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的达斡尔族是曾经创造灿烂文明的契丹后裔
科技日报载文指出，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也就是说，契丹民族如同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但是，这个说法却被证明是错误的。
(一)。达斡尔的传说
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人就繁衍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当地的一个传说引起了民族史学家们的兴趣：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这个传说把达斡尔与契丹联系在一起，但传说中的故事会是历史的真相吗？早在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源于契丹，也有现代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但他们找到的都是间接证据，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之前，是不能给出定论的。
(二)。云南“本人”是契丹后裔
施甸，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县，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了民族学家的注意。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小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DNA技术揭开千古之谜
一门新兴的技术为解开这个千古悬案带来了希望。纵然历史已被遗忘，文字已经失传，语言已经改变，在契丹后裔的血液中，总还会有一种记忆在流淌———基因。现在，考古学家们要用新兴的DNA技术来唤醒这份最后的记忆。
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他们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
二。辽代的历史
公元907年，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声势浩大不同凡响。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服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947年，辽世宗定国号为大辽，辽朝建立。辽圣宗文武韬略杰出非凡，对宋战争屡屡得胜。公元1004年辽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并与西夏结好，从而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辽共有九个帝王，政权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其疆域幅员辽阔，东至于日本海，南到天津市、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北达今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辽在与中原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契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
公元1125年辽被女真族的金所灭。耶律大石率部西迁至中亚，建立西辽政权（即黑契丹Karakitai）。西辽于公元1218年亡于蒙古帝国。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融合。为开发蒙古地区和中国东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契丹辉煌的历史。
三。辽代的工艺和文化
辽政权在荒漠的草原上筑起都城、市镇。而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捺钵（契丹语“行宫”的音译）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使汉人为其开垦农田，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目前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
辽代的文化具有突出的成就。契丹人依照汉字创造了两种类型不同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辽代盛行佛教，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和佛画，河北丰润县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旷世珍宝。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佛塔和佛寺。山西省灵丘县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辽的医药久负盛名，《脉诀》和《针灸书》中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应用在临床实践中。
契丹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与汉人迥然不同。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裤脚放靴筒内。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发。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别处的头发全剃光。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发。契丹人住所为毡帐，皇帝的御帐称为捺钵。婚俗特点是娶亲不论辈分，近亲结婚、离婚和再嫁均不受限制。契丹贵族盛行厚葬，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出土的两套有金花银枕、鎏金银冠、金面具、银丝网络、金花银靴组成的殡葬服饰，完整的体现了贵族的殡葬习俗。耶律羽之墓室豪华富丽,天下奇珍瑰宝尽汇其中。
公元907年，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声势浩大不同凡响。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服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947年，辽世宗定国号为大辽，辽朝建立。辽圣宗文武韬略杰出非凡，对宋战争屡屡得胜。公元1004年辽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并与西夏结好，从而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辽共有九个帝王，政权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其疆域幅员辽阔，东至于日本海，南到天津市、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北达今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辽在与中原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契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
公元1125年辽被女真族的金所灭。耶律大石率部西迁至中亚，建立西辽政权（即黑契丹Karakitai）。西辽于公元1218年亡于蒙古帝国。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融合。为开发蒙古地区和中国东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契丹辉煌的历史。
三。辽代的工艺和文化
辽政权在荒漠的草原上筑起都城、市镇。而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捺钵（契丹语“行宫”的音译）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使汉人为其开垦农田，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目前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
辽代的文化具有突出的成就。契丹人依照汉字创造了两种类型不同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辽代盛行佛教，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和佛画，河北丰润县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旷世珍宝。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佛塔和佛寺。山西省灵丘县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辽的医药久负盛名，《脉诀》和《针灸书》中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应用在临床实践中。
契丹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与汉人迥然不同。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裤脚放靴筒内。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发。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别处的头发全剃光。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发。契丹人住所为毡帐，皇帝的御帐称为捺钵。婚俗特点是娶亲不论辈分，近亲结婚、离婚和再嫁均不受限制。契丹贵族盛行厚葬，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出土的两套有金花银枕、鎏金银冠、金面具、银丝网络、金花银靴组成的殡葬服饰，完整的体现了贵族的殡葬习俗。耶律羽之墓室豪华富丽,天下奇珍瑰宝尽汇其中。
四。外语中的“中国”来自契丹
(一)。西方语言称中国为China（英语或者德语）、Chine（法语）、Kina（瑞典语）、Cina（读作chi'na，马来语）。在俄语、希腊语，以及中古英语中，整个中国均被称为“契丹”。如现在在俄语中中国的发音是“Kitay”。 当代英语也有用"Cathay"来表示中国，如 Cathay Pacific（国泰航空，“中国太平洋航空”）。
俄罗斯人不知东方有大宋，只闻东方有契丹(契丹比大宋早出现44年)，同样，西亚人不知东方有“商”“周”，只知东方有“赤那”。历史上，戎狄对西方的侵扰是人类大迁徙的根源之一。戎狄的名字就是“cina”。 赤那之地，狼之地也！中国的名称“china” 正是来源于蒙古语“狼”的音译。
对于“china”这一名称的来源，过去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这些说法有“茶”、“瓷”和“秦”。
中国使用“china”这个英文名称始于1912年，可是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知这个东亚国家的名称了。
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一词的词源，最早来源于公元前10世纪(有的学者提出是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出现的“cina”一词；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印度乔胝厘耶的《政事论》中，也曾提到过“cina”；公元前5到4世纪的波斯赞美弗尔瓦丁神的诗中也曾出现过“cina”；《旧约全书》中也有关于“sinoa”的记述。
从时间上来看，景德镇的陶瓷出现于东汉，秦朝建立于公元前221年。“cina”一词在印度梵文中的出现的最迟时间也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茶叶的出口也要晚于这一时期。由此可见，印度梵文中的“cina”和中国的“茶”、景德镇的“瓷”及中国秦国的“秦”并无关系。
(二)。俄文的“中国”名称是根据公元九世纪的辽国“契丹”(kitan ，kitai)的音译得来的。古代的戎狄或他的先人正是操着蒙古语的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因此，“cina”一词的含义应该能够在今天的蒙古语中得到相应的解释。在蒙古语中，狼的读音可谓与“cina”非常相象，读做“赤那”，意思为“狼”。西方国家为什么称呼戎狄为“赤那”即“狼”呢？因为戎狄以狼为图腾、打着狼旗东征西战。
在《蒙古秘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说：“天命所生的苍色狼与惨白色鹿同渡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前，产生了巴塔赤罕”。《国语·周语》记载着：“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考证：“白狼白鹿是当时的氏族”(翦伯赞《中国史纲》，三联书店，1950年版)。这是很明显的图腾崇拜，是两个以狼和鹿为图腾的姻族。
《魏书·列传第四十九》记载，“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茹茹”也称为“柔然”)，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此记载中的“阿史那”就是“赤那”，“狼头纛”就是狼头旗。
唐朝的王涯在其诗中就写到：“旌甲从军久，风云识阵难。今朝韩信计，日下斩成安。燕颔多奇相，狼头敢犯边。寄言班定远，正是立功年。”这里的“狼头”指的正是打着狼头徽号战旗的北方游牧民族。
(三)。戎狄是东西方文化最早的传播者。 东欧平原南部的草原地带与中亚、东亚大草原毫无间隔地连成一体，形成了横向绵延两万余公里的所谓“欧亚草原带”，而在这片地带的东面就是蒙古高原。在这狭长的地带上，构成了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生态链。蒙古高原西临中亚细亚，处在古人类流向的通道上，在中国的商、周时期，生活在那里并被称为戎狄的游牧民族獯鬻和猃狁，即是蒙古高原的主人，也是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雅利安人和以后的斯基泰人的邻居，他们之间相互交往密切并进行物物交换，形成了以商品交换为主体的欧亚文明相互交流的北方通道。
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在公元前五世纪所著的《历史》一书中，提到过这条通道，其路线是从黑海北岸经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过咸海北岸，东南转向锡尔河和楚河，然后沿伊犁河进入天山北麓，最后到达蒙古草原。
(一)。西方语言称中国为China（英语或者德语）、Chine（法语）、Kina（瑞典语）、Cina（读作chi'na，马来语）。在俄语、希腊语，以及中古英语中，整个中国均被称为“契丹”。如现在在俄语中中国的发音是“Kitay”。 当代英语也有用"Cathay"来表示中国，如 Cathay Pacific（国泰航空，“中国太平洋航空”）。
俄罗斯人不知东方有大宋，只闻东方有契丹(契丹比大宋早出现44年)，同样，西亚人不知东方有“商”“周”，只知东方有“赤那”。历史上，戎狄对西方的侵扰是人类大迁徙的根源之一。戎狄的名字就是“cina”。 赤那之地，狼之地也！中国的名称“china” 正是来源于蒙古语“狼”的音译。
对于“china”这一名称的来源，过去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这些说法有“茶”、“瓷”和“秦”。
中国使用“china”这个英文名称始于1912年，可是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知这个东亚国家的名称了。
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一词的词源，最早来源于公元前10世纪(有的学者提出是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出现的“cina”一词；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印度乔胝厘耶的《政事论》中，也曾提到过“cina”；公元前5到4世纪的波斯赞美弗尔瓦丁神的诗中也曾出现过“cina”；《旧约全书》中也有关于“sinoa”的记述。
从时间上来看，景德镇的陶瓷出现于东汉，秦朝建立于公元前221年。“cina”一词在印度梵文中的出现的最迟时间也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茶叶的出口也要晚于这一时期。由此可见，印度梵文中的“cina”和中国的“茶”、景德镇的“瓷”及中国秦国的“秦”并无关系。
(二)。俄文的“中国”名称是根据公元九世纪的辽国“契丹”(kitan ，kitai)的音译得来的。古代的戎狄或他的先人正是操着蒙古语的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因此，“cina”一词的含义应该能够在今天的蒙古语中得到相应的解释。在蒙古语中，狼的读音可谓与“cina”非常相象，读做“赤那”，意思为“狼”。西方国家为什么称呼戎狄为“赤那”即“狼”呢？因为戎狄以狼为图腾、打着狼旗东征西战。
在《蒙古秘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说：“天命所生的苍色狼与惨白色鹿同渡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前，产生了巴塔赤罕”。《国语·周语》记载着：“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考证：“白狼白鹿是当时的氏族”(翦伯赞《中国史纲》，三联书店，1950年版)。这是很明显的图腾崇拜，是两个以狼和鹿为图腾的姻族。
《魏书·列传第四十九》记载，“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茹茹”也称为“柔然”)，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此记载中的“阿史那”就是“赤那”，“狼头纛”就是狼头旗。
唐朝的王涯在其诗中就写到：“旌甲从军久，风云识阵难。今朝韩信计，日下斩成安。燕颔多奇相，狼头敢犯边。寄言班定远，正是立功年。”这里的“狼头”指的正是打着狼头徽号战旗的北方游牧民族。
(三)。戎狄是东西方文化最早的传播者。 东欧平原南部的草原地带与中亚、东亚大草原毫无间隔地连成一体，形成了横向绵延两万余公里的所谓“欧亚草原带”，而在这片地带的东面就是蒙古高原。在这狭长的地带上，构成了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生态链。蒙古高原西临中亚细亚，处在古人类流向的通道上，在中国的商、周时期，生活在那里并被称为戎狄的游牧民族獯鬻和猃狁，即是蒙古高原的主人，也是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雅利安人和以后的斯基泰人的邻居，他们之间相互交往密切并进行物物交换，形成了以商品交换为主体的欧亚文明相互交流的北方通道。
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在公元前五世纪所著的《历史》一书中，提到过这条通道，其路线是从黑海北岸经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过咸海北岸，东南转向锡尔河和楚河，然后沿伊犁河进入天山北麓，最后到达蒙古草原。
戎狄把从中原获取的具有东方文化的商品带入蒙古草原，然后再经中亚使这些商品流传到西方，同时也把西方的物品和文化传到东方，这一现象可以在许多的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据中国古籍《穆天子传》记载，早在公元前10世纪，西周的周穆王就将许多珍贵物品包括丝绸作为国礼带到了中亚。当时周穆王从今天的陕西出发，就是经过戎狄控制的地区到达中亚的。“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古代世界的两大主要文明，这从本质上肯定了草原文化与黄河农耕文化之间相互的影响。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增强，游牧民族之间的小部落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一系列强大的并极具战斗力的游牧部落。游牧与农耕间平和的商品贸易关系被打破了，为了从农耕民族手中夺取财富，这些草原铁骑便时常南下侵扰。
(四)。戎狄对西方的侵扰是人类大迁徙的根源之一。 从公元前二千年初起, 几乎在蒙古-青藏高原以西的整个欧亚大陆, 发生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种族扩张, 这就是在从印度到西班牙的辽阔土地上, 原始印欧人(indo-europeans) 都开始逐渐替代当地居民。中央亚细亚境内的雅利安居民，便开始向临近的各地区施行压力，人口开始迁徙，到公元前1000年时，这个移民运动才达到他的最高潮。(威廉蒙哥马利麦高文《中亚古国史》)。
雅利安人离开中央亚细亚被迫迁徙，麦高文认为是由于气候变化所致，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南俄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但麦高文同时提到：当公元前1900到1500年间，我们发现有一群“野蛮”人民突然出现在近东，他们颠覆了当时该地所存在的多数帝国，加以分割，而自建王国，……根据研究的结果，晓得这些蛮族全体所说的语言，和雅利安种并无关联。也就是说，麦高文所提到的“野蛮”人的语言不属于印欧语系，那么这些人的语言有极大的可能是属于阿尔泰语系，如果此推断成立，这些“野蛮”人无疑是东亚北方草原上的戎狄。基于戎狄在近东所展示的“野蛮”行为，我们不得不考虑雅利安人的迁徙也应该与他们的东临戎狄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戎狄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戎狄对西方世界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留给西方世界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戎狄在西方社会的眼里决不只是会放牧牛羊且微不足道的社会族体。他们的名字决不是默默无闻或被瞬间遗忘，他们的名字就是“cina”。
赤那之地，狼之地也！在茫茫草原上，狼是战无不胜的生灵。它们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具有坚忍不拔的耐力，具有完美协作的团队精神和勇猛顽强的群体战斗力。狼为了生存而具备的技能，让人崇拜。尤其让那些同在一片草原上生息着的“戎狄”人崇拜因此，戎狄人以狼自居，甚至用狼来为自己命名。中亚国家注定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这些打着狼头旗的游牧民族的冲击，正是这种冲击引发的人类大迁徙给世界带来了多次的动荡。他们打着狼旗东战西伐所向披靡，他们使许多国家灭亡，使文明遭到摧毁，使世界人口重新分布，新的国家由此诞生，新的文明从新开始。也正是这种冲击给西方世界带来了“赤那”的故事，将“赤那”的名字传遍西方，人们由此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赤那。
俄罗斯人将中国称为“契丹” (kitan，kitai)，与中亚人和西方人称中国为“赤那”出于共同的道理。当时的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武力强盛，控制着整个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铁骑所至，所向无敌，因此俄罗斯人把中国称为“契丹”并沿用至今。俄罗斯人不知东方有大宋，只闻东方有契丹(契丹比大宋早出现44年)，同样，西亚人不知东方有“商”“周”，只知东方有“赤那”。
俄国人并没有因为契丹人的消亡而改变对中国的称呼，西方人同样也没有因为戎狄的消失而改变对中国的称呼。 中国的名称“china” 正是来源于蒙古语“狼”的音译。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古代世界的两大主要文明，这从本质上肯定了草原文化与黄河农耕文化之间相互的影响。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增强，游牧民族之间的小部落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一系列强大的并极具战斗力的游牧部落。游牧与农耕间平和的商品贸易关系被打破了，为了从农耕民族手中夺取财富，这些草原铁骑便时常南下侵扰。
(四)。戎狄对西方的侵扰是人类大迁徙的根源之一。 从公元前二千年初起, 几乎在蒙古-青藏高原以西的整个欧亚大陆, 发生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种族扩张, 这就是在从印度到西班牙的辽阔土地上, 原始印欧人(indo-europeans) 都开始逐渐替代当地居民。中央亚细亚境内的雅利安居民，便开始向临近的各地区施行压力，人口开始迁徙，到公元前1000年时，这个移民运动才达到他的最高潮。(威廉蒙哥马利麦高文《中亚古国史》)。
雅利安人离开中央亚细亚被迫迁徙，麦高文认为是由于气候变化所致，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南俄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但麦高文同时提到：当公元前1900到1500年间，我们发现有一群“野蛮”人民突然出现在近东，他们颠覆了当时该地所存在的多数帝国，加以分割，而自建王国，……根据研究的结果，晓得这些蛮族全体所说的语言，和雅利安种并无关联。也就是说，麦高文所提到的“野蛮”人的语言不属于印欧语系，那么这些人的语言有极大的可能是属于阿尔泰语系，如果此推断成立，这些“野蛮”人无疑是东亚北方草原上的戎狄。基于戎狄在近东所展示的“野蛮”行为，我们不得不考虑雅利安人的迁徙也应该与他们的东临戎狄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戎狄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戎狄对西方世界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留给西方世界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戎狄在西方社会的眼里决不只是会放牧牛羊且微不足道的社会族体。他们的名字决不是默默无闻或被瞬间遗忘，他们的名字就是“cina”。
赤那之地，狼之地也！在茫茫草原上，狼是战无不胜的生灵。它们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具有坚忍不拔的耐力，具有完美协作的团队精神和勇猛顽强的群体战斗力。狼为了生存而具备的技能，让人崇拜。尤其让那些同在一片草原上生息着的“戎狄”人崇拜因此，戎狄人以狼自居，甚至用狼来为自己命名。中亚国家注定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这些打着狼头旗的游牧民族的冲击，正是这种冲击引发的人类大迁徙给世界带来了多次的动荡。他们打着狼旗东战西伐所向披靡，他们使许多国家灭亡，使文明遭到摧毁，使世界人口重新分布，新的国家由此诞生，新的文明从新开始。也正是这种冲击给西方世界带来了“赤那”的故事，将“赤那”的名字传遍西方，人们由此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赤那。
俄罗斯人将中国称为“契丹” (kitan，kitai)，与中亚人和西方人称中国为“赤那”出于共同的道理。当时的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武力强盛，控制着整个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铁骑所至，所向无敌，因此俄罗斯人把中国称为“契丹”并沿用至今。俄罗斯人不知东方有大宋，只闻东方有契丹(契丹比大宋早出现44年)，同样，西亚人不知东方有“商”“周”，只知东方有“赤那”。
俄国人并没有因为契丹人的消亡而改变对中国的称呼，西方人同样也没有因为戎狄的消失而改变对中国的称呼。 中国的名称“china” 正是来源于蒙古语“狼”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