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是平的》说起
前几天看《世界是平的》，翻译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研究所的何帆和他的两个学生，其间邀请了10多个学生校对和补充翻译。草草看过一遍，感觉翻译平实畅快，没有艰深晦涩，语言顺序也符合中国人的表述习惯。打电话给何帆，他在外地。听我一通称赞后，何先生反倒有些不好意思。
“其实翻译得不好，自己是非常不满意的。有些翻译上的漏洞，读者都告诉我了，自己觉得很惭愧。所以，在和朋友办的网站上，我特地写了道歉信。”
点开网页，一封“向读者道歉信”映入眼帘：“在达沃斯亲自答应过弗里德曼，保证翻译质量一定是上乘的。但是我投入的时间确实不够，大量的工作是在飞机和宾馆里面匆匆忙忙做完。网上已经有读者对这本书的翻译提出了批评。这使我感到惭愧。我愿意向大家推荐好书，对翻译的质量也有自己的期许。我一直要求出版社给我更多的时间校对，但是出版社有自己的周期，不能拖太长的时间。国庆期间，我仍然在对照原书校对已经出版的译本，错误确实多，令我汗颜。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孙老师说等出精装本的时候可以进一步订正，希望有机会能弥补我的疏漏。但是对已经买了《世界是平的》的读者，我要郑重道歉。”
至少，何先生的态度值得尊敬，能够正视错误还公开道歉的行为现在并不多见。或许，就凭这一点，他以后再翻译的书还是能令人信赖！
联想起《圣经》“创世纪”中的一则故事，说的是最初人类齐心协力希望能修建一座通向天堂的高塔。塔越来越高，上帝决定阻止人类继续修塔，便让他们开始说不同的语言。这使得人类彼此间无法沟通，最终建塔的计划破灭了。此后，人类带着各自不同的语言四散分布在世界各地生活。世界上出现了说不同语言的不同种族。
本雅明由这个故事延伸出语言堕落后的问题——翻译。他认为，翻译可以沟通不同语言。但翻译有的只可能是“语言的碎片”，语言之间可以相互弥补、缝合，但无法最终制造一个圆满的结局。因此，巴别塔无法复建，它永远只是梦想中的故事。从字面上做一个简单的理解，本雅明认为通过翻译达到沟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绝对的翻译不存在。
说得有些悬，有弥塞亚情怀的本雅明用终极思维考虑问题的方式其实极端。尽管绝对的翻译不存在，在他的著名的《译者的任务》中本雅明还是稍微提了一些可以实现的现实要求——好的翻译不仅取决于译者，也取决于文本本身。
译者的责任
全民学外语的繁荣景象似乎并没有带来文学翻译水平的提高。可供调配资源更加丰富，翻译大家同样没有因为翻译作品的增加而出现。
遥想当年，“五四”时期，翻译家同时也多是作家。周氏兄弟、郭沫若、茅盾、巴金、郑振铎……他们都首先是文学家，其次再是翻译家。像林纾那样提笔即译，而且译文还是文言文的翻译大家，现在听上去根本就像在做梦。
早年，张爱玲用中文写出《金锁记》再将之翻译成英文。又以英文创作《怨女》，再将它译回中文。24年中，她用两种语言把同样的故事来来回回写了4遍。深层次的原因暂且不论，但是如她一般能在至少是两种语言间游走的译者、作家现在越来越少。
以翻译出名的傅雷曾经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亲身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回国后，他几乎译遍了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
傅雷做起翻译，先挑出所有不会的词，弄懂它们的意思，记住，再读，再开始动手。他的认真，在注释上也能看出来——他将一些不太为人所熟识的法国物事和典故一一做了注释，甚至包括一些翻译后不可能看出的俏皮话、双关语及其典故。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有许多钱银出入的细节，但是他经常计算错误。这些傅雷都在翻译过程中做了一一修订。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再加上傅雷之前留法的学习经验，毕竟学养能帮助译者理解作品，傅雷翻译的口碑在后人中流传下来，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后世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
再说得多一些，据说傅雷还定做专门的稿纸作为翻译专用。在讲求速度与效率的今天，这样的译者难道不觉得天真而可爱吗？
随着社会职业分工的不断细化，文学创作和翻译早已分道扬镳。翻译职业化的倾向也使得翻译标准化。鲁迅习惯的“直译”，傅东华倾向的“随意发挥”，放在今天，可能都不是符合要求的做法。翻译职业化后，可怕的翻译产业也应运而生——翻译后的书籍、报刊、音像制品、产品说明……成批量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一个翻译小说的哥们儿，极有可能也是农民兄弟用的进口化肥说明书的译者。
真的能够被翻译？
文本能否被翻译绝不是一个是非选择疑问句，说到底还是因为关系文本所附带的意义。去年，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在中国叫好声一片，译者的确功不可没。但是，这部小说涉及到的文化以及哲学意义在中文版本中并没有被很好体现。可供查阅的关于批评的评论至多也就针对小说的第一句开头的翻译，以及一些涉及伊斯兰教与波斯诗歌的名词。
小说的英文版中，第一人称“我”用多国语言被书写出来。通过这个细节，帕慕克在文化、自我上的缺乏认同以及焦虑被表现出来，但是中文版本中“我”通通都是汉语书写。尽管阅读上不会造成可能的障碍，但是文本自身所有的文化意义被无形中削弱。虽说“总有些东西丢失在翻译里”，可这个遗落也太大方了点吧？！
类似的“遗落”对被介译到海外的中国著作而言，其实是小巫见大巫。四大名著中，发行量最大的《水浒传》是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翻译作品，英译书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百零八将绰号的翻译更是有趣。比如：花和尚鲁智深译为“PriestHwa”(花牧师)，母夜叉孙二娘译为“NightOgre”(夜间的怪物)等等。其中原因，除了因为赛珍珠不理解中国汉字背后连接的意义外，似乎没有更合理的解答。
难道一旦触碰到文本意义的本质时翻译就变得无法完成？或是艰难无比？反正本雅明没有做太多的论述。倒是真诚地希望世界上能多产出几个马悦然、宇文所安式的中文译者，能把握汉语背后绵长的文化、历史内涵后将中国尽可能地呈现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