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早上在议程上是会议开幕式。早上起床，洗漱后，和玉林一起到附近街上吃过早饭，就回住地招呼大家去会场。会场设在多伦路的咸亨酒店，离住地不远。但住在招待所的外地人士中，陈泰、东源姐弟、张士钊、田老师、山东大学的四位研究生是第一次来上海；孙剑艺教授、倪永宏夫妇、杨志浩先生是老上海了，可是都未去过多伦路。我是在2004年来开七研会时，由上海友人先骅陪着去过一次，所以，这向导的责任也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了。
陪着一班人出招待所，到了虬江路口时，想着不少人都拎着一包虽说不算重，但也不算轻的书；倪、杨、张三位又都上了年纪，于是冒出一个想法：拦一辆出租车，把倪、杨、张三位送到会场，顺便带上几包书，其他人轻装上阵，步行前往。经和孙教授商量后，就按此办理了。可是我虽然到过多伦路，却是走马观花，没有记住咸亨酒店的确切位置，而出租车司机呢？本指望他会把我们顺利送到目的地，谁知也和我一样，虽然知道多伦路，却不知道咸亨酒店在东路口，把我们几个拉到西路口撂下了。结果是几位年纪最大的完成了每人各拎两包书走完一个马碲形的壮举（多伦路呈马蹄形）。事后，几次为这件事而自责：为什么不事先把咸亨酒店的确切位置搞清楚呢？这件事实在是办得差劲！
会场设在二楼“百草园”厅。周先生和一些上海本地人士都已早到了。进了门，赶紧招呼东源一起把横幅先挂上，接着再打开带过来的几包书，发给已经报到的各位人士。上海的夏天特别热，又听说我们正赶上了“五十年一遇”的高温天气。从招待所出来起就马未停蹄，此时已是满身臭汗，气喘吁吁了。周先生嘱我把《议程》发给大家时，我只好“抗命”说：“另请别人吧，我得先休息一会儿了。”
跑到空调机前，足足吹了约十来分钟，才觉得缓过点气来。
多亏了孙教授带来的几位研究生，承担了大量会务工作。两人管签到和收会务费；另外两位管发书发资料，使会议报到时段的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
与会人士和来宾陆陆续续地到了。
来宾中有：原国家语委语用所研究员费锦昌教授及夫人，华东师大徐莉莉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上海复旦大学陈光磊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彭嘉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曹棣华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分部李公燕教授等。
会议开始。
首先由会议主持人孙剑艺教授宣布会议开始；倪永宏先生致开幕词；然后由山东大学研究生吴晨阳和会务组俞步凡先生宣读会议收到的贺词、贺信、贺电；接着彭嘉强教授、陈光磊教授、费锦昌教授、曹棣华教授、李公燕教授等陆续致辞并发言。
彭教授不愧是演说家。精神饱满，声音洪亮，抑扬顿挫的语言充满了感染力。陈光磊副会长讲话则如细雨润物，沁人心田。原计划好了按议程依次把会上每一位讲话的人士都摄入镜头，可是到了陈教授这段，却只顾着听他讲话而忘了按快门。等到想起来，讲话已经结束了。留下了一个遗憾。好在会务组有专人负责摄像，寻思着以后要来这个镜头，把照片补全。费先生的讲话在我的心中是有权威性的。同七研会上一样，他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当前国家有关部门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学术动态和政策取向信息，他们伉俪关于“文字使用是分层面”的观点，我是完全赞同的。早在收入第6辑的拙文《汉字定量之我见》中，就有所论及。到了曹棣华教授这段，受他的开场白的引导，大脑中思索开了学术观点分歧与辩论双方私交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就没有再记住多少后面的讲话内容了。曹教授一开口就声明：我和锦昌是很要好的同窗，但在这里我要和他唱对台戏。我的观点和他的不同……。此时，脑海里闪过刚见过的费、曹相逢亲切寒喧的镜头，羡慕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同学间几十年的深情厚谊，和学术观点上的针锋相对，多么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是啊！学术上的分歧，是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的，丝毫不应影响文友之间的私交。自己应以此为处理与观点相左的文友关系的榜样。来宾中最后发言的是来自美国的李公燕教授，她向会议介绍了美国的中文教学形势及教材教法，使与会者从一个侧面了解了国际上的汉字教学动态。
开幕式的最后一项，便是由本人向会议报告《纪念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由于所剩时间已不多，只好略去行前准备的详细内容中的若干片断，择要而谈。不过，再简略，自揭疮疤和要求在座专家，与会人士多加批评的这段是决然不能少的。自己公开了已经发现的书中的三处错误，再诚恳要求各位多加批评，最后才心安地道声“谢谢大家！”算是完成了这项任务。
开幕式结束，午餐开始。沙龙的元老和年轻学生；国家级专家与民间人士；上海本埠及各地来宾；满满五桌，济济一堂。一个“盛”字，应是名符其实。大家频频举杯，共同庆贺民间书同文学术沙龙诞生十周年！共同祝愿汉字书同文研究事业的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