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意义

2017年10月23日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高凯 赵鹏璞

　　● “书同文”,即语言文字的统一,不仅推动了秦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一文字统一局面横亘了整部中国史。

　　● “行同伦”,其所代表的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和信仰等的相对统一,为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提供良好的氛围。

　　● “车同轨”,用发展辩证的观点来看实际上是政治的一种延续,表现为交通之政的统一,也可以泛指一切以交通为代表的政治上的统一。

　　自嬴政一统六国始,古代王朝多以儒家经典《中庸》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弥合不同人群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并借以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历史上经历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统一时期,也经历过春秋战国、六朝、五代等分裂阶段,而始终保持国家之统一和文明之延续,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理念和举措有着重要关系。今据时人对三者逻辑关系的理解习惯,试将次序调整为“书同文”“行同伦”和“车同轨”来逐一论述。

　　“书同文”,即语言文字的统一。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人类的文明期“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记录的创作开始”。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指出,团结的源泉“是要追溯到既往的”,而“惟有本族的语言,最适宜于表示既往;惟有本族的语言,最能使人了解既往”。纵观古代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秦王朝无疑是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嬴政不仅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彻底结束了自东周以来各国纷争、分裂的局面。如果只看到秦二世而斩、王朝生命期仅有十五年便轻视其制度意义的话,那恐怕是犯了历史短视症——因为随之出现的两汉王朝长久兴盛四百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晋书》所言“汉承秦制”。秦制是历史研究基础中的基础,不止影响了对于汉民族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汉制,且持续影响至隋唐、宋元、明清时期。嬴政统一六国文字,不仅推动了秦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一文字统一局面横亘了整部中国史。其意义之巨大,怎么说都不为过。

　　文字统一,不仅使得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的传播有了基本的条件,而且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后,都以宣扬和继承中华文化的正统为荣。如西晋灭亡后,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政权以及与宋并存的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都是如此。文字不同,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与沟通就会变得困难,隔阂在所难免。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书同文”,历代统治阶级都下过大力气,其目的不仅是使汉字成为书写统治意识的载体,也成为规范有序且又丰富多彩的书法艺术,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其间、乐而传播之。仅就书法而言,论源流,有真草隶篆;论章法,有揖让进退;论结体,有颜柳欧苏……看上去五光十色。其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的书法艺术中,是有各种或有形或无形的方向指引与规范的:从秦王朝开始,丞相李斯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学篇》就已经成为标准文字的范本,今存的泰山、琅琊台、峄山、会稽刻石或其摹本即可见其端倪;两汉随着简牍、帛书以及西晋以后纸张作为书写工具的出现,不仅兰台、石室、广内等藏书增多,而且随着官学和私学的渐趋发达,书法变得更加规范标准,隶书讲究波磔方折、蚕头雁尾,草书也有章草、今草之别;南北朝时期楷书、草书、行书均大为发展,钟繇、卫瓘、陆机、右军父子,每个光辉夺目的名字背后,都有一种新规范的诞生;唐及武周时期,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都酷爱书法,甚至专设书学,讲授《石经》《说文解字》《字林》等,在艺术繁荣现象的背后,规范文字的意义更是不容忽视;至于有宋一代书院盛行,蒙学教育要求儿童习字“一笔一画、严正分明”,明清时期甚至要求“砚无积垢,笔无宿墨”,其文化规范性意义不言而喻。

　　“行同伦”,其所代表的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和信仰等的相对统一。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人口比例的科学适宜。中国相对强盛的朝代,均较注意人口的管控制度,而管控的主要手段就是大规模的移民。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四大时期,都有较稳定的边疆政策,这些政策或强调高压、或强调羁縻、或强调团结与和亲,又或者是将几种政策结合在一起。以秦王朝为例,为了控制和抵御北方匈奴人,秦始皇派兵30余万攻取“河南地”(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以南地区),并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修建起万里长城;为了开拓岭南,秦始皇二十六年又派兵50万攻打五岭以南地区,使得秦王朝版图扩展到今越南中部;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区域,又向这些地区派驻了大量的政治(七科谪)与军事性移民。西汉武帝以后继承秦王朝对外用兵政策,一旦开拓了新疆土,立刻派出大量军事性移民,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事屯田。实际上,汉代的军屯,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如汉武帝时期采取招募制,将征调单一士兵的军事戍边制度,改为从内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招募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屯边,同时,国家颁行免税、全家供应粮食、免费提供医药和安顿户口等一系列政策以安抚被招募农民。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引领下,汉王朝曾七次成功地完成了向西北边郡大规模移民实边,其中公元前119年一次性将中原地区的70多万平民迁往陇西、北地、河西、上郡等,且这种人口迁徙政策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匈奴南北分裂以前。西汉时期募民屯田的政策,其实质就是在某些重要区域改变定居移民与边民比例的做法,以后的隋唐、两宋及明清时期都继承了这一做法,使得各朝在中央政权安定的情况下,同时也保持了边疆的安定与发展。此外,移民也确保了边疆地区汉文化的发展:秦汉王朝把商人、犯罪官吏等发配到今广东、广西、四川、内蒙古等边远地区,不仅传播了中原文化,发展了地方经济,强化了国家政权在边地的稳固,而且也通过中原移民的迁入,促进了当地的民族融合;中原人特有的姓氏在边疆留下来,有些成为当地的大姓,比如韦、黄、梁等姓在广西就长期大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