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却少有人知道现代汉语中许多词汇来自日本，这个现象令人深思。
据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70％来自日本，其中如“科学”、“民主”、“哲学”、“物理”、 “教育”、“社会”，还有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先进”、“文化”、“代表”，等等，均不例外。这些词汇都是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用汉字组装而成的，后来由留日学生舶回中国。如今，它们早已化作我们的思维血肉，一旦从记忆中枢消除，我们恐怕就会“失语”。
一个疑问随之产生：中国文化一向号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文字曾远播周边国家，形成范围广大的“汉字文化圈 ”，然而到了近代，却不得不从日本输入词汇，满腹经纶、自信堂堂的中国学者，难道就没有这点能力？
回想起来，在日译名词被中国学界采纳之前，中日两国在翻译西方科学词汇时曾有过一个自由竞争的阶段。有意思的是，同样的西方科学概念，到了两国学者手里，被译成了味道殊异的词，比如economics，中国学者译成“计学”，日本学者译成“经济学”；sociology，中国学者译成“群学”，日本学者译成“社会学”；physics，中国学者译成“格致”，日本学者译成“物理”。这场竞争最后以日译胜利告终，理由十分简单：中国学者“中体西用”的译法无法与西方的思想接轨。也就是说，单音为主、数量有限的文言词汇，无法移译数量众多的西方名词，而且容易曲解原义；而日本学者另辟蹊径的做法，突破了古汉语“字本位”的框框，创造了双音词乃至多音词，解决了词汇不足的问题，扩展了汉语的表义空间。
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的脑袋比中国人长得好，这是文化心理差异造成的。作为汉字的原创国，中国人对汉字的心态不同于日本人。在中国人眼里，汉字决不仅仅是一种书写工具，更是一种类似图腾的崇拜对象。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敬畏之情，决定了中国人不会在太岁头上动土，对汉字作轻易的改造或者解构。与此相应的是，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多年，主流上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中间不管怎样改朝换代，基本格局始终不变。一个幅员如此广阔、民族如此众多、地域文化差异如此显著的 “大中华”能够维持延续，汉字起了决定性的凝聚作用，其稳固不变，是理所当然的，如同“天不变，道亦不变”一样，这就是千百年来汉字的发展变化缓慢的真正原因。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汉字毕竟是外来物，是一种为我所用的工具，当然也不会有中国人那样的敬畏之情。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同样的汉字，在中国是亲生儿子，供如神明；在日本是领来的养子，可以任意驱使。日本语的诞生，就是从拆解汉字开始的。从汉字草书流利的形体，日本人发明了平假名；从汉字的部首，他们又发明了片假名。以这种“脱胎换骨”的办法，日本人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大和民族混沌的精神从此有了自己的形式。出于同样的文化心态，明治时代日本学者轻而易举打破了古汉语“字本位”的清规戒律，以意译方式对汉字作了自由的组合，创造了大量现代新语汇，建立了现代日语。这一举动客观上对中国文化起到了“反哺”作用。
放眼“汉字文化圈”诸国，因汉字而生成，日后又对汉语起到反哺作用，与汉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缠在一起的，惟有日语。比较一下韩国和越南，事情就更清楚。这两个国家如今都已放弃使用汉字。而按照一般的想像，它们与中国毗邻，直接受中国文化的感化影响，应该更加依赖汉字才是。然而问题就在这儿：因为它们都是现成地利用汉字，没有经过为我所用的消化改造并使之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因此也就不具备与汉语本家互动或抗衡的力量，一有风吹草动，放弃也容易。日本则不然，虽然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废除汉字的冲动时有发作，但却始终未能变成现实。这说明，汉字已经内化为他们的精神血肉，一旦离开，思维就无法正常运行。
这或许要归功于日本既孤悬海外又紧靠中国大陆这样一种优越的地理条件。孤悬海外，有利于保持独特的文化风土和民族主体性；靠近中国大陆，又便于吸纳先进的中华文明。日本不同于“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文化上青出于蓝，日后反哺中国文化，恐怕也得益于这样一种地理文化风土。因此，若从文化互动、互补的角度看，中国旁边有日本这样一个邻居，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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