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琦幸(美国特约撰稿人)
前些日子，海外交流协会组织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中国中央音乐学院讲师赵世民两先生来美国讲中国文化，洛杉矶讲完之后又到华人比较集中的旧金山等地。如果听众是一般的读者或者中国文化爱好者，那也就罢了，如果要到大学中去讲，我认为应该注意学术上的严谨和科学性。
对于易中天的《三国》，他结合了《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来讲历史故事，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是赵世民讲的《揭秘中国汉字》的内容，我觉得那只是拾人牙慧，而且有些基本东西都讲错了，不由得还是要说几句。
赵世民先生的基本理论，是接过清朝乾嘉学派大盛的因声求义论，从汉字的声旁来推断声音和意义的关系。也就是说汉字的很多形声字，其声音不仅仅是表音的，而且还有一种表义的功能。然后他将这种理论进行广泛的发挥，认为中国的汉字中表现的是哲学体系、认识论以及中药治病的方法甚至病源，当然还有很多文化现象、历史遗存。因声求义论确实有它的道理，就像章太炎《文始》所说：“知声者可以因声求义。文字之孳乳，皆由声而发展。”但是所有这些必须建立在对于古代汉语字义的精确了解上，而且不能仅限于形声字的声旁，还要顾及语言的声音之转。也就是说必须在训诂学的大范畴中来做解释，所根据的必须是本义。有很多的本义现在还无法搞清，如果只是按照后来的意义去解释，必陷于穿凿附会，强以己意求之的毛病，为学术之大忌。例如，赵先生讲到，“用”字的造字本义是一个桶，桶有穿通的意思，于是用这个声旁造的形声字都有穿通的意思。他说，一种乐器“甬”也是圆形的穿通的，通字、痛字都要这个甬作为声旁，而痛就是局部地方通了，局部地方不通。这里已经有很多穿凿之词，当然也不无参考，但是他接着就犯常识性错误了，他说，拥、勇都是如此。这里赵先生将简体字的“拥”来做例子根本就错了。众所周知，这个简体字是用来代替原先的繁体字“擁”，这跟水桶有什么关系呢？
他还说道，“方”字在古代是“并舟”的意思，就是两个小船。但是他又将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与这个字相并列，说有可能西方的基督教也受了中国汉字的影响。这真是匪夷所思。两个船的意思跟诺亚方舟的意思相去甚远，而且完全曲解了方的并舟之意。他也谈到人字，发展出两个人比肩而立的“比”，到跟从的“从”字两个人相随，又发展到背向而立的“北”，最后一人“正”，一人倒成为“化”字，体现了中国哲学体系。其实这些不过是古人用人的不同位置来表示比较抽象的概念罢了，哪有什么哲学体系？更有意思的是，十字架的来历，他说跟中国古代文字的“亚”字有关，因为在金文中，有的时候，“亚”被涂黑成十字架。如此，把容庚老师的《金文编》仔细查一下，凡是字型与西方有关的字母都说成是受到中国的影响，那实在是太省事了。这样信口胡说，倒是迎合了现今部分中国人一切都是中国的文化最优秀，世界文化也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信念。但是好像不太科学吧？
最有意思的是，当他谈到昆仑山得名时，他说一开始也不理解。后来他坐飞机越过昆仑山，发现山体的皱褶就像一本展开的古代竹简，仑字的繁体上面是山，下面是仑，仑代表简册。于是恍然大悟，原来昆仑山就像竹简。且不说中国古人在给昆仑取名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坐飞机到天上去鸟瞰，即便鸟瞰之后，如果像竹简的话，那就干脆取名竹简山得了，何必要用昆仑。实际上这两个字是双生叠韵的象声词，意思是混屯，形容其阔大渺茫的意思，并非像书。
顺便说一句，我发现有的讲坛坛主会用一种神化自己的方法，来炒作自己。于丹在接受凤凰卫视鲁豫的采访时说自己六岁就开始读《红楼梦》，鲁豫马上打断她，问她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认字的呢？于丹说一岁半。呵呵，这真是神童啊。我想更多的于丹迷会愈加敬仰于丹了。而赵先生在洛杉矶也说，我在这里解释一个汉字就要读100万字的书。我听了更加惶恐，我们这些人实在太不用功了。那次讲座赵先生解释了大概将近20个字，2000万字的阅读量，而且应该是中国古代典籍吧，我想。怪不得这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哲学教师可以纵论中国汉字的起源以及其中蕴含的这么多前人不知道的意义了。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