．引言

中国学术期刊《外语教学》近期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伍铁平教授的一篇文章¹，指斥《汉字文化》杂志的实际主编徐德江（下文简作“徐”）为“学术骗子”。伍氏的这篇文章只是他撰写的多篇批评徐的文章之一，但是这篇文章的基调特别鲜明，具有不容妥协的精神。在该文中，伍氏称徐的著述为“伪科学”，尤其反对徐所宣称的 “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言” ²，汉字比拼音文字更“先进”、更“科学” 的观点。伍氏还严斥徐没有任何学术机构颁发的正式学位，却冒充学者和语言学家[校注1]。

日益升级的论战从杂志上开始，并很快转移到法庭上进行。1995年11月18日，徐正式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指控伍铁平和《外语教学》的出版者西安外国语学院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徐要求（被告）公开道歉，外加精神赔偿费20万元人民币（约合2.5万美元）。法院接受了徐的起诉。但是，在正式庭审开始之前，徐在《汉字文化》1996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宣称通过这次诉讼，他旨在“刹一刹语言文字学界的不正之风”（这是该文的题目，指伍氏对徐观点的无情批判）]。[1]

为了表达对伍氏的坚决支持，中国许多著名语言学家自发地站出来为他辩护，并于1996年2月发出了支持伍氏的一封公开信³。有148位语言学家在公开信上签名，其中包括已故的吕叔湘先生（1904－1998）。到1998年10月，签名人数已达708人，包括中国境外的20名学者。[该公开信指出“徐德江和他任实际主编的刊物《汉字文化》散布了大量错误观点，干扰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妨碍国家语文政策的贯彻执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们还认为伍氏对徐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汉字文化》1996年第2期发表了题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文章。该文认为《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是“虚张声势，以140多人冒充‘语言学界’……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双百方针完全对立”。

徐的反击不仅限于这篇文章。他还通过他的律师，给在公开信上签名的148名学者发出了恫吓信，要求他们在某一天前交代参与签名的经过，否则将被视为参与了对徐的“名誉侵权”，将被追诉。徐使用恫吓手段的唯一结果只是增加了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人数。到1998年10月4日，签名人数已达708，这些人都是语言学工作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教授、副教授，代表中国的130多个学术团体。这一案件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有来自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波兰、丹麦和澳大利亚的20名学者。其中有美国的K.派克、J.德范克、V.梅维恒，法国的A.贝罗贝、L.沙加尔，德国的K.莱歇尔、P.柯彼德、H.善维熙，波兰的J.班切洛夫斯基、A.马耶维奇，丹麦的W.舒马赫等知名教授、博士。

考虑到语言学界对伍的一致支持，很明显，如果法院判伍败诉，将是对理性原则的公然亵渎。徐和法院曾企图庭外和解这一案件，但是伍将这一案件看作科学与伪科学的斗争，拒绝调解。海淀区法院将案件拖延了两年半。]

最后，法院于1998年7月驳回了徐的起诉，不予审理。尽管法院的“不予审理”的结论含糊其词，但它肯定没有为徐申辩，然而却至少仍允许徐继续在国内外散布各种言论，并继续出版《汉字文化》杂志。[校注2]徐所谈到的问题：汉字比拼音文字相对优越、拼音的采用、儿童对汉字的习得等，同文字改革和汉语的一些最核心的问题有关。中国和西方的一些人对这些问题都显然有许多糊涂的认识和误解。因此评价徐的观点，特别是根据伍氏称其为伪科学的论述来评价其观点，非常重要。下面简要介绍徐的一些主要观点并就这些观点作出笔者自己的评论。

2. 徐的观点

在 “拙劣”的科学（即做得糟糕的科学）和“伪科学”(即披着科学外衣的非科学活动)之间画条界线经常是困难的，但是，伍氏断言徐的“理论”属于后者，则的确有其正当的理由。⁴  伪科学的一个特点是：对于已经建立的理论和有充足根据的假设不是进行检验，而是往往装填一些新奇的、没有根据、得不到任何科学证据支持的种种见解，然而伪科学的炮制者却把这些见解看成是莫名其妙地不证自明的东西。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出，徐的许多论断完全偏离了语言学的主体（原文是mainstream linguistics，按字面译为“主流语言学”，不妥，因为这样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徐的谬论虽不属于主流语言学，但仍属语言学的支流。按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1978）对mainstream的解释是the main or usual way of thinking or acting in a subject <一个人的主要的或正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可见莫大伟是指徐胡诌的所谓的语言学是属于语言学以外的不正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校者）除了他自己及其追随者组成的一个非常小的圈子之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

伪科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倾向于对某种“理论”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发表浮夸的言论和自吹自擂的评价。徐及其合作者的言论符合这一模式。徐及其杂志的个别撰稿人所写的文章常常把徐的“理论”说成是“开创性的”；或者说他的著作揭示了外国语言学体系和理论的不足之处，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或者说他的观点“使人类由西方建立的语言理论的第一阶段进入由东方建立的语言理论的第二阶段”。徐还将其杂志的大量篇幅用于发表批判索绪尔的一系列文章，试图推翻20世纪语言学的许多根本性的原理⁵。1993年由徐组织的、其少数追随者参加的一次会议美其名曰“首届新语言学研讨会 ”。如果语言学领域中的当代语言学家知道有人正在制造一种“新”的语言学，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从早期的“西方阶段”转移到了“基于汉语准则的、更加先进的阶段”，可能会为之一惊。这种荒唐可笑、哗众取宠的不实之辞是伪科学无聊议论的共同特征。

徐及其同道的“著述”充斥着各种“思想”和“理论”：有些表面上看去似有迷惑力，其实毫无根据；其余的则明显是错误的或矛盾百出。在本节中，我们仅列举徐经常重复的论调中的几个例子。

（1）汉字是比拼音文字更“科学”的书面语言

徐一再重复该观点。徐经常混淆“文字”和“语言”这两个概念。除了这一明显的混淆之外，他从来没有对他上面所说的“科学”的涵义真正地下过定义。人们可以从其著述中推测：徐把诸如使用便利、简短明确等同于“科学”，但是他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这一点，而是从一开始就简单地认定如此。例如，在一篇文章中，徐抱怨说，西方语言学只是“以印欧语文事实为基础”；他说，“用这种理论模式研究汉语汉字，使世界上最明确又最简约因而是世界上科学性最强的语言文字，遭到了严重的歪曲。”⁶

    即使有人同意徐的这种令人怀疑的观点，即某些文字比其它文字更“科学”，对他所臆断的汉字简约的说法，他从来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研究加以支撑。例如：他引用了安子介（1912－2000）的一篇文章，声称，“内容相符，中文用的篇幅平均少过英文 ” (安给出的比率为1:1.8，但他没有说明他估算的根据)，徐以此支持他的观点，即：中文比英文更简约。⁷只凭“占据空间少”就推断某种文字更加“简约”，这完全是逻辑的滥用（例如：如考虑到汉字所需笔画的数目，还能算简约吗？）。即使我们接受徐的这种站不住脚的推论，它也只不过意味着汉字更加简约。对于语言本身，则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此，徐再次将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此外，徐的逻辑必然导致古汉语比现代汉语更“科学”，或者英语速记比罗马字母更“科学”之类的结论。

    徐所提供的另一证据同样也是毫无根据的。在同一篇文章中，徐说他亲自从“澳大利亚一位高能物理学家”那里获悉，英文不能“直接输入电脑”，而是应首先“转换成较简单的电脑语言” ⁸。既然汉字同样也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汉字现在已经同拼音文字处于同一水平。他说，“就计算机输入速度而言，汉字已超过了英文”。不管这是真还是假，请再次注意徐将“科学”这一概念跟“输入电脑的速度”等同起来，似乎这种等同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他承认，只有随着电脑的出现，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平等才成为可能。徐说，汉字“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同注7)。在电脑问世之前，汉字在用于电传打字和其它通讯手段方面曾经是令人无希望地难以处理[校注3]，而且速度很慢。即使现在，汉字在国际互联网或万维网上也不容易处理。这是否意味着汉字仅仅在过去约10年的时间里才是一种真正“科学”的文字呢？或者说，技术的发展使得汉字变得更容易处理，因此汉字将会在本质上变得日益“科学”？看来，徐没有料到他的观点包含着如此明显荒唐的推论。

    徐提出汉字更加“科学”的其它一些证据在逻辑上更加不堪一击。徐说：“汉语的口语本身是明确简短的，汉字结构的科学性首先源于口语的科学性（同注7，17页）”。徐的逻辑瑕玷无须点明。他的意思是否真的说，无论是孔子、毛泽东或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说的话反正“本质上”都一样明确简短呢？

    徐文的其它段落清楚地表明，徐的确认为，汉语的结构本质上都比西方各种语言更加明确、简短、优越（尽管对此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有一种陈旧的观点曾经认为，汉语语法模糊、不精确。徐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说：

    “汉语的词序严格，正是充分开发和利用了语法领域，像数学语言那样，逻辑性强又明确简短。从这个高度分析，汉语不是没有语法或语法不发达，恰恰相反，同印欧语文相比，汉语才是语法发达的语言。”（同注7，17-18页）

　　我们很难准确地弄清楚这段话的意思，因为徐随便使用语言学术语，而且表达的意思含糊不清，但是，他坚持认为中文（不管是指汉字，还是指汉语）比西方各种语言优越，这一点却毫不含糊。

    在其著述中，徐还列举了他声称的汉字莫名其妙地比拼音文字更加“科学”的其它各种理由，这些理由极其令人怀疑。我们根本不值得费篇幅复述他的所有“理由”并逐一反驳。在此，笔者仅列举几例：

     △徐认为汉字 “直接”表达语义（对这种言论的批评见伍铁平《不要玷污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维护语言文字科学的尊严》，刊《北方论丛》2002年第2期——校者），所以它们反而比字母文字更加“抽象”，因而更加科学；

     △处理汉字比处理字母要多用大脑；

     △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汉字代表了更“先进”的阶段，因此更符合科学；

     △汉字比拼音文字的字母更像数学符号；

     △中国儿童在数学方面技高一筹，因此汉字必定在发展他们科学推理的技能方面有所帮助。

如此等等。

徐的这些观点有的只不过是从很久以前起至今没有得到过证实的、关于汉字的老生常谈。有些明显是空洞的断言；有些有点儿道理，但是被歪曲和夸大，最终变成谬误。徐完全置大量已有的证据于不顾，却令人震惊地轻信碰巧支持其观点但显然经不起推敲的证据。有某些证据表明，汉字进行信息处理时具有一定优势⁹，但可笑的是，徐从不依靠这些证据支持他的观点。人们怀疑这一缺陷是徐明显缺乏语言学经历和训练的结果。[无论如何，人们禁不住要问：如果汉语和汉字的确在本质上是科学的，那么徐是怎样使用它炮制出如此多的、明显不科学的垃圾呢？]

（2）汉字比拼音文字易学

为了评价这一观点，头等重要的是应注意，徐认为， “婴幼儿只认字不写字，比‘学听（人说）话’还容易，比‘学说话’更容易。”¹⁰徐的这种断言忽略和贬低了显而易见的、与之相反的事实（例如，同学习拼音文字的儿童相比，中国在校儿童掌握汉字所花费的绝对时间要长）。¹¹徐企图提出理由证明汉字在知觉上较容易处理，他描述了“日本学者”的测查结果（但他没有说明该测查的出处和该学者的姓名）：阅读“川崎”二字，汉字用0.06秒，日本假名かゎさき用0.7秒，用罗马字母拼写的 “Kawasaki” 用1.5秒。¹²徐没有说明测查对象是谁，是日本学校的儿童，还是成人，测查对象已经掌握了多少英语。徐对该研究的描述极其不准确和粗略，以致于不可能判断该测查是否正确。实际上，徐任意选择的证据几乎令人可笑，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认为，这一孤立的、并非定论的支离破碎的证据，竟足以推论出阅读汉字比罗马字母快。¹³

徐认为汉字易学的另外一些观点是建立在一些更加缺乏起码常识的概念错误和曲解（或许是有意歪曲）之上的。徐用下面的论据说明学写汉字实际上比学拼音文字更容易：

“拼音文字的词（即字）与汉语的字（单音词）和多字词（多音词）是同一层级的。如果说用 26个拉丁拼音字母，即可灵活地拼合出一切字（单词）；那么，写意的汉字只需“永”字八法，即可灵活地写出一切汉字，26比8哪个少？”¹⁴

人们只需了解汉字和罗马字母最基本的知识，就能认识到这种比较完全是胡说八道。罗马字母同汉字的笔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处于同一层次”。徐说任何汉字都能通过汉字“永”中的8种笔画的某种组合写出¹⁵，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比较一下实际的笔画，字母表中的每个字母都能用比26画少得多的笔画写出。无论如何，合理的比较显然应该在两种文字的各种较高层次的书写单位上进行，而不是在较低层次的笔画上进行。从这一比较优劣的角度出发，罗马字母确实采用了相对而言较少且书写简便的单位（尽管比徐幼稚地认为的26个要多），但中文却有几百个区别性单位，其中一些单位书写复杂，难以记住。英语的拼写规则可能不容易掌握，但是实际记忆和书写字母数字符号的行为跟学会达到基本识字水平所需要的数千个汉字相比，要容易得多。同别处一样，徐这里的论据在很多层次上都是错误的，表述不清，有误导作用，以致于人们几乎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批驳它。

（3）学习汉语能提高儿童的智商

这一观点的论据同样是完全基于孤立的、无文献根据的、支离破碎的、脱离语境的证据之上的。例如，徐说，“英国一位心理学家”在一篇论文（他没有注出处）中表明，日本学校儿童智商高于欧美国家的学校儿童（徐把这看作似乎是已经证实的事实！），原因不在文化态度或其它因素，而主要是因为日本儿童学习了汉字。¹⁶徐还说，“一位日本学者”证明，如果学生在5岁开始学习汉语，他们的智商能达到115；如果他们在4岁开始，他们的智商可达到125；如果他们开始得更早，例如3岁，他们的智商便可达到130。徐的文章还引用《人民日报》所援引的一项缺乏根据的研究，声称美国的“人口专家”发现：“在美国，智商以美籍华人为最高，美籍日本人次之，其他美国人最低”¹⁷。徐一如他经常做的那样，把这一令人非常怀疑且无文献根据的“研究”作为他提出的学习汉字能提高智商的惟一证据：“[智商的这种差别]原因之一，是汉字认识的独特方式比认识西方拼音字母有更多的优越性。” ¹⁸。且不说大部分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和日本儿童根本很少费心（莫文原文用的seldom bother，不知何为什么，有什么根据译成“懒得”——校者）去学习汉字（这一点就否定了徐臆想的他们的智商较高的观点），徐在介绍这些结论时，甚至全然不顾科学证据的最基本准则，这令人震惊。关于这些研究，徐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信息，因此根据他提供的关于这些研究的少得可怜的叙述，不可能作出任何结论。

    事实上，徐为上述断言提供的“证据”，就像他为他所有观点提供的“证据”一样，都是基于从各处摘录的不完整的证据之上的。他对这些“证据”从不进行鉴别，全收罗到一起，又不注明出处，其目的仅是为支撑他的观点。他给出证据时从来不提供相应的研究情境，也从来不将它同其反证进行比较。

例如，徐任实际主编的杂志《汉字文化》中的一篇文章¹⁹引用了如下的研究成果：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对费城8名有阅读障碍（dyslexia，李敏生译为“阅读不能症”，不精确，如不能阅读，下面的试验不可能进行——校者）的小学生进行了如下的试验，用同汉字对等的英语口语教他们阅读30个汉字。换言之，教他们用英语的“mother”读汉字“母”²⁰等等。其结果是儿童依据汉字记住和回忆起对应的英语词的发音比依据罗马字母拼写的英语词容易。²¹该研究项目并没有被该心理学家本人大肆宣扬，其结论非常简略，带有推测性。²²但是李敏生却不仅用这一虽令人感兴趣但却并无定论的结果来证明汉字相对易学，还把它作为下列观点的依据：

    “中国汉字不仅利于开发中国人的智力，也利于开发西方和其他民族的智力。……这一实验结果说明，汉字的方块平面空间结构很容易在大脑形成一个完整的视觉形象，成为语音和语义的有效载体。汉字的抽象性和形象性调动了儿童大脑的两个半球，特别是汉字的形象性调动了大脑的右半球，使儿童克服了‘阅读不能症’，开发了儿童的智力”。（同上引李敏生文第9页）

    这些并不是进行上述研究的三位学者得出的结论。李敏生只是利用上述研究作为跳板，得出完全没有根据的臆测。应该指出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学者对智商测查本身的价值和合理性以及这些测查对智力的跨文化研究的意义都提出了严肃的质疑。智商等问题极其含糊不清而且十分复杂，在这方面，匆忙作出种族差异的结论，显然是很危险的。（关于智商问题《语文简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理论教研室编）第4期（1996年12月1日）刊出了美国学者J. Marshall Unger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智商不是由生物属性所决定的，而是与文化有关的一种现象。智商的高低，只能由智商测验设计的那个具体文化背景所决定。科学家们对智商测验在某种文化中到底能够测量到智力的哪些方面，看法是不一致的。持‘学习汉字就能提高智商’这种说法的人，应该先对‘学习’这个词下很明确的定义。学习汉字的人是不是一定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又怎样去定义‘一般的’或‘典型的’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呢？是不是只学习书面语言，智商就会提高，而不用去学习口语了呢？实际上，学习汉字和提高智商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例如，根据历史记载，古代中国和日本的上层阶级，故意不让下层阶级读书识字，以便他们实行愚民统治。然而，许多事实说明，上层阶级并不都比下层阶级聪明。学习汉字就能提高智商这个假设，找不到任何似乎有道理的解释。持这种论调的人，通常的根据是：智商之所以提高，是因为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但这个所谓汉字有‘表意性’特点的说法，本身是站不住的。”关于徐德江、李敏生等人不断宣传的学习汉字能同时调动左右两个半脑的作用（他们因而将汉字称作‘复脑文字’），学习拼音文字只能调动左半脑的作用（因而称作“单脑文字”）的说法，《语文简讯》第1期（1996年7月15日）发表了任珍（已故尹斌庸先生的笔名）的一篇文章，现将有关段落摘引于下：“所谓‘单脑文字’和‘复脑文字’的说法，美国加州大学华裔教授曾志朗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已经予以否定。他得出的结论是：汉字并不是单纯的图形符号，而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所以，当汉字进入语言环境（词、句、段）时，仍然是用左脑进行处理。这和其他文字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就是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在处理书面语言时，都是左脑占优势。所谓‘复脑文字’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校者）

（4）汉字应该被全世界采用为通用文字

徐最夸大其词的观点之一是，汉字注定会成为世界范围内通用的一种交际工具。（《汉字文化》1996年第3期封面所刊安子介的话“汉字将会在全世界普及运用，成为世界语”是徐经常引用的话，其谬误尤其明显——校者）徐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二十一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这也是他的“著述”中经常出现的口号。徐在该方面的推论非常简单：

“数学的国际会议最好开，不管思维如何高深、复杂、严密，方程式列出，人人都懂，无需翻译，因为数学符号是写意性的。汉字是写意文字，最有资格成为国际文字”。²³

在下面三个明显的事实面前，徐（很明显不是数学家）提出的上述论点不攻自破：1）数学会议需要大量地用自然语言进行讨论和解释。所有新的数学公式都需要用人类的某种语言进行一些说明和分析。2）数学体系不是自然语言，也不可能等同于自然语言。数学符号能够全球通用，因为它们都有极其精确定义的、不变的和严格地可以形式化的意义，同任何自然语言的书面语和口语词汇完全相反，因为后者往往有难以定义、模糊的或多重的意义。3）数学家并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掌握和使用数学符号进行相互交流。数学家要花费一生的大量时间学着解释和使用数学符号，这些符号对于门外汉来说，永远是晦涩和不可理解的。满篇是数学等式的一页书对于外行人是难以企及的，就如同满篇是汉字的一页书对于一个不会汉语的人一样。

既然没有任何神志正常的学者曾提议汉字应被采纳为全球通用的文字，徐只好就这个问题引用他朋友的来信：

    “日本石井勋博士用日文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确信，在世界上只有汉字才能称作是真正的文字。（徐并未公布石井勋的原文，因此我们无法相信这句充满大汉字沙文主义的话是否真出自石的口。难道石会认为假名拼音文字等都不是文字吗？——校者）我们日本人用日语读汉字，也可以用英语或德语读汉字…….。所以，我认为世界上的人们如果都能使用汉字，即使语言不通，也可交流情感。我一点儿也不懂汉语，但却理解您信中的内容。我想，如果世界上的人们都能这样的话，该有多好啊！’这是一个不怀民族偏见，唯科学是从的正直的日本学者对汉字作出的评价。”²⁴

    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用一种共同语交际，当然是一件美事。但汉语在这方面并没有特殊的优势。对于未经训练的读者来说，略带表意特点的汉字不能对学习汉语和汉字提供任何帮助。徐似乎真认为汉字就像飞机场上表示“洗手间”、“餐厅”和“取行李处”等国际符号一样，能清楚地显示出其含义。给徐写信的日本人懂汉字只是因为他像徐一样，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学习阅读、理解和书写汉字。汉字同其它任何文字一样没有固有的“全球通用性”。

我举一个类似的、我故意编造的论据来说明徐的荒唐。普通的美国人能很容易地认出好几百个法语中与英语同源的词（此处用于广义。严格地说，下列英语词有些是借自法语；但因为多数来源于拉丁语，所以也可称作“同源词”——校者），如：“président” （总统），“américain” （美国的）,“gouvernement” （政府），因此他们在没有学过一天法语的情况下，有时就能理解诸如“Le président Bush assure le peuple koweitien que le governement américain va continuer à défendre  le Koweit contre la menace irakienne.” （布什总统向科威特人民保证，美国政府将继续保卫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威胁）之类的整个法语句子的意义（斜体词对没有任何法语知识的讲英语的人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只操英语的美国人或英国人也可以仿照徐的日本朋友的话，说“我一点儿也不会说法语，却能理解这个句子的意义。我想，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这样的话，该有多好啊！”一位操英语的人，如果因此坚持认为，法语最适合于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或者说，法语生来就比其它语言更易理解。这有什么道理吗？²⁵

（5）书面语比口语优越

    徐坚持认为，汉字是唯一的“真正的”书面语，因为它们不像拼音文字或字母文字那样“仅仅”表达语言的声音。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汉字比字母文字优越。徐的论证很简单：

   “通过文字能认识口语；但是只通过口语却不能认识文字。这就是文字的结构中，大致包括了口语的结构，而口语的结构中却不能大致包括文字的结构的结果。这就是文字高于口语的最根本之点。”²⁶

这里，徐犯了一个把不同层次的现象混在一起、走入歧途的大错。但我们暂且对此不予理会。同别处一样，在这段话中，徐的措辞极不精确，对问题的表述错误百出，以致人们不知该从哪里开始予以批驳。他说一个人可以通过文字“认识”口语，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包含口语的声音吗？若如此，依据他自己的标准，汉字（包含相对而言较少和较不可靠的语音信息）实际上要次于字母文字或音节文字（因为对于口语的语音，字母文字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很明显，徐甚至没有考虑到自己论点显而易见的后果。徐在该文中接着说，口语处于较低层次，因为在说话时，只有“大脑的听觉中枢起作用”，但是当处理书语（这是他生造的一个语言文字学中根本不存在的术语，大概是指“书面语言”——校者）/文字（他将这二者混为一谈）时，大脑的视觉和听觉中枢都被激活（因为人们在阅读时，默读或“听到”他们头脑中的声音）。只要稍加思考就足以揭露徐观点的缺陷。我也可以同样认为，一个已经学会汉字的人讲话时也可能涉及听觉和视觉，因为我在说单词/汉字时，也能轻易地在大脑中“看到”它们（就像我阅读单词时，能在大脑中“听到”它们一样）。即使我们认可徐的这一定义不清、令人怀疑的前提，他的评价标准也是武断可笑的。谁会说使两种而非一种感觉起作用的形式就比另一种形式层次高？

    然而，徐决心要推翻他所认为的“人类语言研究第一阶段”常见的错误观念，即把文字视为口语的记录，他要把语言理论推进到一个更加先进、科学的 “第二阶段”，该阶段的语言理论认为文字和口语是分开的。他说：

   “语言文字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已经表明，人类语文理论的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固然存在着无可否定的继承性，但确实又存在着一系列原则性的本质差别。比如，第一阶段理论认为口语是中心，文字附属于口语，即：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而第二阶段理论则认为，文字就是书面语言，文字即书面语言的物质外壳不是语音而是字形，口语和书语（文字）是两个层次，书面语言高于口语。比如：第一阶段理论认为拼音文字是最科学、最具国际性的，第二阶段理论则认为，高级的写意文字才是最科学、最具国际性的。”²⁷

这段话的谬误非常明显，起因于徐的误入歧途的成见。他认为，他对这些问题的“独特”的看法标志着国际语言学进入第二阶段，这简直是妄自尊大。从下节我们可以看出，徐的上述分析，其目的无非是要证明汉字是唯一的高级文字。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种观点。

（6）汉字从总体上比拼音文字优越

徐不仅坚持汉字比拼音文字更“科学”、更易学、更具有国际性的观点，而且走得更远，还一再宣称汉字比拼音文字更“优美”，更“高雅”：

“汉字的书法举世无双，这是人们公认的，无需细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汉字能成为这种最富有艺术性的文字？概括地说，这也是来源于汉字的科学性，来源于汉字的写意性、方块性。”²⁸ （汉字的书法艺术同徐所谓的这三性毫无关系。莫大伟在前文中已经指出了徐所说的“科学性”含义模糊不清。世界上不只汉字有写意性，还有别的表意文字；谚文、天城体文字、玛雅文字也都带有方块性特性——校者）

对徐的上述观点，有人会问，阿拉伯文字或印度艳丽文字的爱好者们会怎样看待。没有谁否认汉字书法艺术的优美，但是由此得出汉字的优越性“是人们公认的”，则是另外一回事。[已经有两种意见反对这种对汉字的沙文主义的美化。第一种意见已经在前面提到的《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1996年，北京）中有很好的表述：

“徐德江在《汉字文化》上不断宣称‘汉字是优美、高雅的文字’。实际上，汉字本身无所谓优美和不优美。书法家可以把它写得很优美，不会写字的人也可以把它写得十分难看。如果汉字本身就已经很优美了，何必还要书法家呢？”]

在评价文字的优缺点时，要考虑很多方面。各种文字和各种语言有各种各样的区别。客观上，有权宣称这种语言或文字总体上比那种语言或文字 “更高级”的仲裁人是不存在的。

（为了宣扬汉字的优越性，徐还说：“学习汉字能受到东方文化的美德教育。人言为‘信’，少力为‘劣’”（《汉字文化》1991年第4期第19页）。这真是奇谈怪论。俞敏早就指出：“‘信’在古玺印和三体石经里都是‘从言（从口）千声’的形声字。‘人言为信’，世上哪儿有这样的君子国！”（见《俞敏语言学论文集》，第328—32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对“劣”的解释《说文》是“弱也，从力少”，“乃谓人气短力绌，不能奋发图强”（高树藩：《中文形音义综合大字典》，第156页，中华书局，1989年）。这同东方文化（怎么从汉字一下子跳到东方文化？）的美德教育有什么关联？真是胡乱联想，信口开河。——校者）

事实上，即使粗略地阅读一下徐关于汉字的观点，就能感受到他在强烈地挑动民族主义感情。在一篇反过来对伍铁平进行攻击的文章中²⁹，作者说：“汉字信息处理中确有一些英文没有的困难，但这诸多困难中，最严重的往往不是源于汉字的量和形，而是源于汉语；源于汉语也并非源于汉语落后，而是源于其高度灵活、简洁而带来的极度复杂。”（此话是鲁民引许寿椿的话，此话并未挑动民族主义感情——校者）。作者（指鲁民）接着高兴地宣称，外国学者诸如“罗素、李约瑟、大野晋等外国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肯定了‘汉字优越论’。”其实这些学者中没有任何人做出过如此简单的判断（上述学者可能肯定过汉语的某些优点，但绝不会提出徐德江等主张的“汉字优越论”——校者）。徐声称他在保护汉字（而且隐含着保护整个中国文化），反对那些他贬称为“拉丁派” ³⁰学者的曲解和偏见，他认为“拉丁派”学者“崇洋媚外”，不公正地将汉字视为原始和不科学的文字，盲目地支持拼音文字优越的观点。徐说，“纵观人类文字发展的全局，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论（象形—意音—表音、拼音）根本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文字的写意方式是主线，写音的方式是辅线。”³¹在该处，他认为，真正优越和“科学”的文字是汉字，而且他煞有介事地预测，21世纪将卷走拼音文字，“发挥威力”的将是他所认为的易学、优美和具有国际性的汉字。

（7）西方语言有字

人们普遍承认，汉语和其它许多语言之间的区别之一是，由于汉语同汉字之间的特殊关系，字和词有区别，但是欧洲的语言和世界上大部分其它语言则没有这种区别。中文的这一事实全世界的语言学家都熟知，既没有人提出质疑也没有什么可争辩的（虽然有人对此有误解）。然而，徐想推翻这一公认的事实，徐的论点往好里说是歪曲事实，其语言分析错误百出，以致人们经常难以准确地断定他在说些什么。大体上讲，他想说的是，字应被认为是口语单词的书面形式，因此所有的语言都有“字”（书面语词）和“词”（口语语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其证据的一部分，徐居然认为：

“如果不承认印欧文字³²的每个单字（单词）是一个‘字’，那就必然会得出印欧文字只有字母和词，而没有‘字’的结论。试问‘文字而无字’，这是什么逻辑？岂不离奇荒唐吗！”³³（徐在该文中说：单纯词“布拉吉”、“葡萄”中，每个字“都有字义，表示一种语音”，可见其谬论何等荒唐。——校者）

我们不妨虚构一个类似的、同样不合逻辑的论点：在纽约的街道上必定每个人都骑马，因为与road对应的汉字是“马路”，拥有“马路”而无马，“这是什么逻辑？岂不离奇荒唐吗！” [同样荒谬的是，徐似乎真的认为这种明显愚蠢的论点具有说服力。]

（8）“任何音节至少有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徐德江语，出处见下——校者）

到现在读者该能推测出徐反对用汉语拼音书写汉语，有时还批评汉语拼音（从1958年以来，汉语拼音就已经为官方所通过）的原因了。他的一个更毫无根据和怪异的断言是：从语音上讲，无论是在汉语中，还是在其它任何语言中，根本就没有单独发音的元音：

“汉语拼音方案确定，元音可以单独发音，这是不符合发音原理的。……任何音节都至少有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全面地说，任何音节都是由辅音开始的，多数音节都是由元音结束的，少数音节是由辅音结束的。” ³⁴

“单独发音的a也是由辅音与元音两个音素相拼而成的声音。” ³⁵

徐还批评了国际音标：“国际音标符号单独标示的每个‘辅音’中，实际上都有一个元音居于后”。³⁶这种语言学上的胡说八道（徐还说，这些胡言乱语已被“语音试验”所证明）完全缺乏事实根据，好像是凭空想出来的一般。[总之，徐的所有论点前后不一致，毫无意义，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地批驳它。]（对这种典型的伪科学谬论，何居然还为之辩护[校注5]，真不知他的是非感都到哪里去了！——校者）。

3. 结语

的确，西方的个别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某些早期描述中不公正地给汉语和汉字蒙上过阴影（例如，曾有过一些观点认为：汉字全是客观物体的线条化的图画、汉语完全没有语法、汉语缺乏抽象化词语、汉语太模糊和不精确、不能用作科学思想的工具，等等）。然而，相当多的当代西方学者早已主张寻找新的理论框架，按自身的特点来研究汉语和中国的文化，而不要机械地套用西方理论和印欧语言的一些假设。³⁷在语言学界，有许多语言学家，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都明智且不带成见地讨论过这一问题。但徐甚至对他们所做的大量工作从来只字不提，更不用说加以引用了。

问题在于，徐的出发点只是他虚设的假说，即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基于这种或明或暗的假说，他便大量地、不加批判地随意收集并兜售一切似乎能支持其假说的语言“现象”，而不管这些不连贯的或没有证据支持的资料是来自语言学杂志、自己朋友和熟人的个人观察（也不管他们的学术资历如何），或者只是凭自己无根据的猜测或想入非非的各种“理论”。从上文可知，他经常不提供任何证据，就把自己狂妄的观点当作“事实”，甚至当他确实针对某些特定的研究时，也极少提供足够的引文。对他“批判”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他经常似乎没有起码的理解。人们非常怀疑，徐根本不懂外语，因而，实际上他也不能阅读和分析他所攻击的著作。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过分吹捧自己的各种观点、缺乏事实的证据、个人的自我欣赏、提供虚假的文献、装腔作势。这些恰恰就是通常被称作“伪科学”的学术垃圾的恶劣表现。[伍铁平是一位治学严谨、著述颇丰的语言学家，他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语言学研究。他同支持他的语言学家一起，很自然地将徐的“研究”看作不但是学术界中的扰乱人心的、甚至是破坏的力量，而且可能是力求达到客观、准确、高水平、科学地研究汉语的中国语言学界的累赘，因而人们就可以理解伍氏对一个只能称作炮制伪科学的语言学界以外的人，一个学术骗子的严厉的批评，因为在徐对学术界造成严重损害之前，必须揭露他。当然，徐的伪科学的真正危害或许不在语言学界（因为大部分语言学工作者都蔑视他的胡言乱语），而是在普通老百姓中的那些外行人中。这些辨别能力较差的读者接触到浅显作品时，更容易受伪科学错误、危险观点的蒙骗。所以，伍氏和其他一些真正的语言学家将这些“毒草”分离出来并将其清除出学术界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徐经济上非常富有，能够承担这场官司带来的任何费用，尽管回过头来看，这场官司对他来说真是枉费心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伍氏进行的这场斗争代表着理性的力量对毫无根据的观念和非科学的见解之间的斗争。伍氏同他的对手进行斗争，只能靠他的学术积累，最重要的是，靠一个学者的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真理。]

注释

1．“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刊《外语教学》，1995年第2期87－92页。该文是为了驳斥刊登于《汉字文化》（1994年第3期第60页）上为徐辩护的一篇文章《无题》（作者云林是徐的伪科学小册子《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科学出版社，1992年）的责编王人龙的化名——校者）而发表的。

2．徐犯了将“语言”和“文字”混同的根本性错误。从下文可知，他一直将这两者混淆或等同。

3．“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评”，收入《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在中国语言学界散发

的材料）。该信收入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不定期丛刊《语文现代化论丛》1997年第3辑。该刊的主编是王均教授（1922－）。

4．Martin Gardner所著两本观点非常明晰的书：Fads and Fallacies in the Name of Science—The curious theories of modern pseudoscientists and strong, amusing and alarming cults that surround them. A study in human gullibility《打着科学旗号的各种怪念头和谬论——现代伪科学炮制者的各种希奇古怪的理论和围绕这些理论的奇异的、可笑的、令人忧虑的迷信。对人类受骗过程的研究》 (New York:Dover,1952)，Science: Good, Bad, and Bogus《好的、坏的和假的科学》（Buffalo:Prometheus Press,1981）令人深受启发地揭露了在整个20世纪传播的形形色色的坏的科学和伪科学。我对“伪科学”的描述引自Gardner的著作。

5．伍铁平在《不要胡批索绪尔》及《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1998年第二次印刷）所收入的其它文章中，对徐反对索绪尔的行为给予了简明扼要而又令人信服的批判。（徐后来将他胡批索绪尔的文章汇编成一本小册子《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海潮出版社，1999年）。伍铁平和潘钧、岑运强等分别撰写了二文批该小册子，刊于《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6期和《外语学刊》2003年第4期。——校者）

6．见《汉字文化》1990年第4期第10页。徐不断地使用像“印欧文字”这样的术语，这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表述，因为印欧语言使用几种不同的文字。这样的词语遍布于徐的著述。很明显，这种错误不只是粗心所致，而是反映了徐对比较语言学和文字系统的原理一无所知。

7．《汉字文化》1991年第4期第16页。（徐在该页上用“中文本最薄”这一所谓事实一会儿证明“汉语简短明确”，一会儿又证明“汉字……的科学性”，再次严重混淆了语言和文字——校注）

8．这个例子反映了徐学术水平的低劣和对什么是科学证据一无所知。大概他在该处说的是ASCII（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或许只是机器编码，但他的表述很不准确。不管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其实，关于电脑输入的基本事实并非什么高深的知识。十分可笑的是，徐认为他从澳大利亚一位高能物理学家得知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些知识他本可从北京的任何一个中学生处得知。

9．例如，曾志朗发表了大量的著述。为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曾志朗和H. Singer主编的Perception of Print: Reading Research i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印刷品的感知：实验心理学中的阅读研究）,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1。引人兴趣的还有陈烜之和曾志朗主编的Language Processing in Chinese （中文语言处理），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92。研究人员运用了Stroop试验的结果作为证据，以推断汉字在通达语义（semantic access）的速度方面有某些优势[校注4]。

10．见《汉字文化》1999年第1期第9页。徐没有提供证据说明1岁或小于1岁的婴儿能学会任何文字，更别说汉字了。我们有理由对徐建议的教学方法表示诧异。在《汉字文化》1998年第2期第58页，他发表了一作者的文章，建议教汉字“要”的一种方法，即：“要”包括两个成分，“西”和“女”。作者说，“要”应该按它的成分来记忆，即：“中国男人要西方女人”。徐的杂志发表这种文章足以使它永远名声扫地。

11．关于学习汉字较难的更多文献，请参阅John DeFrancis（自取中文名“德范克”）,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汉语：事实和各种奇谈怪论）,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4。并见美国《汉语教师协会杂志》第1卷第1期1-20页（1966年2月出版）上的文章《为什么小约翰不会读汉字》。有关西方人学习汉字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的叙述，请参阅David Moser写的“Why Chinese is So Damn Hard”（中文为什么这么难学），收入Victor H. Mair （自取中文名“梅维恒”）主编的Festschrift: Essays on Writing and Language in honor of John DeFrancis on his Eightieth Birthday（关于文字和语言的文集——纪念德范克八十寿辰）, 刊Sino-Platonic Papers （汉学理论文萃）(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East Asian Studies Dept.) 第27期 （1991年8月31日）。

12．见《汉字文化》1991年第4期第17页。

13．处理汉字和拼音文字孰快孰慢是一个非常复杂、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这方面有大量仔细和精心设计的研究。（例如：陈烜之主编的Cognitive Processing of Chinese and Related Asian Languages（中文和与之相关的亚洲语言的认知处理），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荆其诚、 张厚灿和彭聃龄主编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Chinese Language（汉语的信息处理），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Co., 1994; Rumjahn Hoosain（李永贤，华裔，随妻用阿拉伯姓——校者）Psych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for Linguistic Relativity: a Case Study of Chinese（语言相对论对心理语言学的意义：中文的一个个案研究），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1）看来徐没有参考过这方面的任何权威性的科学文献。

14．《汉字文化》1990年第4期第8页。

15．严格地说，“永”字实际上只有6画，但这些笔画包括8个相对独立的成分，这些成分通常被认为是汉字笔划的基本“原子”。

16．《汉字文化》1991年第4期第18页。（徐德江的这段话完全是伪造证据，英国的心理学家根本就没有说过徐所说的话。对徐的这一行为的揭露见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75期（2003年9月）所刊李逊永教授文《徐德江及其“汉字提高智商论”》——校者）

17．出处同注16。我们只能假定，徐此处说的其他人，当指美国的高加索人、朝鲜人、越南人、西班牙人和美国黑人等。

18．同注16。

19．李敏生：“安子介的汉字学说与当代脑科学”，《汉字文化》1993年第4期3—9页。

20．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表示“mother”的词其实由两个汉字组成：“母亲”；但很明显，为了试验的目的，他们把每个词都限制为一个字。

21．李敏生根本没有注明这项研究的出处，该项研究的成果是：Paul Rozin, Susan Poritsky和Raina Sotsky写的“American Children with Reading Problems Can Easily Learn to Read English Represented by Chinese Characters”（有阅读困难的美国儿童能容易地阅读用汉字写出的英语词）, Science, Vol. 171, March 1971, pp.1264—1267。后来这项研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部分原因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所学汉字超过30个的时候，效果就相反。也就是说，儿童越来越难记住如此众多的汉字，阅读优势就消失（据Victor Mair （梅维恒）和尹斌庸同我个人的谈话）。

 22．上引三位作者自己在对这些结果做出推论时相当谨慎。实际上，他们仅得出结论：音节文字（如日语的假名）“可能是通向学会阅读拼音文字很好的一步”。（出处同注21，第1267页）。（其实，Rozin早就发表声明，说他们的实验“并不能证明讲英语的人宜于采用汉字”。见《关于Rozin教授阅读实验的来信》，刊《文字改革》1984年第3期。——校注）

23．《汉字文化》1991年第4期18—19页。

24．出处同注23，第19页。

25．徐认为汉字应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字。对该观点的全面批评，请参阅王开扬的文章《评汉字的国际性》，刊《语文现代化论丛》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6．《汉字文化》1994年第3期第33页。

27．《汉字文化》1991年第4期第15页。

28．《汉字文化》1991年第4期第19页。

29．《汉字文化》1996年第3期1—2页。（指所刊鲁民文章，对该文的论点本人及其他学者已经发表了不少批评文章。——校者）

30．徐实际上指的是主张采用字母文字的学者，因为拉丁字母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拼音文字字母。

31．《汉字文化》1990年第4期第9页。

32．原文如此，徐这里再次使用了“印欧文字”这一荒谬的概念。

33．《汉字文化》1989年第1—2期，第6页。实际上，在上古汉语中，“文”表示的是独体字，即不可分解的汉字，亦即独立的意义承载单位，如“日”、“月”。“字”则表示合体字，如，“明”或“秧”等，由两个到多个成分构成。因此，徐的上述谬论是建立在不理解“文字”这个词的词源的基础之上的。

34．《语言文字理论新探》第107—108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

35．出处同上，第97页。

36．出处同上，第103页。

37．例如，可参看Derk Bodde著 Chinese Thought, Society and Science（中国的思想、社会和科学）（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A. C. Graham著 Disputers of the Tao（对道教的质疑者）（La Salle: Open Court Press, 1989）；Joseph Needham（李约瑟）著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国科学和文明简史）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Chad Hansen著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和 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中国思想中的道教）(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校注1]众所周知，徐德江没有公职，仅袁晓园雇佣他为私人刊物《汉字文化》的副主编，但徐居然在其刊物、名片和国内外会议上均称自己是教授和研究员，这正是我国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认为徐是学术骗子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对徐的这种行为不仅不感到愤怒，反而在翻译英文有关段落时进行篡改，以便达到为徐进行辩解的目的。莫文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Wu also bombasted Xu, who has no official degree from any academic institution, for passing himself off as a scholar and a linguist. 准确的译文见上。但是何却不引莫的英文原文，将上句画线部分译为“没有任何学术机构颁发的正式学历，却要冒充学者，自封为语言学家”。据说何是江苏大学英语系教师，应该知道这儿的degree只能译为“学位”，绝不能译成“学历”。“学历”在德范克主编的《汉英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和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汉英词典》编写组编的《汉英词典》均译为“record of formal schooling”；“学位”在上述词典均译为“academic degree，degree”。何在将莫文所说的“学位”篡改为“学历”以达到为徐开脱的目的时，连起码的事实和语言搭配都不顾了：“学历”难道是“颁发”的吗？

何接着指责莫说：“无非就是要证明他（指徐德江——校者）是个骗子——没有文凭（据说徐氏大学毕业的文凭和正式学术机构聘请他为兼职研究员、客座教授的证书俱在）却要著书立说，这难道还不是骗子吗？莫先生可曾料到，你这根姚文痞式的棍子砸下去，将伤害多少无辜，引发多大义愤！”在此，何突然又将莫所说的degree（学位）篡改为“文凭”（上引两部《汉英词典》都译为“diploma”）。何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再次为徐开脱他冒充教授和研究员的行为。何既然知道徐的大学文凭和聘请他为兼职研究员和客座教授的“证书俱在”，难道不知道徐自己所说的“1957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 吗？（见徐德江著《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海潮出版社，1999年）所附“作者简介”。据说，当时该校是“二年制师范学校”，升为“师范学院”是1957年以后的事情。此事有待该校核实。）新中国建立学位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情，可见徐在1957年不可能获得任何学位，因此莫所说完全符合事实。何既然在大学任教，难道不知道“兼职研究员”和“客座教授”不等于经过正式评审、上级通过的正式研究员和教授吗？1996年12月13日，在法庭上，伍铁平的律师出示了时为北师大讲师的岑运强（2002年已评为正教授）在校外讲课时所获得的“客座教授”的证书，可见，用“兼职研究员”、“客座教授”（何况复旦大学人文学院授予徐的“客座”教授头衔早已于1996年12月5日被复旦大学明文取消（详见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第12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3年8月，江西师范大学正式发表声明，说明该校从未承认徐为该校“兼职研究员”和“客座教授”，但徐在他的两本伪科学小册子的“作者简介”中却假冒这两个头衔）的证书来冒充教授和研究员正是徐德江的一大特点（关于此事，可见于全有《学术界究竟有没有“骗子”？——对语言学界第一大诉讼案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0年第1期）。

何的上述言论不仅是为徐德江开脱，还是对莫大伟进行的人身攻击，破坏莫同没有文凭、自学成材的人的关系。何说：“没有文凭，却要著书立说，这难道不是骗子吗？莫先生可曾料到，你这根姚文痞式的棍子砸下去，将伤害多少无辜，引发多大义愤！”莫大伟什么时候说过“没有文凭却要著书立说，这难道不是骗子吗？”何把这种说法栽到莫头上，然后给他扣上“姚文痞式的棍子”的大帽子，这不是对莫的人身攻击吗？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头目，早已被判刑，何为什么要将一位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的美国学者同四人帮相连？何不怕他的这种言论伤害中美人民（特别是中美学者）之间的友谊吗？“伤害多少无辜，引发多大义愤”的是何的说法：“没有文凭，却要著书立说，这难道不是骗子吗？”，这根本不是莫的话。何企图以此挑起莫与广大自学成材的人之间的矛盾，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何以为这样对待外国人不会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所以放肆对莫进行攻击：“莫先生跑到中国来，竟然迷上了为‘武林正宗’所不屑的‘下三滥’，重拾昔日那套专以人格侮辱为能事的‘文革战法’”。莫大伟被北京外国语大学聘请来讲授多种理论语言学课程，长达六年之久。何为什么用带有贬义的用语说莫“跑到中国来”？莫大伟摆事实、讲道理，义正辞严地指斥徐德江的伪科学，何凭什么说莫“迷上了‘武林正宗’所不屑的‘下三滥’，重拾昔日那套专以人格侮辱为能事的‘文革战法’，到底是由于秉性顽劣，还是受了不良蛊惑？”说话要负责任，要有事实根据。莫大伟1954年出生于美国，中国发生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他在美国，才12岁，何有什么根据说他重拾“文革战法”？莫大伟1990年后才来中国，经常来往于中美之间，上面说了，在北外讲授理论语言学六年，何凭什么说莫迷上了“武林正宗所不屑的下三滥”？对“下三滥”《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方〉①下贱；②指下贱、没出息的人”；《现代方言常用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的释义是“低级下流”、 “没有出息的人”；德范克主编的《汉英词典》对“下三滥”的英译是“①adj.（形容词）dirty（下流的），low-class（低级的）；② n.（名词）knave（流氓、无赖、恶棍），prostitute（娼妓）”。这就是说，如果换成普通话，何就是将堂堂正正的美国语言学博士说成迷上了流氓、无赖、恶棍和娼妓。何对莫的人身攻击真是到了登峰造极，令人（不只莫大伟）发指，无法容忍的地步了，何居然还莫须有地指责莫大伟对徐德江进行了“人身攻击”呢！这种行为为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正人君子所不耻。莫大伟是一位有独立人格的、现已近50岁的学者，同美国一些语言学家，特别是汉学家、北京理论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常有学术交往，在北外有不少学生，何凭什么说他“秉性顽劣”、“受了不良蛊惑”？何如此血口喷人地谩骂了莫大伟一顿，居然还敢“再教莫先生一句鲁迅名言‘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其实，莫并没有这样做，辱骂和恐吓的是何自己。中美两国制度不同，但中美两国人民始终是友好的，我们不能容忍何南林对美国正直学者如此攻击谩骂。这是维护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原则性问题。让我们再看看徐是如何攻击柳斌、王均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历届领导人的吧：“党同伐异”“阳奉阴违”“霸道的学阀面孔”“赤膊上阵”“颠倒黑白肆无忌惮攻击国家领导人”（见徐德江用他的两个笔名“余心”“木子”在《汉字文化》1990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汉字文化》1996年第3期第3页还骂批评徐氏伪科学的人是“流氓无产者”，该刊1995年第2期第32页和1996年第3期第58页骂鲁迅为“千古罪人”。莫大伟的文章中有这类“恶毒的谩骂”吗？何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莫先生的措辞”。所举的例子仅有“a very small coterie of followers”, “his collaborators”, “a handful of his followers”, 然后何得出结论，“他（指莫大伟）……若以汉语撰写，会不会使用‘一小撮’、‘同伙’甚至‘走狗’？”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Coterie在《牛津现代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牛津，1988）中释为“由于共同兴趣、嗜好等所形成的小集团（尤指有排他性的）”；在《远东英汉大辞典》释为“由共同兴趣而组织的小团体”；在《英华大词典》中释为“同人俱乐部、小集团、小圈子”，都未注它有贬义；仅《简明英汉词典》（商务）对a literary coterie注为[常含贬义]“文艺界的小集团”。对collaborator上述词典均注明有“合著者、合作者”，“通敌者、内奸”二义；莫大伟显然用于第一义。何怎么能将这些英语词跟“走狗”等同，得出莫的“文章若以汉语撰写，会不会使用……‘走狗’”这类的推论呢？你不是莫，你根据什么假设莫大伟会使用“走狗”这个词呢？批评人要以事实而不是假设为根据，你做出这种莫须有的推论，是不是蓄意制造莫大伟同徐的追随者的矛盾呢？至于“followers”根本没有任何贬义，何蓄意将它同多含贬义的“同伙”相提并论，就更没有道理了。

 [校注2]何在引用了莫大伟这段话的英语原文以后用如下的一段话来“与莫大伟先生商榷”：“难道说中国人写文章，办刊物，还要经过法庭的‘至少允许’吗？不知内情者，假如由此而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连发表学术观点的自由都没有，试问，这样重大的‘政治错误’，究竟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何口口声声指责莫大伟“乱扣帽子”（其实根本没有，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李逊永教授批评何的文章（刊“学术批评网”。网址www.acriticism.com）及拙文“《汉字文化》在大方向上符合语言文字法的要求吗？”，刊香港《文教研究》2003年第5 期和本译文及其校注），读者看了上引何的话可以看出，真正乱扣帽子的是何自己。从何批莫的那些话可以得出的疑问仅仅是法院（何误译作“法庭”）是否有权允许或不允许徐在国内外散布各种言论和出版杂志，而绝不可能得出何做出的那种“重大的政治错误”的结论。从这件事情可以得出的自然的逻辑结论是我国法制还不大健全，怎么可能像何那样得出结论，说“中国还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呢！

 [校注3]任何人都绝不会从这段话中得出何的结论：“我们首先要问莫先生，你用hopelessly cumbersome（何未附中译，何下文所说的“笨拙不堪，无可救药”似乎是用来译这个短语）这样的字样来糟践汉字，难道就不怕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吗？……倘若工具笨拙不堪，无可救药，其使用者也绝对聪明不到哪里去；尤其是明知有更灵巧的工具而执意不用，岂不更是愚笨不堪，不可救药吗？”莫大伟说的明明是在发明电脑以前，用汉字打字曾经十分麻烦（莫大伟原文用的是cumbersome，对此词的释义，《牛津现代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是“burdensome；heavy and awkward to carry”（沉重的；笨重而不便携带的）；《远东英汉大词典》是“笨重的、累赘的”，《简明英汉词典》是“麻烦的、笨重的”，都没有译为“笨拙的”。“笨拙的”在德范克主编的《汉英词典》注为“clumsy, awkward”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汉英词典》编写组主编的《汉英词典》注为“clumsy, awkward，stupid”，由此可见，何故意将cumbersome歪曲地译为“拙劣不堪”，目的是给莫带上“糟践汉字，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帽子，这是很不好的），哪有半点“糟践汉字，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意思！何这样写时，故意不提莫讲这话的前提“在电脑问世之前”，也不提莫大伟用的是过去时were（曾经是），这是断章取义，篡改莫的原作，是很不道德的。任何一个面对事实的人看到发明电脑以前巨大的汉字打字键盘，没有一个不发出汉字打字的确是hopeless cumbersome (无希望地，或译为“难以指望地”、“非常”难以处理)，这正是激励人们发明电脑的原因之一。连徐也不得不承认“汉字在打字、排版、印刷，即在文字机械化、电子化、现代化方面（曾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字”（出处同注7）。莫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这一事实，怎么就成了“糟践汉字”呢？何文还说：“倘若工具‘笨拙不堪，无可救药’，其使用者也绝对聪明不到哪里去，尤其是明知有更灵巧的工具而执意不用，岂不更是愚笨不堪，不可救药吗”？这段话更是同莫的上引话相去十万八千里。何况工具的改进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取决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总的发展水平；工具笨拙，绝不等于使用者不聪明。我国古人使用刀刻、竹简，不一样产生了众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吗？如果使用笨拙工具的人也一样笨拙，他们怎么能发明新的工具取代笨拙的工具呢？至于说“明知有更灵巧的工具而执意不用，岂不更是笨拙不堪，无可救药吗”，这更是无中生有。西方人发明了电脑，中国不是很快就引进了吗？什么时候“执意不用”过？众所周知，莫大伟博士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曾长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是著名相声演员丁广泉的弟子，经常在中央、北京及许多地方电视台演出节目、教授英语和担任嘉宾，深受观众喜爱。何这样做，是否考虑会过伤害莫和美国友好人士的感情，影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接着，何引用帕默尔（但未注明出处和名字的首字母）称赞汉字的一段话。但那段话似乎同莫的上下文毫无关联，因为莫批评的是徐将信息处理速度看作评价文字科学与否的标准，莫根本没有涉及汉字将来是否要被拼音文字取代的问题。此外，那段话虽见于L.R.帕默尔著的《语言学概论》中译本（1983年，商务印书馆）第99页，但是帕默尔在该书说得很清楚，他那段话是有所增补地转述高本汉的话，为什么何还把它看作帕默尔的话呢？对这段话，该书的译者（李荣、王菊泉、周焕常[现名周流溪]、陈平，校者是吕叔湘）加了一个译注：“高本汉对于汉字改革的见解代表大多数旧的一代的西方汉学家的看法，具有极大的片面性”，何为什么不向读者交代呢？就在何所引高本汉话前面的一段中，帕默尔提到汉字的cumbersome method of writing，汉译为“麻烦的写字法”。这儿如按何对cumbersome的译法，译作“笨拙不堪”，何是不是也要指责帕默尔“糟践汉字，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呢？由此可见，何引帕默尔的著作，并没有达到批评莫的目的。此外，何文所引高本汉的话：“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强求……引进（原文用的是introduce）一种字母文字，……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何对这句话的评价是“这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其实，高本汉这句话的英文原文用的是虚拟式（据帕默尔说，这句话引自高本汉著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汉语中的声音和符号》，1923年，牛津），根本不是什么客观的评价。1923年时，年仅34岁的高本汉（1889-1978）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极其有限（误以为中国有4000年的文化典籍；实际上，即使从甲骨文算起，也只有3000多年），因此，即使该句不用虚拟式，也完全不是什么客观公正的评价。首先，中国人引进字母文字，根本不是什么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强求，而是中国客观现实的需要（详细经过见王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1995，北京）。其次，中国人引进字母文字，如果从卢戆章（1854—1928）1892年采用拉丁字母的变体算起（见上引《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7页）已经111年了，并没有失掉他们对……文化典籍的继承权；再次，中国人现在不仅是引进了一种字母文字，而且在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编制的汉语拼音方案，从2002年起施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8条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从1958年到2003年已经过去了45年，中国人并没有因此“失掉他们对……文化典籍的继承权”。由此可见，《汉字文化》发表何的上引高本汉的话，同该刊一贯反对“汉语拼音方案”，攻击它“低能弱志”、“堕落”、“非驴非马”（见《汉字文化》1996年第3期第51页、2003年第3期第8页）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校注4]从此事可以看出，莫大伟在批评徐德江时，完全是持学者的科学态度：有利于徐德江的个别试验（仍有争论）也引出其出处。因此何指责莫用西方人的种族主义的眼光看待汉字，不符合事实。《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0日发表了该报著名记者张巨龄的话：“说……拼音文字没有我们的好，甚至……夸大其词地断言21世纪将是汉字的时代等等，……未必妥当，也容易伤害不使用方块字的国家和民族的感情”。这话说得多好啊。注9中提到的J. R. Stroop是心理学家，他做过一个试验：用蓝墨水书写red（红色）这个词，然后让被试者说出墨水的颜色。由于red这个词的干扰，被试者说出墨水是蓝色的时间比看到一块蓝布然后说出蓝色的时间要慢。详见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104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

[校注5]何文极力为徐德江辩护，却没有列出莫大伟和我国广大语言文字学工作者指出的徐德江的谬论有哪一条不属于伪科学的范畴。关于这个问题，伍铁平在其《我国语言文字学界不存在伪科学吗？》（《学术界》2000年第4期），《伪科学必须反，真权威不可无》（《东方》2000年第12期），《<福建外语>与学术打假》（《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外国语言文学》2003年第3期全文转载），王宁、邹晓丽、王海三教授联名撰写的《伪科学的来源和学者的辨伪使命》（《学术界》2000年第1期）等文已有详述，恕不重复。何文为徐伪科学开脱的“理由”实在莫名其妙：莫根据上引M.Gardner的书指出伪科学的一个特点是“立论缺乏事实根据，将那些未经科学证明的东西视为不证自明”（据何译文，不准确；准确译文见上面我们所校对的莫文），何不去“论证”究竟为什么这不是徐伪科学的一个特征，而是说这种事西方也有。同样，莫大伟根据M.Gardner指出伪科学的另一特征是“标新立异，自吹自擂”（据何译文，不准确；准确译文见上面我们所校对的莫文）。何又不正面“论证”，而是说“西方人才是真正的（吹牛）‘大师’”。且不说何的这种说法打击了一大片，关键是何利用西方人中有“吹牛大师”的说法能达到他想要达到的为徐辩解的目的吗？何还说：“对那些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者，又该当何论？西方科技界这类丑闻难道还少吗？”然而，何却只字不提徐德江的行为（对这些行为的批驳见伍铁平、潘钧著《评（徐德江的）<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部分内容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6期）。莫大伟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文章《中国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列举了大量事实，同意我国广大语文工作者的见解，认为徐德江炮制伪科学。何尽可站在徐德江的立场上，为伪科学辩护，但不该将莫的文章同文革和“海瑞罢官”相连。何说“当年的文革，不就是从‘海瑞罢官’这类学术问题开始的吗？”。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众所周知，姚文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一开始就污蔑吴晗是为彭德怀翻案，这哪是什么“学术问题”？何说莫文的大标题“中国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刺眼，……极为罕见”。何应该知道，伍铁平在上引《<福建外语>与学术打假》列出了各种报刊和书籍中的十几篇文章，这些文章都称徐德江为学术骗子，指责他炮制伪科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杨守建著《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该书的第287页、288页称徐为“大骗子”、“巨骗”。因此，何对莫大伟的指责不符合事实。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3年9月第75期发表了李逊永教授的一篇很好的文章——《徐德江及其“汉字提高智商论”》，指出徐捏造英国《自然》杂志文章的有关段落为其所用的行为，写道：“徐是学术骗子，在这里再次得到事实的证明”。港刊称徐是“学术骗子”，这是第一次。读完莫大伟全文以后，读者定会得出结论。

The Annotation of 《Pseudo-science in the Chinese Linguistics Circle》

David Moser,  Wu Tie-p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 2001,No.6) published an English article  Pseudo-science in the Chinese linguistics circle, written by an American linguist Doc. David Moser(named by himself in Chinese 莫大伟) from Michig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criticism toward  Xu Dejiang’ pseudo-science by  Prof. Wu Tieping of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Xu is responsible for  the  journal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Dr. David Moser criticized Xu too. Unexpectedly, the journal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2003,No.2 )published an article at its front page Chinese is a Great Language written by Mr. He Nanlin, translating some pragraphs from Dr. Moser’s above-mentioned paper into chinese destortedly, then puting some fabricated labels on Dr. David Moser in terms of these wrong translations. This paper translated Dr. David Moser’s article into chinese and added my critical notes toward Mr. H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truth and rebut Mr. He Nanlin’s attack toward Dr. David Moser.

Key words: pseudo-science; Chinese linguistics circle

收稿日期：2004-01-08

作者简介：

David Moser（莫大伟），美国密歇根大学汉学博士。
伍铁平（1928—），湖南湘潭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模糊语言学。

[责任编辑：靳铭吉]

引自：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2004年第2期

原连接：http://210.46.96.20/dianziqikan/2004-2-4/%CE%E9%CC%FA%C6%BD.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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