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言 论
王义然
序：这篇文章的题目原为《方音论》，其相关标题，在笔者的电脑写作空间，已经滞留了五年之久。之所以迟迟不能完稿，就是因为笔者看到，作为研究语言首先必须弄清的“语言”这一最高层次的基本概念，迄今为止，学界的多种表述都不够确切，都没有把语言现象的本质揭示出来，不能作为“什么是语言？”这一问题的准确答案。而如果不能说清什么是语言，议论方言也就无从谈起。经过一番研究，完成了一篇《语言、汉语与汉字》，竟然把语言现象的本质揭穿了。联系语言的本质和汉语、汉字的特性研究方言，使本文有了根基。故重整宿稿，并更名为《方言论》，完成此作。
一、多彩的汉语方言
依笔者对语言现象的分析，作为一种人们经常使用的人际交流工具，用口腔发出的声音互相表达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这种表达功能，是通过用特定音节对应特定事物，即用特定音节命名特定事物来实现的。故笔者把语言概念表述为：语言是用音节对世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命名、赋予称谓的一种约定。
语言的本质决定了，任何一条语言约定都包括用于命名的音节和被命名的事物这两个方面。用什么音节命名什么事物，这是构成语言约定的核心问题。
语言约定在人们的语言实践中形成，具有俗成性。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汉语覆盖范围地域广大。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就某一具体的表达对象而言，在用什么音节命名这一事物的核心问题上，
肯定会出现多种差异。所以，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区用不同的音节去命名、被赋予不同的称谓，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站在整个汉语语言体系的角度去考察，这种不同地区用不同音节命名同一表达对象的现象，都属方言的范畴。这样形成的语言约定用于语句，充当句子成分，承担词的职责，就属于方言词。
另外，语言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互相学习、模仿，学习、模仿往往会发生误解和变异。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在搬用外地语言约定时，其用于命名的音节发生了声、介、韵等方面的改变，那么笔者把这样的语音变化称为方言音变，把这种变异了的语音叫作方言语音，简称方音。如“八”字的读音，其音节的声母本是b，但在南方一些地方却会变成f，“八”被读若“发”；“段、端”二字的读音，其音节本来含有介音u，但在山东烟台一带，介音u却会被舍弃，“段、端”分别被读若“旦、单”；“亲、心”二字的读音，其音节的韵母本是in，但在山西、陕西等地却会变成ing，“亲、心”分别被读若“青、星”。这样的汉字读音都属于方音。
方言词和方言语音是汉语方言现象中普遍存在的两个重要方面，其表现形形色色，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这里把笔者亲历的方言异事铺陈于此，以展其多彩的风貌。
1、高粱里的方言。 高粱，在诸城叫“秫秫（轻声）”，其秸秆叫“秫秸（轻声）”。秫秸是很好的屋顶材料。把它绑成把，密排垂直置于檩条之上，可构成既能承重又能保温的“屋巴”。有一种高粱叫“席秫秫（双字轻声）”，其秸秆的外皮剥成一定宽度的长条，叫“席蘼（轻声）”，可用于编制铺炕的席子。
秫秸截成一定长度，可用来为芸豆、黄瓜等蔓生植物扎架子，还可用稻草、绳经之类编织成用以围护菜园的篱笆。篱笆，诸城叫“障子”。
秫秸分解成节，叫“掴当（轻声加儿化）”。把“掴当”外皮剥成一条条的“席蘼”，可编成养蝈蝈的小笼子。蝈蝈，有的地方叫“蚰子”，诸城叫“乖子”。所以，蝈蝈笼就叫“乖子笼”。
“掴当”还可用作儿戏材料。把“掴当”劈为两半当材料，摆成长串，在约定距离用片状瓦、石把“掴当”击离长串，被击离长串的“掴当”便赢归己有。这就是儿戏“打掴当”。在大人们眼里，“掴当”是一种不值钱的东西，因而，会把轻率使用贵重财物的行为喻称“打掴当”。
有一种高粱，其秸秆末节特长，名叫“长梃子”，其梃竿不仅细长，而且表面硬而光滑，可做成面积较大的器物。常见有圆形的叫“盖顶（轻声）”，矩形的叫“传盘（轻声）”。“盖顶”用途广泛，可用作盖类，用于盖饭锅、盖水缸等等，也可用作托盘类，用于放置、传送水饺、面条等等。在菏泽，这种器物叫“柸子”，用作锅盖则叫“锅柸”。
2、饺子叫“姑扎（轻声）”，面条叫“面汤（轻声）”。 以面皮包馅、水煮而食的饺子和又细又长的面条，是两种北方流行面食。但在诸城乡间，人们习惯上把饺子叫“姑扎”，把面条叫“面汤”。添了小孩的人家，給贺喜的邻里亲友分食的宽带面条叫“喜面汤（双字轻声）”。应当特别强调的是，这里“姑扎”的“扎”和“面汤”的“汤”都必须读为轻声，而“喜面汤”中的“面汤”二字必须双字轻声，否则，它们就不属于诸城方言了。
一般说来，饺子算是通称，在诸城叫“姑扎”，在济南混称包子，在菏泽则叫“扁食”，不知其他地方还有什么名字。
3、疾病称“包团（轻声）”，治病叫“扎箍（轻声）”。 在诸城，如果有人患上原因不明的疾病，没有治好，别人就会说“他有个‘包团（轻声加儿化）’，一直没“扎箍”好”。这里的“包团”一词，本义是指原因不明的疾病，有时也用于表达人或物的缺陷。一件事做得很完美，别人会说：“挑不出‘包团’来”。这里的“扎箍”一词，其本义是指对损毁器物的修理、修缮，有时也引申为疾病的诊治。
十七岁起，远离故土，再也没使用过“包团、扎箍”之类的词语。不料参加工作后，有位济南籍的同事，他在山东工学院上大学时参加“四清工作队”就在诸城。一次闲聊，他竟然津津乐道地跟我谈起“包团”等家乡方言，勾起我一段深深的思乡之情。
4、“尜尜”叫“茧子”，在菏泽叫“棒耳”。 儿时，常和小伙伴一起玩茧子游戏，俗称“打茧儿”。诸城话把这种木制玩具称之为茧子，取义于其外形如同放大了的蚕茧。后来，查字典遇到了“尜”字，才知道有的地方把这种玩具叫作“尜尜”，且注意到这个读音为gá的“尜”字是个会意字，造字者是通过“小、大、小”三字会意，描述尜尜两头小、中间大的外形特征来表达字义的。字书把“尜”字的字义简单解释为：“小儿戏物。”
初到菏泽，见有工友因体形矮胖，被冠以“棒耳”的绰号，不知根由，又不便询问。日久渐知，在菏泽尜尜就叫“棒耳”。笔者暗自思忖，原来“棒耳”的绰号源于矮胖体形凸显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状若“棒耳”。
5、小鸟叫“鷐子”，喜鹊叫“野俏（轻声）”。 家乡话，小鸟通称“鷐子”，小男孩的生殖器也叫“鷐子”，也叫“鸭子”。麻雀叫“家鷐子（双字轻声）”。在菏泽，麻雀叫“小充（轻声）”。“鷐”字若无后缀，一般都读儿化音。如逗小孩时，教小孩用两手食指做小鸟频频斗嘴然后迅速离开的动作，口中要配合反复念叨：“斗鷐儿、斗鷐儿飞了！”
喜鹊通称“野俏”，灰喜鹊叫“岩野俏（双字轻声）”，又叫“霞喳子（双字轻声）”。说话喳喳叫的人，往往会获得“霞喳子”的外号。外号又叫“鬼名字（双字轻声）”。“野俏”算个常用词。有一首儿童歌谣：“野俏喳喳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关上门，堵上窗，哧溜哧溜喝面汤。”冬天小朋友一起滑冰（擦滑儿），有一种姿势名叫“野俏登枝”。擦滑时，两臂张开，后脚承重，前脚翘起，如喜鹊登枝貌，还要一边滑一边喊：“野俏登枝！”。
6、校长的谑称。 1956年，上小学二年级，班主任又是校长，名字叫刘起。但我亲耳听到有老百姓私下议论这位校长时，戏称其为“刘喝”，感到很可笑。后来回忆这件事时常想，如果换个地方，不了解诸城方言的人，肯定猜不出这一称谓的调侃意义何在。按诸城方言，“起、吃”同音，所以直呼校长其名，听起来如同“刘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吃与喝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位校长便有了“刘喝”的谑称。
7、“咱”被读若“杂”。 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口号式歌谣很多。当时语文课附有《乡土补充教材》，记得教材中有一首歌谣：“农民社员力量大，什么困难都不怕。河让路，山搬家，呼风唤雨都由咱。”歌谣最后的“咱”字，无论按普通话读还是按诸城话读，都不符合押韵的要求。但时任班主任的语文老师是即墨县人，她按自己的家乡口音，把“咱”读若“杂”，与前面几个韵脚“大、怕、家”就完全一致了。故可断言，歌谣的作者也肯定是读“咱”如“杂”的。后来在济南上学，发现来自黄县、栖霞等地的同学在口语中也把“咱”读若“杂”。
8、考题简单却全错。 1961年考初中的时候，语文试卷语音方面的考题是为“以农为乐”四字标注汉语拼音。因为当时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还处于初始阶段，师生的普通话水平都不高，而按诸城当地乡音，“农”被读若“奴”，“乐”被读若“落”，试题的考点正中要害。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尽管读题的老师按普通话读得较标准，但绝大多数考生都不仅不以为准，反而觉得有些奇怪，所以，都按自己的乡音标注，全错了。笔者也不例外。
9、课堂提问，点名无人应。 1964年，考入山东省机械工业学校，班上有同学叫“庞元鑫”。一次上代数课，老师拿起花名册进行课堂提问，恰巧就点到这位同学的名字。但因这位上海籍的老师把“庞”读若“彭”，把“鑫”读若“兴”，完全成了另一个名字，所以，尽管老师喊了几遍，这位同学一点被点名的反应都没有，全班同学也都有些莫名其妙，无人回应。老师诧异，无奈最后只好把“庞元鑫”三字写在黑板上，大家才恍然大悟。
《诗经》上有一篇《载驱》，中有一章“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从韵脚上分析，这里的“彭”应读若“庞”，这种方言特征与把“庞”读若“彭”正好相反。
10、“水”读fěi，“树”读“富”，“双”读“方”。 1968年底机械工业学校毕业，到菏泽地委组织部报道后，在一家旅社等待分配。一位学习热处理专业的同学，被分配到发电厂。这位同学到厂里去询问有没有属于热处理专业的岗位，得到的答复是：有，处理fěi（水）。这位同学回来说起这件事，在场的都笑了。一笑热处理本是一种改变金属结晶状态的处理工艺，与加热水毫无关系，更笑在菏泽“水”的读音竟然变成了fěi。
后来，慢慢习惯了才知道，在菏泽有很多人，不仅会把水读为fěi，而且还读“树”如“富”、读“双”如“方”、读“顺”如“奋”等等。总之，只要声母sh遇到韵母u，sh就会音变为f；而当这个韵母u处于介音地位的时候，伴随声母的音变，这个介音u还会被舍弃。“水”读fěi，“双”读“方”，就属声母音变伴随介音u被舍弃的例子。
11、“鞋子”被读若“孩子”。 文革后期，中央号召城里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当时盛传一个方言故事。说的是一位上海男知青，插队在北方一个偏僻的村庄。村上只有一个小商店，营业员是位小姑娘。这天，知青到商店去买鞋，一进门便问：“有孩子（读音）没有？”小姑娘翻了翻白眼没理他。知青有点恼火，又大声说：“有孩子没有，我要买孩子！”小姑娘羞得满脸通红，先是指责知青耍流氓，接着又反问道：“俺还没结婚，哪来的孩子？有孩子也不能卖。”故事到底是人为虚构还是确有其事，未曾考核。但上海口音把“鞋子”读若“孩子”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
上海话的这类方言语音除了读“鞋”如“孩”之外，还有读“界”如“盖”、读“江”如“缸”等等。这类方言音变，本质上是舍弃了介音i。
12、“维”被读若“米”。 1982年，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菏泽分院工作。一次，协助单县检察院办案，到一个村庄找一位名叫时维良的当事人。在村头问了很多人，都一问三不知。后与一位老者攀谈，开始，老者也说不知此人，当谈及时维良的乳名时，他忽然顿悟道：“噢！你找的是米良啊！”原来，在这个村子，读“维”如“米”是常态。
无独有偶，单位上有位同事叫葛米海，他曾对我说，查家谱，他本属于“维”字辈，可不知为什么，族人都把“维”字写成“米”字。我跟他讲了查找时维良的过程，他明白了，这其实就是方言中的同音通假现象，他的先祖应该也都是读“维”如“米”的。
13、“古”与“郭”，两个姓氏竟混淆。 1987年，笔者审查一份案件材料，发现当事人自报是嘉祥县人，姓名为“郭爱香”。因考虑嘉祥县与巨野县交界，而巨野县境内姓氏多有“国”姓。为了防止把人名搞错，笔者亲自询问当事人。意想不到的是，经仔细盘问，此人既不姓郭，也不姓国，而是姓“古”。只因她读“古”如“郭”，所以书记员把本来的“古爱香”记为“郭爱香”。
这一方音实例让笔者悟出：“个”字的繁体字“個”用“固”作声旁的原因所在。这里的“固”应读若“过”，“個”也应读若“过”。“個”字的制造者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方言环境。
14、奇异的东明话。 2012年，单位组织离退休人员到各县转转。在东明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参观完毕，正在准备离开之际，有两位女士内急，下车找厕所，很长时间才回来。一上车，两人便笑得满脸绯红，前仰后合。原来她们二人下车后，询问厕所的去处，一位正在干活的妇女向前一指，说了一句话，二人听得分明是“在那拐角那里。”于是她们便一直向前走，走到拐角处，并无厕所。回来仔细询问，才弄清那妇女原本说的是：“在那个猪那里。”原来，路边有一个猪栏，猪栏里有一头大猪，旁边就是简易厕所。
在菏泽市直工作多年，熟知关于东明口音的顺口溜：“小鸡”如“小娇”，“洋车（自行车）”似“洋橇”，“筷子”像“裤腰”。这次旅行又可补上一句：“那个猪”若“那拐角”。
东明口音对本人研究方言有很大启迪作用。笔者正是由东明县及其周边地区读“猪”如“居”、读“吃”如“乞”、读“晌”如“响”的方音特点引发灵感，才从中归纳出zh—g混读、ch—k混读、sh—h混读这三个方音序列，并进一步提出和证明了方音构字说。
15、山西运城“不管”读“不刮”。 2015年，在西安市西京医院正和住院部的免疫科病房里，一位山西省运城籍的女病号，看到一位甘肃会宁籍的病友受到丈夫的精心陪护，倍加羡慕与感慨，一再向人诉说她丈夫对她的事“一点也不刮（读音）”。开始都不知道这“不刮”是什么意思，谈论了一会才明白，“不刮”就是山西运城“不管”的乡音。
把“管”读若“刮”，看起来很稀罕，其实，只要看一看那位助纣为虐的苏妲己的名字，想一想为什么形声字“妲”的读音韵母是a，而它的声旁字“旦”的读音韵母却是an,就会明白，造字者肯定是读“旦”如“妲”也必定会读“管”如“刮”的。足见在中华大地上，这种把韵母an视同为韵母a的方言特征早就存在了。这与本文前面例子中把“咱”读若“杂”是一样的，都属韵母an音变为a，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存在的同一个方音特征。
以上是笔者精选的十五个方言实例，前五项属于方言词，后十项属于方言语音。对实例所反映的这两种方言现象，本文分别作如下论述：
二、方言词
1、《方言》中的方言。 翻阅《康熙字典》，常见源自《扬子·方言》的引文。《扬子·方言》即汉代流传下来的《方言》一书，全名原为《輶（yóu）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因为历史上学界推定其为汉代学者杨雄所撰，故有《扬子·方言》之称。这里列示其中三条有代表性的释文，从中分析归纳全书主旨。
《方言》第八卷第一词条，全文是：“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于纤。自关东西或谓之伯都。”
《方言》第八卷第五词条，全文是：“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豨。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貕，吴扬之间谓之猪子。其槛及蓐曰橧。”
《方言》第四卷第三词条，全文是：“汗襦，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褕。自关而西或谓之袛裯。自关而东谓之甲襦。陈、魏、宋、楚之间谓之襜襦，或谓之襌襦。”
细看这三条释文可知，在汉代中华大地上，老虎这种动物就有“虎、李父、李耳、于纤、伯都”等多个不同的名字；猪这种动物也有“猪、彘、豕、豚、豭（jiā）、豨（xī）、貕（xī）”等多个不同的称谓；贴身短褂会被叫做“汗襦、褕、袛裯（dīdāo）、甲襦、襜襦、襌襦”等等。
只要把《方言》中的方言与本文的五条方言词实例稍作比较，就很容易看出，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这是古今汉语的共通之处。《方言》一书的基本解释方法，就是把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比列在一起，并指明各自出处。固可概括地说，《方言》所展示的方言现象，都属于方言词的范畴。
2、方言词的概念及本质。 所谓方言词就是指不能通行全国，仅在有限地域范围内适用的词。在国人的语言实践中，同一表达对象在不同地区被用不同的音节去命名，赋予不同的称谓，这就是方言词的本质。如前面的例子，在古代，老虎这一表达对象就有“虎、李父、李耳、于纤、伯都”等不同的称谓。这些不同称谓都是由于不同地区的人分别用“hǔ、lǐfù、lǐěr、yúxiān、bǒdū”等音节命名老虎这种动物才形成的。这就是与老虎有关的这些方言词的本质。这一本质告诉我们：
一个方言词的产生，属于语言发展进程中的随机事件，在用什么音节命名这一表达对象的问题上，全凭始倡者临机随意选取，没有人们共同商讨的余地，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3、方言词的初始状态。 依笔者论述，语言是用口腔发出的声音来表达思想意义的一种约定。一个特定音节与一个特定事物对应关系的确立，标志着一条语言约定（即一个词）的诞生。在人们没有为其确定记录符号（即制造或假借汉字）之前，这一约定只能以口耳相传的单纯语音形式存在，处于单纯口头语言状态。这就是方言词的初始状态。事实上，有很多方言词一直处于这样没有文字记载的初始状态。如笔者故乡诸城话中的“包团（轻声）、多当（轻声）、方古（轻声）热、振拔（轻声）凉”等等，这些词语从产生那时起，就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在人们的口语中使用，只有口头语言，没有书面形式。因为没有人为之制造或假借相应的汉字(这里是笔者临时使用假借字表达)，难以进行异地广泛传播，所以，这些词语只能长期甚至永远滞留在初始状态，在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找不到它们的踪迹。所以，这类词语虽在本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但若到远离故土的外地去使用，便似对牛弹琴。
据笔者所知，在中华大地，至今仍处于初始状态的方言词，遍布全国，难以量计。
4、方言词的书面形式。 不难理解，只有人们为记录方言词制造或假借了相应汉字之后，方言词才会有书面形式。所以，这种书面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方言专用字，一种是方言假借字。
方言专用字是人们为记录方言词专门制造的汉字，一般都具有表义功能。例如“屲”字，义为山上斜坡。按字形结构，它应属于会意字。“山”字上面的横撇是斜坡的象形符号，此字是以“山”字与其上部的横撇二者会意，表达山上斜坡这个意思。这个字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的耙子屲、水沟屲等地名中使用，显然是当地人在语言实践中用音节wà命名山上斜坡这一事物，并为这种方言称谓制造了一个表义的专用字“屲”。
方言假借字就是假借其读音来记录方言词的汉字。选定方言假借字的唯一条件，就是其读音必须与方言词中的对应音节相一致。所以，方言假借字的字义与它所记录的词义会毫不相干。如在古楚方言中，把老虎称作於菟。这里，“於菟”二字的字义与老虎这种动物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它们记录的只是这个方言词的语音方面，是道地的方言假借字。人们用wūtǔ这两个音节命名老虎这种动物，又按照读“於”如“乌”的方言读音假借了“於菟”二字作为记录这一称谓的符号，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在方言词的两种书面形式中，应当特别注意识别的是方言假借字。由于对词语用字的片面认识，在解释词语时，人们习惯于以字义推求词义，而方言假借字的字义与它所记录的词义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在对典籍作疏、注、训、释时，如不能正确识别，就会曲解词义，背离原著，出现不应有的偏差。如《诗经·国风·邶风》中有《式微》篇，原文如下：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对诗中“式微”一词的含义，经学家多从“式、微”二字的字义上去附会：把“式”字解释为发语词、助词，把“微”字解释为日光衰微、通“昧”、昏黑之义。所以，“式微”一词的含义就变成“天黑了”。而对诗中“微君”一词中的“微”字又解释其义为“非”，于是“微君之故”的意思就成了“若非君主的缘故”，通篇表达的是天黑了，君主迟迟不归，自己陪着受罪。
对以上解释，笔者早有存疑，既然《式微》属于《国风》，当从民间采风而来，怎么会涉及君主呢。直至1982年，笔者在菏泽检察分院经济检察科工作，才见科长经常使用“式微（轻声）”一词批评那些办事拖拉、行动迟缓的同事。老科长是郓城县人，他的同乡也都会在同样场合使用“式微”一词。联想到诗经中的《式微》篇，文章不可能在标题中使用发语词、助词之类，典籍中也没有其他用“式”字作发语词的例子。所以，笔者断定：这里的“式微”一词与老科长惯用的“式微（轻声）”的含义是一样的，属于同一个方言词；其词义为“磨蹭、拖拉、行动迟缓”；“式、微”二字属于方言假借字；“式微”一词中的“微”字必须读轻声；诗中的“微君”一词，应视为“式微君”的省略，可译为“式微先生”或“磨蹭先生”；通篇表达的是对办事磨磨蹭蹭、迟迟不能踏上归程的同伴的抱怨。
笔者还认为，就用汉字记录这一方言词而言，“式微”二字替换为“弛为”更合理。因为按照《康熙字典》的标注，“弛”字的读音为：“《广韵》施是切，《集韵》、《韵会》赏是切，《正韵》诗止切，竝音‘豕’。”且这个读音被今字典标注为“旧读shǐ”，如不考虑声调因素，“弛为”二字的读音与“式微”相同，而其字义就是慢慢做的意思，恰能表达这个方言词的本义。反言之，“式微”一词，原本就是“弛、为”两个单音节词的组合，只不过被《式微》篇的作者假借为“式微”二字罢了。
5、方言词中的轻声与儿化。 在汉语实践中有两种语音变体，一种谓之轻声，一种叫做儿化。轻声和儿化都是多音节词末字的读音变化。
所谓轻声，就是多音节词末字的读音有别于其单字读音，变得既轻又短，一带而过。如常用的“爸爸、妈妈、裤子、袜子、模糊、清楚、忙活、快活”等等，这些词语的末字“爸、妈、子、糊、楚、活”等字，按照国人的语音习惯，都应读轻声。
在汉语词语中，轻声有时会直接影响词义。如“孙子”、“老子”两词，“子”若读轻声，其词义便分别是指儿子的儿子和狂妄者的自称；若不读轻声，其词义则分别变成了《孙子兵法》的作者和《道德经》的作者，成为一种尊称。类似的，“大学生”一词，如果“生”字读轻声，那就是指年龄较大的学生，如果不读轻声，那就是指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所谓儿化，就是多音节词末字的读音有别于其单字读音，其音尾带有卷舌的不完整的“儿”音。如人们常用的“小孩、小李、小王、小不点”等等，按照国人的语音习惯，这些词语的末字“孩、李、王、点”等字，都不应读其单字读音，而必须读为卷舌的儿化音。
儿化对汉字的韵类归属有一定影响，使诗歌创作更容易实现押韵。这是因为儿化之后，原本属i、en、ei三韵的字和an、ai两韵的字会分别变为同韵。如“衣、本、杯”三字的儿化音和“韩、孩”二字的儿化音都听不出其韵类归属上的差异，故可同作韵脚。现实中，《东北二人转》的唱词就多用儿化韵。
轻声字因为读音轻快短促，丢弃了其单字读音本来的声调特征，所以，按照汉语拼音拼写规则，轻声字不标声调。儿化字的音变虽然增添的是不完整的“儿”音，但在现代汉语中，有时为了指明某个字必须儿化，通常在其后添写一个“儿”字。轻声和儿化是方言词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音变现象。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方言词中的轻声和儿化一般表现为单字轻声和单字儿化，但有时也表现为双字轻声和双字儿化。如在笔者故乡，把蟋蟀叫“土蛰子”，把用锔的方法修理陶瓷器皿的工匠叫“雇路子”，把媒妁之女叫“媒婆子”，把秸秆可用于编织席子的高粱品种叫“席秫秫”等等，这些三音节方言词的末尾两字“蛰子、路子、婆子、秫秫”等，都必须双字同时轻声，读起来，两字紧连，其两个音节长度加起来大致等于一个音节的长度。陕北民歌中的“啦话话”、“几回回”以及人们平常说的江湖上的“小混混”等，则都必须双字同时儿化。
二是轻声和儿化既可单独出现，即只轻声或只儿化；又可合并出现，即既轻声又儿化。如前面提及的诸城方言中的“包团”一词，在用以表达人有某种疾病的意思时，其中的“团”字，既轻声又儿化；而在用以表达事物有缺陷的意思时，其中的“团”字则只轻声，不儿化。而前面例子中的“啦话话”、“几回回”、“小混混”等则属于双字同时既轻声又儿化。
6、方言词与同义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交际范围的逐步扩大，同一表达对象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称谓被人们互相了解认同，彼此兼容共通，使本来的方言词，跳出了方言的窠臼，进化为可以通行全国、可以互相替代的同义词。如“猪”这种动物有“猪、彘、豕、豚”等几个不同的称谓，“狗”这种动物也有“狗、犬、獒”等几个不同的名字。这些不同的称谓和名字本来都属于方言词。但是，因为这些词语得到广泛传播和普遍应用，已被国人熟练掌握，在人们的语言实践中可以通用互换，所以，这些本来的方言词都已经变成举世公认的同义词了。
汉语学习和应用实践告诉我们，很多词语都有一大堆同义词。这是汉语融多种方言于一炉的真实写照。如人们熟知的“荷花”一词就有“莲花、芙蕖、芙蓉、菡萏”等好几个。《诗经》中的“芣苢”就是中草药“车前子”，一些地方土话还称之为“蛤蟆草、牛舌棵”等等。正是多种方言称谓互相侵染融汇，才形成了这许多同义词。或者反过来说，所有同义词的前身都是方言词。
7、方言词与文字训诂。 博览字书可知，古代字书解释字义的基本方法就是同义互注。如：
《尔雅·释草》“荷”字注：“荷，芙渠。”
《博雅》“菡萏”注：“菡萏，芙蓉也。”
《方言》“猪”字注：“猪，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
《說文解字》“豕”字注：“彘也。”“彘”字注：“豕也。”
一看便知，所有上述有关字义的注释都属同义互注。前已论及，同义词是由方言词进化而来的，所以同义互注的本质就是方言互注，即用一种方言称谓解释另一种方言称谓。
方言词在文字训诂中的作用显而易见。试想，如若没有方言词，也就没有大量的同义词，汉语的词语解释这一复杂工程将难以起步，字书的产生很难说将推迟到什么年代。
8、方言词与汉语词汇。 笔者曾论证，汉语约定以单音节命名为基础，绝大多数多音节词均由单音节词复合而成。细析多音节词的结构可见，同义叠加是国人惯用的构词方法。如“崇高、伟大、遥远、宽广、长久、短暂”等等，都是同义叠加构成的。同义词源于方言词，所以，同义叠加的本质是方言叠加。
另外，由于大量单音节方言词转化为同义词，为人们用各种方法构词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构词时表达同一意义可有多个不同的选择，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多彩。如在与狗有关的成语中，有把“狗”叫作“犬”的“桀犬吠尧、蜀犬吠日、鸡犬不宁、鸡鸣犬吠”之类，也有直呼“狗”为“狗”的“狗彘不如、狗仗人势、鼠窃狗偷、鸡飞狗跳”等等。
试想，如若没有方言，也就没有同义词的存在，任何表达对象都只有一个称谓，猪只能叫作“猪”，狗也只能称为“狗”，汉语词汇将是何等贫乏。方言词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不竭之源。
9、方言词与诗词创作。 笔者曾论述，由于汉语约定只用开音节，不用闭音节，使每个汉字都可作韵脚，使汉语具备了可押韵的特性，产生了押韵这种修辞方法；四声调的区别意义，使汉字读音有了平仄之分，孕育出对仗这种修辞方法。押韵和对仗这两种修辞方法，都是汉语独具的音韵表达方式。只要有一点诗词创作的实践，定有切身体会，无论是寻求押韵还是追求对仗，都离不开同义替换这一重要手法，即通过义同音异的字相互替换来实现押韵或对仗。显然，同义替换的实质就是方言替换。正因为汉语是融多种方言于一炉的产物，几乎每个字都可找到义同音异的替换对象，使同义替换的实现轻而易举，所以才会有既讲究押韵又讲究对仗的华夏诗词样式的涌现。
试想，如若没有方言，也就没有义同音异的字存在，押韵和对仗这两种修辞方法就很难形成，历史上那些光彩夺目的既押韵又对仗的诗词作品也将无以产生。
另外，方言词，特别是那些比较冷僻的方言词，还可为诗词作品增添异彩。如鲁迅先生有一首解释自己怜子之情的小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几看小於菟。”前已论及，“於菟”一词，是古楚方言中对老虎的称谓。正是这一冷僻的方言词的运用，使这首意在以虎喻人的小诗，言虎而不见“虎”字，平添了不少含蓄与典雅。
10、方言词的困囿与沉淀。 所谓方言词的困囿，是指很多方言词从产生那天起，其流行范围就一直有限，难以向外扩展。如诸城方言中的“包团”一词，虽然当地人用“bāotuan”这两个音节为“原因不明的疾病”这一事物取了一个名字，但因没有书面形式，名不能见经卷，所以始终囿于诸城市及其周边外延不大的地域范围内，不能广泛传播。放眼全国，大量没有书面形式的方言词都处于这种情况。
所谓方言词的沉淀，是指有些方言词，虽然古人为之拟定了记录符号，有了书面形式，并且出现在历史典籍中，但随着时代变迁在国人的语言实践中，不再使用，甚至连这些词的产生地也不再使用这些词语了。如与“荷花、莲花”同义的“芙蕖、芙蓉、菡萏”，与车前子同义的“芣苢”，与“贴身短衣”同义的“汗襦（rū）、袛（dī）裯（dāo）、襜（chān）褕（yú）、掩汀”等词，虽然都在著名篇章中出现过，但最终还是被人们搁置一旁，变成历史的沉淀。
方言词的沉淀，使记录这些词的方言专用字也一起被打入冷宫。一个方言词既不被使用，与之相应的方言专用字也便无人问津。有些冷僻字，虽被收入字书，甚至在历史名篇中出现过，但却无人知其音义，只能标注为“音义未详”。这类字肯定都属于沉淀状态的方言专用字。笔者在《康熙字典》中多次见到这样的例子。由川、鄂两省三百多名学者以十年之功编纂的八卷本《汉语大字典》，中有约5000个字属于音未详、义未详或音义未详的情况。2010年出版的第二版又新收入40 个音、义未详字。方言词沉淀的状况可见一斑。
实践告诉我们，所有词语，都只能在人们的共同应用中获得生命力。一个词，只要在其产生之后，不能被广泛认可和普遍采用，就只能囿于一隅，日渐沉沦，成为历史的沉淀甚至彻底消亡。大量现存的方言词处于困囿状态，人们在异地交流中都不使用也无法使用这些词，所以，方言词虽是方言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更加在意的不是方言词，而是以下内容。
三、方言语音
1、方言语音与方言词的区别。 所谓方言语音，就是指仅在一定区域内适用的语音。乍一看来，方言语音与方言词一样，其所反映的都是语言的地区性差异，而且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都表现为命名同一表达对象所使用的音节上的不同。但仔细观察可见，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方言词所表现出来的音节的差异是原发的，从这些方言词产生那时起就已经存在。而方言语音所表现出来的音节差异是后发的，属于一条语言约定在甲地形成传播到乙地之后，其用于命名的音节单方面发生了改变。
其次，方言词所表现出来的音节差异是全面差异，表示同一意义的两个方言词的读音可以没有任何相同音素。如“犬”与“狗”、
“豕”与“猪”，它们的读音的音节构成要素没有相同之处。而方言语音所表现出来的音节差异是局部的，只是音节中某个要素的改变。如在读“段”如“旦”和读“旦”如“妲”的方言音变中，从“段”到“旦”的音变，只是丢掉了介音u，而从“旦”到“妲”的音变，只是韵母an变成了a，音节原来的其他音素并未改变。
其三，方言词中用于命名的音节和被命名的事物对应关系的确立是随机产生的，取决于方言词的首倡者在选定用什么音节命名表达对象时的临机处断，没有什么规律可言；而方言语音所表现出来的音节差异是在原有音节基础上的改变，这种改变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有规律可循。
如前面实例中的“水”读fěi、“树”读“富”，属于声母sh音变为f；“管”读“刮”、“旦”读“妲”，属于韵母an音变为a；“庞”读“彭”、“鑫”读“兴”，属于韵母ang音变为eng、韵母in音变为ing；“鞋”读“孩”、“双”读“方”，属于介音i和u分别被舍弃。很显然，这样的语音变化，属于一个音节构成要素的变化，其变化的路径是可以追寻的。
2、方音特征的表现形式。 由于方言语音所反映出来的地区性差异，本质上是音节构成要素的改变，而汉字是音节文字，每个汉字的读音就是一个独立的音节，所以，方言语音的变化总是体现在单个汉字读音的变化上。反言之，一个字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读音，这就是方音特征的一般表现形式。
笔者注意到，一个“人”字的读音，仅在山东省，就存在互有区别的三个：东部读yín,声母为y；中部读lén，声母为l；西部读rén，声母为r，这些都属于声母方面的改变。前已提及的“农”被读若“奴”，韵母为u，“乐”被读若“落”，韵母为uo，“咱”被读若“杂”，韵母为a等等，这些都属于韵母方面的改变。无论声母改变还是韵母改变，都是同一个字在不同地区读音上的改变。
方音特征的一般表现形式告诉我们，站在整个汉语语音体系的角度观察，历史上的每一个汉字都曾是多音字。一个汉字的多个读音异地共时并存，这是汉语发展史上真真切切的实际情况。所以，研究汉语发展史，以语音断代，归纳中古音系、先秦音系，笼统地说某个字在什么年代读什么音，都是很荒唐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宏观地看，任何一个地方的实际语音，不管其方音特色多么浓重，都包含着大量通语的成分，都是通语与方音的共同体，能够标志其独有方音特点的字只属个别。微观地看，在任何一个汉字的多个方言读音中，总有一个属于通语的范畴。所以笔者概言：方音遍天下，通语在其中。
3、方音壁垒与国语产生。 笔者反复强调，在普通话出现之前，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既没有人为制定的语音标准，也没有客观上独立存在的标准语音，只有方音。方音是汉语语音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各地差别巨大的方言语音，曾经为国人的异地交流产生巨大障碍。远离故土，到一个偏僻之地，就与出国差不多。1976年国有企业稿清产核资，笔者随地区考察团到南方一些地方考察学习，听取有关单位介绍经验。在湖南长沙，尚能听懂个别字眼，到了广东，如果离开“广谱”翻译，就跟聋子一样，充耳不闻。1986年初夏，在江苏省常州市与山东经济学院的几位同学一起，拿着地图向当地人询问舣舟亭的去处，费了很多口舌才勉强弄明白。
方音壁垒造成的语言障碍，给国人的异地交流带来很多不便，有识之士早有察觉，并为解决这一问题付出了巨大努力。因为方言语音总是表现为同一个汉字有多个不同的读音，所以，辛亥革命后， 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民国元年）12月，在以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了一个读音统一会，着手解决汉字读音的统一问题。读音统一会由吴敬恒任议长，王照任副议长，下设议员八十名。1913年在北京开会，按一省一票制，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并核定了由24个声母、12个韵母和三个介音组成的注音字母方案。虽然注音字母方案直至1918年才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但国人毕竟有了一个被称为国语的统一的语音标准，迈出了消除方音壁垒的第一步。
1926年9月，读音统一会又衍化为国语统一筹备会，拟订并通过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于同年11月自行发表。1928年9月，教育部认可并公布这一方案，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汉语拼音字母踏入罗马化、拉丁化的进程。此后在战乱中，不少学者又各自创立了自己的罗马化、拉丁化的拼音方案，但因不统一而难以贯彻施行。
4、从国语到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消除方音阻隔，统一汉语语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51年12月，政务院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专设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85年12月16日，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直属国务院）。
1955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定为“普通话”，确立了“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一为汉字正音的基本原则。
其间，专业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拟定和普通话教学的试点、宣传工作。
1956年初，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以26个拉丁字母作为记音符号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拼音方案，基本上是注音字母方案的拉丁化，是一个最好的拼音拉丁化方案。至此，推广普通话有了专用的表音工具，进入实质性推广阶段。
从中华民国时期提倡国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广普通话，学界奋斗了四十多年，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统一汉字读音。因而，其目标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在为每个汉字正音上。而就某个具体汉字来说，为其正音就是从其多个方言读音中选出一个能够被多数人认可的、比较从众的读音作为标准音。所以，普通话这个语音标准不是学者们的新创语音，而是从各地方言语音中提炼出来的通语。
事实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地方的实际语音都含有大量的通语成分，能够体现当地语音特点的，只是为数不多的方音特征示性字的读音。所以，只要把各地方音特征示性字的读音剔除，剩下的就是汉语语音中比较从众的部分，通语的归纳提纯就算完成了。
5、方音特征的描述。 科学知识告诉我们，一切科学研究都是一个以确认研究对象是否属于某事物或者是否具有某种属性为目的的判定过程，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比较，就是把研究对象与已知确定的事物作比较。所以，研究成败的关键就是能否找到或设立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物。
如在数理统计领域，人们为了说明一组数据的分布情况，首先要计算出这组数据的平均值，然后，以这个平均值作为参照物，用各个数据与平均值的差（离差）去拟制评价指数，于是便有了极差、平均差、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等一系列评价指标，使得用语言说明数据分布情况成为可能。
普通话为人们建立了一个语音标准体系，同时也为方言语音研究提供了一个国人公认的、统一的比较参照物。就像研究数据分布状况把各个数据与平均值相比较可以求出离差一样，把一个字的方言读音与普通话标准读音相比较，方言读音脱离普通话读音的“离差”就十分昭然。只要把这个“离差”的差之所在说清楚了，这个方音特征也就算描述清楚了。故可概括地说，普通话是描述方音特征唯一可用的比较参照物；所有脱离普通话语音标准的语音，都是方音。
推广普通话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相伴而行，描述方音特征以普通话为参照标准，同时也必须以汉语拼音方案确定的表音符号作为记音工具。
方言音变，归根到底是音节构成要素的改变，汉语音节包括声、介、韵三要素，所以，描述方音特征必须紧紧围绕三要素进行。
基于以上原则，笔者探索出两种方音特征描述方法，一种叫读若法，一种叫列比音素法。
所谓读若法，就是通过指明一个字的方言读音和另一个字的普通话读音相同来描述一种方音特征。如用“读‘人’如‘银’”来描述有关“人”字的一个方音特征，实际上就是说“人”字的这个方言读音与“银”字的普通话读音相同。
用读若法描述方音特征，有一般陈述句、把字句、被字句三种句式可供选择。如：“读‘人’如‘银’”、“‘人’被读若‘银’”、“把‘人’读若‘银’”，就属于描述与“人”字有关的同一方音特征的三种句式。
所谓列比音素法，就是通过指明一个字的普通话读音中的某个构成要素在方言语音环境中变为另一个要素来描述一种方音特征。一个方音特征总是涉及两个本不相同但在特定方言语音环境中被视为相同的音素，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混读。列比音素法所列比的就是两个被混读的音素。如读“人”如“银”的方音特征，笔者用列比音素法描述为：y—r混读特征。列比音素法可把字音差别的描述精确到音节构成要素，揭示了一种方音特征的本质。
用列比音素法描述方音特征具有特殊意义，这种方法可以把不同汉字的方言读音反映同一个方音特征的情况显示得一清二楚，有助于发现这种特征的示性字，归纳示性字的涵盖情况。如：“读‘人’如‘银’”、“读‘日’如‘义’”、“读‘然’如‘言’”，这三个特征示性字的方言读音所反映的都是把普通话读音中的声母r混同为y，所以都属于y—r混读方音特征。“人、日、然”三字，都属于y—r混读方音特征的示性字。
6、方音特征中的介音特征。 读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可知，汉语音节构成要素包括声、介、韵三类。拼音方案韵母表第一行的i、u、ü就是三个介音。介音的特点是亦声、亦韵，除了作介音外，还可作声母或韵母。所以，介音有三个，也可说有两个，因为介音ü可视为由i和u拼合而成。汉语拼音方案为介音i和u拟定了声母形式y和w，所以i和u的实际功能就只有作介音和独立作韵母两项了。这里说的方音特征中的介音特征，专指i和u作介音时的方言音变情况。
笔者研究认为，虽然汉语音节包括声、介、韵三类要素，但在按照两分法划分汉语音节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于介音从韵。因而，与介音有关的方音特征也可视为一般的韵母特征。例如读“鞋”如“孩”的方音特征可视为韵母iai音变为ai, 读“端”如“单”的方言特征可视为韵母uan音变为an。然而，若把介音作为一种单独的音素考察，其音变方式与其他声母或韵母则大不相同。其他声母或韵母在方言音变中总是表现为一个变成了另一个，而介音在方言音变中则表行为被添加或被舍弃。如读“鞋”如“孩”、读“街”如“该”的方言音变，实质是舍弃了介音i，读“慢”如“面”、读“山”如“仙”的方言音变，实质是添加了介音i；读“端”如“单”、读“团”如“谈”的方言音变，实质是舍弃了介音u，读“饭”如“换”、读“分”如“昏”的方言音变，实质是添加了介音u。据此笔者在表述介音特征时，就直接说明其被添加或被舍弃的实际情况。
另外介音特征还具有伴随性。所谓伴随性是指有的介音特征不是独立产生的，而是伴随一个声母特征同时产生的。如前面例子中的读“饭”如“换”和读“分”如“昏”所反映的添加介音u的特征，就是伴随f—h混读的声母特征同时产生的。
7、方音特征的派生和衍化──共轭传递规律。 一个汉字的读音即一个音节。按介音从韵两拼法划分，一个音节可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在语言实践中，一个字音的声母或韵母音变为另一个声母或韵母，标志着一个方音特征的形成。所以，每一个方音特征都对应着两个本不相同而在特定方言语音环境中被视为相同的声母或韵母。为了研究问题便于表述，笔者把这两个互相混读的声母或韵母抽象地称为方音特征的轭。两个方音特征如果有一个轭相同，那么就把这两个特征叫作共轭特征。
共轭特征之名，是根据“轭”字的字义并仿照数学上的共轭复数概念提出的。共轭特征具有传递性，从两个共轭特征中可衍生出第三个特征。如：读“判”如“半”的方音特征即b—p混读特征，其所对应的两个轭是b和p，读“八”如“发”的方音特征即b—f混读特征，其所对应的两个轭是b和f。这两个特征中都有b这个相同的轭，故称共轭特征。这两个共轭特征可以派生出一个读“潘”如“番”的方音特征，即p—f混读特征。方音特征的这种派生和衍化，笔者称其为共轭传递规律，它是方音特征派生和衍化所遵循的基本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特意以“判、潘”二字为例，旨在通过它们与表音偏旁读音的差异暗示读者，这两个形声字分别是在读“判”如“半”和读“潘”如“番”的方言语音环境中产生的，并进一步证明，由b—p混读和b—f混读经共轭传递衍化出来的p—f混读特征，早在“潘”字问世时便已真实存在了。
共轭传递规律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相同这种逻辑关系具有对称性和传递性。如同数学上的相等，等号两边的项可以互相替换，从a=b、b=c可以推出a=c。所以，共轭传递规律就是方音研究领域的等量代换公理。
方言特征的派生和衍化，源于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正是这种迁徙活动，带来两个共轭特征相遇的机会，在人们求同存异交流理念的引导下，共轭传递规律就会发挥作用。
认识共轭传递规律，可以增强方音研究的方向性和条理性，缩短研究进程。要想发现一个新特征，只要先在已知的方音特征中寻找共轭特征，并根据两个已知共轭特征推出一个可能存在的未知特征，然后验证这个未知特征是否存在就可以了。
8、形声字中的方音序列。 1986年，在山东经济学院学习时，现代汉语课老师曾以“腔、调”二字为例，讲解语音演变引起大多数形声字表音功能的丧失。笔者存疑，汉语语音世代传承，怎么会有冰河期似地巨变呢？后来专门研究语音，研究方言，在反复翻阅字典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形声字与其声旁字的读音差异与这个声旁字的方言读音与普通话读音的差异具有对应性。如“同”与“洞”、“出”与“屈”、“瘦”与“叟”等等。由此做出推论：任何一个形声字都是在特定方言语音环境中产生，而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被使用。这是大多数形声字表音功能被掩盖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一推论，笔者撰成《古韵研究》一书。书中选择了500个声旁字，收集了以这些字作声旁的所有形声字，根据同声旁形声字读音的不同，从中总结归纳出45个方音序列。方音序列揭示了古代方言语音的复杂情况，是证明方音构字历史事实的充分证据。
这里列示与“同洞”、“出屈”、“瘦叟”三组声旁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方音特征相一致的方音序列，供读者参阅。
①d—t混读序列：
洞同 旦坦 典腆 佃田 傣泰 亶檀 党傥 冬佟 弟剃 涤条 杜土 兑蜕 舵它 达挞 丹坍 动恸 豆頭
②ch—k混读序列：貙，读音chu；甽，读音quan(kiuan)。
出屈 吃乞 貙區 喫契 川甽
③sh—s混读序列：
瘦叟 梢肖 诜先 莘辛 生星 侍寺 数擞 衰蓑 束速 朔塑 沙娑 晒西 霜相 杀脎
不难看出，在同一方音序列中，形声字和它的声旁字的读音差异都是一样的，这说明这些形声字是在同样的方言语音环境中产生的。方音序列的存在，是古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方言语音制造形声字长期积累的结果。45个方音序列所代表的45个方音特征，涉及所有的声母和韵母，大致函盖了古代方言语音的基本情况。
这样的方音序列在同义词中也能找到。例如，形声字中有一个an—ang混读序列，同义词中可以找到与之对应的“湾汪、潭塘、澜浪”等。这些字对，都属于同义词，而其读音差别都在an、ang之间，这说明，其前后两个字的读音差异，是既有语言约定用于命名的音节单方面的变化，属于方言音变。其字形不同，是因为人们为不同方言音变制造了不同汉字的缘故。
对45 个方音序列，笔者曾用《诗经》、《楚辞》及历代诗词的用韵情况加以验证，证明这些特征的存在，上可追溯至商、周，下可延续至当代。这说明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的确没有发生过冰河期似地语音大演变。形声字的表音功能不是因语音演变而丧失，而是因为人们对方音构字历史事实的不了解而被掩盖。
9、方音特征的方向性、对称性和完整性。 所谓方音特征的方向性，指是在方言音变中，一个方音特征所对应的两个轭是由甲变为乙还是由乙变为甲。每一个方音特征都可以演绎出混读方向相反的两个分支。如zh—z混读、ch—c混读、sh—s混读这三个方音特征就存在读“志”如“字”、读“常”如“藏”、读“师”如“私”和读“字”如“志”、读“藏”如“常”、读“私”如“师”混读方向完全相反的两个分支。
所谓方音特征的对称性，是指一个方言特征的两个分支适用人群的对等情况。各个方音特征对称性的强弱是差别很大。据笔者所知，f—h混读特征的两个分支属于强对称，读“非”如“灰”与读“灰”如“非”的人群旗鼓相当；而前面所说的三个方言特征的两个分支则属于弱对称，读“字”如“志”的使用人群大致限于东北三省，远远不及读“志”如“字”者多。
所谓方音特征的完整性，是指在某个方音特征存在的语音环境中，所有含有与这个特征相对应的两个轭的音节，是否全部发生与这个特征相同的音变。如果全部发生，这个特征就是完整的，否则就是不完整的。现实中的方音特征完整情况非常复杂，如在吴方言b—p混读、d—t混读的方音特征的两个分支中，p混为b、t混为d的情况比较完整，而b混为p、d混为t的情况只属个别。
考察一个方音特征的方向性、对称性和完整性，可以加深对这个方音特征的理解，准确把握其在汉语语音体系中的存在状态。
10、方音特征的古今对应性。 当今的方音特征，到古代可以找到它的渊源；古代早有的方音特征，至今仍可发现其踪迹，这就是方音特征的古今对应性。下面举三例证明。
①“牛”被读若“油”，字书有证据。在笔者故乡有一个方音特征，就是读“牛”如“油”，这个特征属于n—y混读方音特征。对照《康熙字典》关于“牛”字的注音：“《唐韵》语求切，《集韵》鱼尤切，《韵会》疑尤切”，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从唐代到清代的所有字书中，这种读音不仅存在，而且还被作为“牛”字的正音来标注。
②“管”被读若“刮”，商周有先例。前已提及，在山西运城，“管”被读若“刮”。这个特征属于an—a混读方音特征。琢磨一下那位助纣为虐的苏妲己的名字，想一想为什么“妲”字的读音韵母是a,而它的声旁字“旦”字的读音韵母却是an，再看一看形声字中还有“笪、靼、怛、呾、炟、詚”等一大堆用“旦”字作声旁的形声字，读音都如“妲”，定会明白，这个an—a混读的方音特征，不仅早在商周时期已有先例，而且还对形声字的声旁选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③“包”被读若“伏”，羲皇可作证。被国人尊为羲皇的伏羲氏，在古书上也写作“包羲、庖羲”。屈原的《国殇》中有一句“援玉枹兮击鸣鼓”，句中的“枹”字是鼓槌的意思，读音也如“伏”，显然是个用“包”字作声旁的形声字。据《康熙字典》关于“包”字的释文，《春秋》中有句“公及莒人盟于包来”，“包来”是地名，《左传》中用“孚来”。释文中还有“古呼‘包’如‘孚’”。所有这些都可证明，读“包”如“伏”是古代的一个方音特征，这个特征属于b—f混读的声母特征和ao—u混读的韵母特征的组合。形声字“枹”就是在这样的方言语音环境中产生的。不难理解，无论是把“伏羲”写作“包羲、庖羲”，还是把 “包来”写作“孚来”，都属于用字中的同音通假，而这种通假的实质是方音通假。
虽不能证明读“包”如“伏”的方音特征至今依然完整存在，但从中分离出来的读“八”如“发”的 b—f混读的声母特征尚存却是不争的事实。
方音特征的古今对应性告诉我们，方言语音虽然只是口耳相传，但却能世代相袭，传承继续。只要不是种族灭绝式的灾难，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一个方音特征跨地域、跨时代的存在。
四、研究方言的新发现
研究汉语音韵，研究方言，历时十几年。从艰难起步坎坷前行，到走出迷谷步入坦途，一路探索，发现颇丰。这里择其要者分述于后，既作全文结语，又当检点研究成果。
1、发现了合音字和复合汉字。 在分析方言对汉字音、义构成影响的过程中，笔者看到有些汉字属于表义不能，也就是无法按传统六书之说用字形去表达字义，故初断这类汉字属于单纯表音的汉字，并尝试用反切注音音节合并的原理解释这类汉字的构成。经一番努力，发现了汉字构成类型中不仅有用音节合并的方法制造的合音字，还有几种方法并用制造的复合汉字，从而，弥补了传统六书之说的缺失，使古人制造汉字的方法体系得以完整再现。
这里展示两个合音字和三个复合汉字，让读者明白，在汉字大家族中，确有这两类汉字。
①“秽”字，是一个按两拼法制造的合音字。造字者用“禾”字读音的声母h与“岁”字读音的韵母ui合成“秽”字的读音huì。在“秽”字的构成中，“禾”字的作用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声母h，“岁”字的作用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韵母ui。
②“卞”字是一个按三拼法制造的合音字。造字者用“卜”字读音的声母b、“一”字读音的韵母i与“丶”字读音的韵尾an合成“卞”字的读音biàn。在“卞”字的构成中，“卜”字的作用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声母b，“一”字的作用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介音i，“丶”字的作用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韵尾an。
③“研、妍”二字都属复合汉字。按形声字解释，其左边偏旁“石、女”是表义的形旁，右边偏旁“开”是表音的声旁。因为“研、妍”二字的读音都是yán，这证明“开”这个偏旁所要表达的字音就是音节yán。笔者研究认为，这个表音偏旁“开”可分解为“一、卄”两部分，说明造字者旨在用“一”字读音的声母y与“卄”字读音的韵尾an合成“研、妍”二字的读音yán。
表音偏旁“开”左边的一竖变为一撇，当属人们传写中的变形。
总体上看，“研、妍”二字都是形声字，但其声旁不是现成已有的汉字，而是用音节合并的办法，由“一、卄”二字临时合成。所以“研、妍”二字系由形声、合音两种造字方法复合而成，故称复合汉字。
合音字与复合汉字长期未被国人认知，与造字者按照各自的方言语音取声、取韵有关，也与表义字的音义多解有关。如复合汉字“坚”的构成，就是典型例子。笔者研究认为，“坚”字的繁体上部是表音偏旁“臤”，这个表音偏旁在这里表达的就是“坚”字的读音jiān（giān）。这个偏旁，右边从“又”左边从“臣”。因为古代“又” 字的音、义有“右、手、肘”三解，“臣”字的音、义有“瞋、眼”两解，造字者处在“又”作“肘”字解、“臣”作“眼”字解并伴随“肘”被读若“旧”的方言语音环境中，所以偏旁“臤”的表音实际上是用“肘”字方言读音的声母j(g)和“眼”字读音的韵母ian合成“坚”字的读音jiān（giān）。
如果不了解古今方言，不了解“又、臣”二字的音、义多解，用“臤”字作表音偏旁的“坚、贤、竖、肾”等字构成中的字音表达将永远是个不解之谜。
2、发现了一字多音的复杂情况。 纵观汉语全局，综览方言词和方言语音概貌，清晰可见，每个汉字都是多音字。且一字多音都与方言有关。但是，引起一字多音的具体原因却是多方面的。笔者研究认为，除了前已论及的方言音变之外，一字多音与方言的相关性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一字多音，与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区用不同音节命名有关。这类一字多音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字形，一个字义，多个读音。多音，系由用不同音节命名同一事物引起。如“豕”字的一字多音，就属此类。
前已论及，“豕”作为一个单音节词，还有“猪、彘、豚”等几个同义词。这说明不同地区的人分别用音节“zhū、zhì、shǐ、tún”命名了“豕”这种动物。在人们开始用汉字记录语言的时候，首先在把这种动物叫作“豕”的地方制造了一个表义的象形字“豕”，而在把这种动物叫作“猪”或“豚”的地方，在还没有为记录这条语言约定制造或假借汉字之前，人们便直接用“豕”字来记录这条约定，并直接把“豕”字读若“猪”或“豚”。形声字“逐、瘃”都用“豕”字作声旁，读音都如“猪”，形声字“豚”虽用“豕”字作声旁，读音却是tún，足以证明古代读“豕”如“猪”和读“豕”如“豚”的方言现象都是确实存在的。
这类一字多音，会使一个字的两个读音并行于世，甚至会体现在同一作者的作品中。如“车”字，从古至今就是chē、jū两读。这里以刘禹锡的两首诗，展现作者有时读chē，有时读jū的两种情况。
《七夕二首》作者：刘禹锡 朝代：唐
河鼓灵旗动，嫦娥破镜斜。
满空天是幕，徐转斗为车。
机罢犹安石，桥成不碍槎。
谁知观津女，竟夕望云涯。
《送从弟郎中赴浙西》作者：刘禹锡 朝代：唐
衔命出尚书，新恩换使车。
汉庭无右者，梁苑重归欤。
又食建业水，曾依京口居。
共经何限事，宾主两如初。
②一字多音，与某些表义字的音、义多解有关。这类一字多音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字形，多个字义，多个读音。多音，系伴随多义而来。
笔者在《破译表义字的音、义多解》一文，判定“又、臣、几、寸、尸”等字，都是音、义多解字。这里仅以“又”字为例，说明由此引起的一字多音问题。
研究认为，“又”字的篆文字形“
其一，有人着眼于“
其二，有人着眼于“
其三，有人着眼于“
“又”字音、义三解的历史真实性，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里仅以“祭、肾”二字的音、义构成分析为例，说明“又”作“手”字解的历史存在。
据“祭”字的篆文字形“
繁体字“腎”，其下部偏旁应属肉部。肾是人体器官，所以按照形声字解释，“肾”字的下部偏旁当属表义的形旁，其上部“臤”当属表音的声旁，所表达的就是“肾”字的读音shèn。而从表音角度分析，“臤”的左边是“臣”字，其读音含有“肾”字读音的韵母en，可以断定是用来表达韵母的。那么右边“又”字的功能就只能是表达声母sh了。“又”字的读音只有“又”作“手”字解，音、义皆同手的情况下声母才是sh。这就证明形声字“腎”是在“又”作“手”字解的方言语音环境中产生的。
③一字多音，与形近表义字的字形混同有关。这类一字多音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字形，多个字义，多个读音。但这里的多义和多音不是因同一个字形的音、义多解引起的，而是由于这个字形原本是几个形近字混而为一引起的。
笔者研究认为，在古代，有些形近字，在人们的用字实践中极易混同，“凸”与“几”相混就是一例。“凸”与“几”都是象形字，其古代字形应当十分相近，不易区分。因而，当人们遇到古人用这类字作表音、表义偏旁制造的汉字时，更看不出其字形差异，久而久之就会把二者混为一谈。这里通过对“秃、投、役”三字的构成分析，说明这种混同的真实情况。
首先，光秃秃的“秃”字是个形声字，上从“禾”、下从“几”。“禾”是形旁，表字义；“几”是声旁，表字音。因为庄稼收割了，田里才光秃秃的，所以，造字者用“禾”字作形旁表达字义，用“几”字作声旁表达字音。“秃”字读音如“凸”，这说明其表音偏旁“几”原本是古代那个其形似“几”的“凸”字，其音、义皆同“凸”。
类似的，“投、骰”二字都含有偏旁“殳”，读音都是tòu。这说明这里的表音偏旁“殳”所要表达的字音就是音节tòu。按照制造合音偏旁进行音节合并的原则，对照“投、骰”二字的读音tòu，这里“又”字的角色应是充当韵母ou ，而这里的“几”字，应是古代字形似“几”的“凸”字，应是充当声母t，t、ou相拼，正好就是“投、骰”二字的读音。这是“几”作“凸”字解，音、义皆同“凸”的又一例证。
同样，“役、疫、毅”三字，也是形声字，且表音偏旁也是“殳”。但这三个字的读音却是yì，既不同于“殳”，也不同于“投”。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里的表音偏旁“殳”，下部是作“右”字解的“又”，可代表声母y；上部是“几”本字，可代表韵母i。y、i相拼，正好就是“役、疫、毅”三字的读音。故可断言，“役、疫、毅”三字就是在这样的方言环境中产生的。
3、发现了古代诗词中的乡音俗韵。 汉语可押韵，汉语诗词的基本特点就是押韵。由于汉语约定只用开音节，不用闭音节，再加上汉语同义词多、词序可颠倒等特点，实现押韵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有些诗词作品，甚至是名家名作，却让读者感到严重失韵。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文，就是典型例子。按照这个词牌的韵脚位置，这首词的韵脚字依次是“物、壁、雪、杰、发、灭、发、月”。不仅人们直觉上就觉得韵脚不和，就是在从《切韵》、《唐韵》到《广韵》、《平水韵》的韵部划分中，也都找不到这些字属于同一韵部的根据。
对此，有学者认为；“苏轼不是不讲音律，但不屑于以内在的情感韵律迁就音律的外形，不屑于牺牲文意以迁就声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音律的束缚，以充分地表情达意。”这段文字虽然语词很委婉，但毕竟还是把认为苏词为充分表情达意不得已而失韵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据笔者所知，这段文字源于知名学者王国维先生，现已进入《古代文学史》、《汉语文学史》、《新编大学语文》等课本，成为高校学府教学考试的重要内容。
笔者认为，这段文字是一些学者对苏轼作品用韵情况严重曲解的反映。汉语押韵很容易实现，没有哪个诗人会蹩脚到连这一点技巧都掌握不了、乃至为了充分表情达意而不得不放弃押韵的程度。尤其象苏轼这样的文学大家，更用不着在押韵问题上犯难。
笔者运用方言知识，研究苏词用韵。先把《赤壁怀古》与历史上不同作者关于《念奴娇》这个词牌的作品相比较，结合苏轼作品八个韵脚中的“雪、杰、灭、月”四字属（o）e韵的实际情况，作出初断：《赤壁怀古》押的是（o）e韵；韵脚中的“物、壁、发”等字，在苏轼的方言语音中也属（o）e韵；这三个字所反映的是苏轼家乡读“物”如“卧”、读“壁”如“别（去声）”、读“发”如“佛”的三个方音特征。在此基础上，又用苏洵、苏辙在诗词作品中同样的用韵情况，验证了其父子三人按照方言语音押韵的一致性。最终作出结论：《赤壁怀古》表面上的韵脚不和，是因为作品中的韵脚字使用了湄洲方言语音特征的示性字，只要按照作者家乡方言去读这首词，就不存在任何押韵问题。
笔者还明确指出，形声字中存在的“度踱、足捉、幕莫、忽锪”、“吉结、例列、砌切、绩责”和“它驼、麻魔、差搓、化货”这三个方音序列所反映的方音特征与苏词中读“物”如“卧”、读“壁”如“别”、读“发”如“佛”的三个方音特征相对应，足以说明，当时湄洲方音中的这三个特征，其实在历史上早就存在了。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汉语发展史上，在没有统一的语音标准的社会条件下，无论是日常交流还是韵文写作，使用各自的方言语音是不二的选择。在从古至今浩瀚的诗词作品中，凡是那些与普通话语音标准存在读音差异的韵脚字，都是作者所操方言语音特征的流露，都是作者方音取韵的确证。
4、发现了音韵学的奥秘所在。 翻阅《辞海》，见“韵书”词条下有一段释文：“《切韵》一系韵书，无论如何改编，都不合实际语音。”笔者诧异，《切韵》集六朝韵书于大成，经《唐韵》、《广韵》增补，学界公认其为主流系韵书，何以落得如此评价。后经研究，认为辞海所言不虚。历代韵书以及按韵书编纂的等韵图存在以下严重缺陷：
①视方音为通语，曲解古音本貌。汉语音韵学，原本是研究诗歌押韵问题的学问。东汉末年，人们察觉有些古诗韵脚不和，并认为这是“古韵失传”的一种表现，出于保全古韵的目的，便开始编纂韵书。编纂韵书的基本方法就是从古代诗歌作品中归纳韵部。由于初衷是保全古韵，所以，在韵部归纳过程中，不但没有剔除那些韵脚不和的作品，反而把那些作品当作首选的材料。为了确保初衷的实现，人们还以“信目不信耳”作为基本原则，只要看到在诗文中同作韵脚的字，不管其现实读音如何，都归为一部。不难看出，这种编纂方法的实质是把某些字的方言读音与其他字的通行读音混杂在一起，归入同一韵部。这种归纳方法，既不符合古代通行语音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当代通行语音实际情况，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归类。
②归纳过程支离，导致韵部重叠。从逻辑学的角度观察，从古代诗词中归纳韵类，这种归纳方法属于简单枚举归纳法。归纳过程中，首先要确定某个字为起点，然后在诗词中寻找与这个字同作韵脚的字，凡是同作韵脚的字就归为一类。受材料占有、阅读条件、记忆联想能力等多方面的制约，这种归纳过程往往走不远，不能把同作韵脚的字尽可能多的搜寻出来。就不同韵书而言，由于编纂者归纳的起点不同，终点不同等等，都会把本属于同一韵类的归纳过程割裂为几个片段，从而把一个韵部分成几个部分。如《平水韵》中的十一真与十二文、《韵镜》等韵图中的臻摄与深摄。其实都属于en韵，只是因为人们分别以“真、文、臻、深”为归纳起点，归纳出本属同类的几个片段。韵书上所有韵部的重叠都是这样造成的。这就像人们在观察同种物质多核心结晶现象时，把不同结晶核心凝聚的物质视为不同物质犯了一样的错误。
韵部的严重重叠使得《切韵》一系韵书分部越来越繁杂，到《广韵》，已达206部之多，出现了韵部总数远远超过汉语音节构成要素总数的奇怪现象。
至《平水韵》，将韵部大幅度合并压缩为106部，但仍未根除重叠现象。从汉语音节构成要素上分析，仅以上平卷为例，不仅其一东、二冬属重叠，其四支与八齐、六鱼与七虞、十一真与十二文、十四寒与十五删等等都属重叠。
至明朝《洪武正韵》，虽经朱元璋亲自下诏“重刊定之”，但编书的学者们还是在《平水韵》基础上修修补补，删削为76部。76部中的真部与侵部，寒部、删部与先部，萧部与爻部等仍属重叠韵部。所以，对这部书，朱元璋因始终都不满意而撒手不管。
事实证明，《切韵》一系韵书先天不足，正如辞海所说，“无论怎样修改，都不合实际语音。”。
③方音与通语混杂，导致韵部交叉。所谓韵部交叉，就是指一个韵部中含有本应属于其他韵部的字。前已论及，从诗词韵脚中归纳韵部，必须从归纳材料中剔除那些韵脚不和的作品，否则就会把一个字的方音与其他字的通音混杂在一起，归纳出与其他韵部交叉的韵部。
如《康熙字典》“人”字注引《韵补》释文：“又《韵补》叶如延切，音然。”“亲”字注引《韵补》释文：“又叶苍先切，音千。”释文中都有诗例，证明历史上确有这样用韵的情况。但我们如果按这样的材料为“人、亲”二字归韵，就会很自然地把它们归入an韵。那么“人、亲”二字就会出现在《平水韵》的十三元中。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照此继续延伸归纳过程，所有en韵字都会进入十三元，十一真和十二文都将不复存在。
《平水韵》平声上卷的十三元，en韵字“魂、痕、村、门”等和an韵字混作一团，是交叉最严重的一个韵部。根本原因就是在归纳这个韵部时，没有把那些在en—an混读的方言语音环境中产生的作品从归纳材料中剔除。
在唐、宋诗词作品中，不少用en韵字与an韵字混作韵脚的名家，林逋、贾岛、李商隐、苏轼父子等等，都在其列。《平水韵》十三元的韵部交叉，与把这些作品用作归纳材料密切相关。
④分类标志不明确，导致韵图结构互异。等韵图是韵书的表格化，它的编纂目的已经不再局限于归纳韵类，而是以矩阵表格的形式，把汉语音节声、介、韵三要素的拼合匹配及四声调的归属情况全面反映出来。等韵图实质上就是古代的汉字音节表。
前已论及，声、介、韵三要素搭配拼合，使汉语音节有了被清代潘耒命名为开口、齐齿、合口、撮口的四类划分。在介音从韵的原则下，音节的四类划分转化为韵母的四类划分。一个单纯韵母衍化成四个韵母，这就是等韵图所要显示的韵的四等。而由同一个单纯韵母衍化出来的四个韵母，都含有相同的韵尾，可以在诗词中同作韵脚，所以，反映在等韵图上就是一个韵摄。
韵摄和等是音韵学领域的两个核心概念。韵摄的区别标志是单纯韵母，读音含有同一个单纯韵母的字属于一个韵摄。等的区别标志是音节的含介情况，音节中不含介音的就是一等开口，含有介音i的就是二等齐齿，含有介音u的就是三等合口，含有介音ü的就是四等撮口。
以上叙述是笔者对等韵图知识高度概括的表述。事实上前人编制等韵图走了不少弯路。韵摄和等的概念长期模糊不清，区别此韵摄与彼韵摄、此等与彼等，没有明确的标志，韵图编纂者各行其是
，所编等韵图差别巨大，良莠不齐，造成很大混乱。
首先，在韵摄划分上有根本区别。等韵图按韵摄编制，每个韵摄都编制一个独立的图表。但不同韵图依据的韵摄不相同。所以，图表的总数也不相同。《康熙字典》上的《明显四声》等韵图，划分十二个韵摄，即：“迦、结、冈、庚、裓、高、该、傀、根、干、鉤、歌。”而存世量最大的《韵镜》一书却划分十六个韵摄，即：“通、江、止、遇、果、假、臻、山、宕、曾、流、深、蟹、效、梗、咸”。
其二，表格格式也差别很大。《明显四声等韵图》每个韵摄编制一个图表，划分开、齐、合、撮四等。而《韵镜》等韵图每个韵摄按开口、合口各编一图，开口、合口各分四等。
其三，对韵图中入声字的编排，存在互相对立的认识。汉字读音中的入声现象比较特殊，因为它是一种方言声调，不是全国各地都用，也不是所有韵摄都有入声字。然而，为了对照等韵图讲解四声调作呼读示范的需要，韵图的编纂者在无入声韵摄本应属空白的入声位也从有入声韵摄中借来一个入声字填补空白。这样一来，所有等韵图的入声位就都有了入声字了。
面对等韵图，到底哪些韵摄的入声字是借来的，哪些韵摄的入声字是本韵摄固有的呢？《康熙字典》上有以下两首歌诀，是专门说明这个问题的：
借入声法
迦结裓歌四声全，该干迦下借短言。
庚于裓求傀如是，冈高根鉤歌内参。
揭入声法（之二）
通宕曾深全，江臻山梗咸。入声唯九摄，仔细用心参。
前一首歌诀是针对《明显四声等韵图》十二韵摄说的，指出十二韵摄中，迦摄、结摄、裓摄和歌摄是四声齐全的韵摄，有入声字。后一首歌诀是针对《韵镜》十六韵摄说的，指出十六韵摄中只有通摄、宕摄、曾摄、深摄、江摄、臻摄、山摄、梗摄和咸摄这九个韵摄有入声字。两首歌诀相对比可以看出，其所指有入声韵摄正好是相反的。
笔者研究认为，两首歌诀对有入声韵摄的指认，《借入声法》是正确的，《揭入声法》是错误的，且这种错误源于张麟之对等韵图中入声字的错误认知。
其实，音韵学本身并无难解的奥秘，其貌似奥秘，是因为人们在研究音韵学时，没有看清古代方言对诗词韵脚影响的复杂情况，没有紧紧围绕汉语音节的要素构成去研究汉字读音和汉语押韵问题，在弄不清韵书中韵部交叉与重叠原因的情况下，却把那些充满自相矛盾、严重先天不足的韵书都当成金科玉律，甚至认为那些互相矛盾的东西都正确的，致使音韵学研究一直沿着排斥逻辑思维，容忍自相矛盾，附会历史错误，欲园不园之说的多歧之路前行。只要走出这个迷谷，音韵学便无奥秘可言。
5、发现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两个缺陷。 研究语音，常遇到关于尖音和团音的议论。只是议论，却不见确切界定什么是尖音，什么是团音。读李汝珍的《镜花缘》，见中有三十三字母的字母表。通过对三是三字的读音分析，笔者发现李汝珍对介音的处置原则是：介音i一律从声，介音u一律从韵。表中的“将、枪、厢”三母，代表含介声母zi、ci、si，“姜、羌、香”三母代表含介声母gi、ki、hi。用汉语拼音标注，这两组字的读音应分别为“ziāng、ciāng、siāng”和“giāng、kiāng、hiāng”。
联想到“将、枪、厢”三字的读音属于尖音，“姜、羌、香”三字的读音属于团音，笔者明白：所谓尖音就是指以z、c、s为声母的含有介音i的音节；所谓团音就是指以g、k、h为声母的含有介音i的音节；李汝珍采取介音i从声的原则编制字母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世人正确区分尖音和团音。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尖音、团音问题作如下论述：
①尖、团混淆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方音特征。尖、团混淆是一组方音特征，用列比音素法表述出来，就是g—z混读特征、k—c混读特征和h—s混读特征。这组方言音变的发生，以音节中存在介音i为必要条件。分析合音字“就”的构成，可以证明这组方音特征古已有之。
在《康熙字典》中，“就”字的读音被标注为：《广韵》、《集韵》、《韵会》、《正韵》竝疾僦切，音鹫。“疾”字的读音被标注为：《集韵》、《韵会》昨悉切，竝音嫉。据此可断，“就”字的读音声母同昨，应为z。所以，其读音应属尖音，可标注为zióu。但笔者分析，“就”字的构成原理，认为它是个合音字，其由“京、尤”两部分构成，“京”是声部，代表声母g，“尤”是韵部，代表韵母iou，造字者用“京”字读音的声母g与“尤”字的读音iou合成“就”字的方言读音gióu。这就是说，造字者读“就”如“旧”，把“就”字视为团音。尖、团混读的方音特征早在“就”字产生时便已存在。
②j、q、x是尖、团混淆的产物。从以上分析何以看出，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的j、q、x三个声母，实际上就是把李汝珍字母表中的两组含介声母zi、ci、si和gi、ki、hi合二为一，也就是把尖音和团音合二为一。所以说j、q、x是尖、团混淆的产物。
汉语拼音方案基本上是注音字母的拉丁化。j、q、x三个声母与ㄐ、ㄑ、ㄒ三个字母相对应。所以，早在1918年颁行注音字母方案的时候，尖、团混淆的病根就已经酿成。
③尖、团混淆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一大缺陷。j、q、x三个声母定位于拼音方案，实质上就是把尖、团不分的方言语音确立为汉语正音，既破坏了现代注音与古代注音的对应性，也与现实主流语音严重不符。笔者研究古音，精心从字书中搜寻出“牵、腔、巧”三字和“千、青、齐”三字的《唐韵》注音：牵（苦坚切），腔（苦江切），巧（苦绞切）；千（苍先切），青（仓经切），齐（徂兮切）。很明显，“牵、腔、巧”三字的反切上字都是“苦”，其现代声母是k；“千、青、齐”三字的反切上字是“苍、仓、徂”，其现代声母都是c。很显然，“千、青、齐”三字属尖音，“牵、腔、巧”三字属团音，二者界限分明，且自唐代已然。相信现代学子看到这些反切注音，定会大惑不解。因为现代汉语拼音中的j、q、x早就把汉语语音尖、团分明的本来面目掩盖了。
本来，尖音声母的发音部位在舌尖，团音声母的发音部位在舌根，二者差距较大，但j、q、x则硬是被迫身兼二职，因而，在拼音教学实践中，在讲解j、q、x的发音要领时，人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仅就其发音部位而言，就有舌尖、舌面前、舌面中三种不同的说法。越是叫真的学子，越会感到无所适从。
汉语本来就有同音字多的特点，尖、团混淆，使本不是同音字的字又变成了同音字。所以，在字典的音序检字表上，以j、q、x为声母的同音字成倍增多。在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以拼音输入法检索汉字，“精魂”与“惊魂”、“接机”与“劫机”，“青青”与“轻轻”、 “悄悄”与“翘翘”，“写写”与“歇歇”、“心心”与“欣欣”等都会同时出现在选项栏，大大增加了检索量。
问题最严重的，莫过于jie、xie两个音节，笔者研究证明，现代注音分别为jie、xie的“街、解、介”等字和“鞋、谐、械”等字，其字音的韵母应当都是iai，而不是ie。证据就是字书上这些字的反切下字常出现“买、败”等字，且这些字在以舍弃介音i为标志的读“界”如“盖”、读“鞋”如“孩”的现代方言语音环境中，韵母都是ai。
由于iai、ie两个韵母的混淆，使jie、xie两个音节既要标注属于尖音的“姐、写”等字，又要标注属于团音的“结、歇”等字，还要标注虽属团音但韵母属于iai的“皆、谐”等字。尖团混淆与iai、ie混淆交叉一处，使jie、xie两个音节不堪重负，更使普通话语音连“解疙瘩”与“结疙瘩”也分不清。故笔者作出如下结论：
拼音方案声母表上j、q、x三个声母是尖、团混淆的产物，应当剔除。拼音方案韵母表上没有iai这个韵母是一大缺失，应当增补。只有如此，来之不易、弥足珍贵的普通话这个语音标准，才算有了一个臻于完善的记音工具。
6、发现了一些字现代注音声调失准。 在研究语音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现代字典中一些字的注音，既与古音脱节，也与今音背离，应当予以纠正。这里仅就涉及平仄对仗的“国、出、吉、结、竹、足、读”七字的读音标注，说明纠正的必要性。
①“国、出”二字在对偶句中与平声字相对。以下是笔者从唐诗中精选的几个对仗工整的句子。
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李显） “国、都”对仗。
行迈离秦国，巡方赴洛师。（李隆基） “国、师”对仗。
否运争三国，康时劣九州。（张九龄） “国、州”对仗。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杜甫） “国、图”对仗。
始返楼兰国，还向朔方城。（陈子昂） “国、城”对仗。
拔剑金星出，弯弧玉羽鸣。（李端） “出、鸣”对仗。
氤氲绿树多，苍翠千山出。（韦应物） “多、出”对仗。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出、来”对仗。
以上八个对偶句，与“国”字对仗的“都、师、州、图、城”五字、与“出”字对仗的“鸣、多、来”三字都是平声字。这说明这些作者都把“国、出”二字视为仄声字。对照《康熙字典》明确标注“国、出”二字是入声字，可以说明到清代“国、出”二字仍属仄声字。所以，现代字典把“国”字的声调标为阳平，把“出”字的声调标为阴平，都是缺乏根据的。
②“吉、结”二字，反切下字为“质、屑”。以下是“吉、结”二字的古代注音：
《康熙字典》“吉”字注：“《唐韵》、居质切，《集韵》、《韵会》、《正韵》激质切，竝音拮。”
《康熙字典》“结”字注：“《广韵》、《正韵》古屑切，《集韵》、《韵会》吉屑切，竝音拮。”
显然，“吉、结”二字古代注音的反切下字分别用“质、屑”，而“质、屑”二字都是《广韵》三十四个入声部的代表字，古属入声无疑。其现代注音分别为“zhì、xiè”，都属仄声调。一目了然，“质、屑”这两个反切下字，古今都是仄声字，被反切字“吉、结”也同样古今都是仄声字。
③“竹、足、读”三字在仄韵诗中作韵脚。以下是韵脚中含有“竹、足、读”三字的三首唐诗：
姑孰十咏·陵歊台 李白
旷望登古台，台高极人目。叠嶂列远空，杂花间平陆。
闲云入窗牖，野翠生松竹。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
题舒州司空山瀑布 李白
断崖如削瓜，岚光破崖绿。天河从中来，白云涨川谷。
玉案赤文字，世眼不可读。摄身凌青霄，松风拂我足。
《全唐诗》卷296_25 竹 张南史
竹，竹。
披山，连谷。
出东南，殊草木。
叶细枝劲，霜停露宿。
成林处处云，抽笋年年玉。
天风乍起争韵，池水相涵更绿。
却寻庾信小园中，闲对数竿心自足。
以上三首诗所涉韵脚字互有交叉，依次是：“目、陆、竹、读，绿、谷、读、足，竹、谷、木、宿、绿、足”。这些韵脚字中除两次重复出现的“竹、足、读”三字外，其余都是仄声字。这证明这三首唐诗押的都是仄声韵，在作者心目中，“竹、足、读”三字与其他韵脚一样，都是仄声字。
有一副对联：“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至今人们仍在使用。联中“竹”与“书”的对仗，说明人们依然认可“竹”字是仄声字。
事实上，“国、出、吉、结、竹、足、读”七字，在现实的语音中，很多人都在读上声调，字典把它们注为阴平、阳平，无论按今音还是按古音，都不够从众，不属于通语的范畴。
2017年3月8日完稿于菏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