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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谁更有诺奖相？
张放
在我们一些文化人的心中，有两个痛，却令我们不快乐着：一个是奥斯卡奖，这里不论；另个则是诺贝尔文学奖。
这两个奖最大特点就是每年颁发一次（呵呵，废话？），之所以被我认定为有特点，是因为一到颁发时刻，人们心态就会起很大的变化。中国国力正在逐渐增强，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也在近十几二十年由金牌零的突破至大面积丰收后于2008年，莅临我们自家门口。很多人在媒体的一再暗示下，开始意识到我们中国人应该在世界的各个奖项中，都拿冠军，或至少不应该空缺中国人的名字。当年复一年地眼看着诺奖与中国人无缘，很多人开始产生焦虑感，怨言不绝于耳，更有人不堪忍受这个世界级大奖与我们无缘。
自1901年开始第一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给一个法国诗人开始至今，连个花瓣也没有落到我们中国人身上。（2000年的不算，因为那人已经入了法国籍，并不被官方承认。）于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理自然产生，于是就听有很多文化人自圆其说地解释，此奖得与不得都无所谓。但谁都明白，那绝对是最辉煌最伟大的奖项。试想如果去年此奖没有落到那个土耳其人身上，他的那本叫什么《红》的书，能得到最讲求市场效应的中国人的吹捧么？连翻译者都极难找的情况下，勉强把那本《红》推了出来，还不就因为此作者与诺奖结缘？中国文化人们也只能挨着煎熬，尝着苦楚，嘴上却还很硬，毕竟还得要个脸面。
不过，如果说我们中国作家中究竟谁应该得到此奖，或者说谁更具有诺奖相，每个读些书的人的心中，都有个自己的排行榜，而且都会说出来自认为最充分得奖的理由的，似乎也感觉一定有说服力的。
从1901年到今天已经过去106年，诺贝尔文学奖总得奖人数为103人。其中亚洲人只占四个。一个是印度人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一个是日本人川端康成，1968年得此奖。另外一个是日本人大江健三郎，1994年得此奖（网友提醒的。呵呵。不好意思。谢谢了。见下面二楼评论。__博主注）。另外一个就是入法国籍的华人于2000年得到的。从1901年到1913年，是13年的时间。再从1913年到1968年过了55年，瑞典人将目光投向了亚洲人。又从1968年到1994年经历了26年的时间，将此奖颁给了另个日本人。之后于2000年，再将目光聚焦亚洲，给了一个法国籍的中国人。如果还要争取的话，恐怕得等上一些时间了。另外，诺奖有个规定，不颁发给故去的作家。（尽管历史上，一共颁发过两次。）于是，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自我感觉不错的有可能获得提名的作家，不但要把作品写到令洋人服膺的程度，还得把洪昭光的书读好，得一直坐在健康列车上，不能中途下车。
那么，为什么中国作家这么难以受到那十几个瑞典评委们的青睐呢？中国作家的作品真的如德国汉学家所说的那样糟糕吗？这里，我不去参与辩论。我只想从中译英翻译角度层面，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作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有诺奖相的问题。
刘心武不懂外语，但有一次跟我聊天中，却说过一段很有道理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所有作品在翻译成外语时，都存在一个“符码”问题。我后来仔细地思来索去，的确很认同他的这个“符码”理念。
汉字本身的表达，产生出自有的一种内涵与外延。读者在读到一个“汉字”时，脑中产生出一种或大或小的意义，对这种大小程度的把握，是中国人自幼学习与培养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把握，其中中国人几千年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也起更重要的作用。此外，经过多少年的特定环境的耳濡目染，使读者能以最准确的概念理解其中的意思。简言之，作家们知道用什么样的字眼可以使读者准确地产生怎样的心理感受。
当被翻译成英语后，这种或大或小的内涵与外延的范围的把握，成了外国读者（包括那十几位评委）理解作品的唯一手段。倘若被翻译或转述到正好程度，那就有可能使洋读者产生与中国读者一样的共鸣。不过，更多时候，却必须对一些字眼或句子或段落进行最详细的解释，才有可能期待外国读者大小正好地把握与理解原文的意思。有时，即便做了这些解释性的工作，也未见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彻底理解。
在符码这一问题上，旅美华人作家哈金则来得聪明些。他的一些作品很好地处理了这个“符码”问题。比如在描述中国现当代历史时期的一些人物时，他不是用可能更准确但却更容易引起“阅读反感”的词来打扰读者的顺畅阅读过程，而是简单地使用了“红卫兵”等已经被外国读者非常理解的词，替代现当代史上一些作恶多端的人，这样，就可以不再宥于解释困扰外国读者的中国各历史时期的专有名词上面，又极大地提高了读者阅读兴趣，可谓一举多得。现在看来，这一点对于哈金在美国用英语写作并获得巨大成果起到了很大成效。至少可以说，他的作品没有破坏掉人们阅读的快感。作为一个小说阅读者，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一面看情节紧凑的小说故事，一面却被强行要求到每页的天头地角去读过多的背景或名词解释，况且有些东西即便解释给老外，也几乎是等于对“洋牛”弹琴。
但纵观现在翻译界状况，却令人心寒。英译中翻译人才已经不是很多，这里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人才，而不是只翻译合同、简单口译或电子邮件等。至于像杨宪益老先生那样的中译英人才，则可说是凤毛麟角。最有可能的是，我们寄希望于一些老外汉学家们。但问题是，很多老外“汉学家”们，还只徘徊于深刻认识汉字与汉文化的更深层次的门外，只识皮毛，不得要领的阶段。
如何使中国的活着的大作家们走向世界，获得诺奖，其实，根本不是作家们的问题。说句公道话，高行健的获奖作品与中国很多大作家们的作品相比，并没有什么太过特殊之点，也无明显傲人之处。不过是因为他的作品被更传神地翻译给了瑞典人，使他成为第一个华人获奖。中国作家们目前应该做的，不是唉声叹气，而似乎更应该细心培养几个真能把自己作品翻译出去的大翻译家，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么。呵呵。
我更建议一些大牌作家们，将自己的作品用真正的“符码”翻译给老外，或者至少像哈金那样，用“更符合老外思维方式”的形式，把自己的作品介绍出去。这其中必须包含翻译家的费尽心思和绞尽脑汁。
假如这样，我想，中国很多作家可能会一下子具有了诺奖相。不过，这得需要不短的时间。只是每年颁奖时刻，我们还必须面对众多的负面评论，还得给自己找出自圆其说的借口，再默默地等待着下一年此时此刻的来临。
附：从1901年到2006年得此奖的总奖金数为：1901年为15万；1913年泰戈尔得奖金14万3；1968年川端康成得了35万；1994年的大江健三郎得了7百万，2000年高行健得了9百万。到了2006年已经高达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一千多万人民币。关键不是钱，而是成为100多位诺奖获得者的小小俱乐部中的一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