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自称是一个“码字儿的”。北京城里，“码字儿的”多了去，赶一暖和天，傍晚，后海转一圈，一溜溜蹲墙根眯缝眼剔牙捡太阳花子的主，都是“码字儿的”。作为“码字儿的”，王朔不能和王小山、王晓峰比，只能和王小波比。前者写专栏写博客，属于闲杂人等；后者搞文学，属于正经行当。王朔新书《我的千岁寒》，有小说，有哲学，有电影剧本，五花肉，千层饼，交给书商换银锭，在北方叫“乱炖”，在南方叫“佛跳墙”，能够拿出来说道说道的，只有小说《我的千岁寒》，其余的只是配菜，看热闹则可，评论毫无意义。
大俗套一个 《我的千岁寒》，得名于小说的第一部分第14节中的一句“春风吹开万年历，秋雨降下千秋寒”，大俗句，春联一个。作为春联，这个对句实际上不合乎喜庆的标准。同样，作为小说，《我的千岁寒》谈不上是一部多么好的小说，讲的是禅宗六祖惠能得法的故事，大俗套一个，王朔并没有在这个大俗套的基础上，添加其他戏剧性情节或者出人意料的元素。故事讲得基本圆满，不过不失。喜欢看王朔叔叔讲故事的人，大可以把这个小说放过去，不如直接到网络上搜索关于王朔的报道。
这部小说的优点，就是阅读的快感。小说的第一部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个优点，相比而言，小说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则仅仅是“正常”写作，无甚精彩的地方，类似跑龙套，目的是把一个大俗套的故事讲圆满。
所谓“阅读”，其重心在于“读”。中国的当代作家中间，能够写得出没有病句的作家凤毛麟角，能够写得出有阅读快感的作家，注意语速、节奏、声音的起承转和的作家，目前来说只有王朔一人。王朔在《我的千岁寒》中，与其说讲了一个大俗套的故事，不如说“唱”了一部嘹亮的小说。
“唱”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在小说的第五句中就袒露出来。“韶，——太阳刚出沿湖行走，来人口含刀，有帽檐有钩儿有斜刃，反映比唱还像歌，今天的意思就是会聊天”。这句话是小说的文眼所在：拆解了“韶”字的形体，拉伸它的意义。前一个动作如奇兵行险道，惊心动魄；后一个动作如老妇骂街，抖落裹脚包着的布陈谷子烂纸麻，虽是私货，无甚新奇。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立意所在，将《六祖坛经》的故事进行拆解，宛若庖丁解牛，运刀自如；将其意义进行拉伸，运用自己最擅长的“聊天”技能，讲解自己的人生感悟，虽然说得比唱得好听，却没有新意。
这就是一个好小说家的雄心所在：在小说的开头，全部摊开小说的秘密，剩下的就是叙述技巧的展现。只有坏的、没有自信心的小说家，才会在作品中不停制造悬念和新奇，希望能够三五分钟就抓一下读者，既表露了自己的不自信，又降低了读者的档次，把读小说变成挠痒痒。
在第一节，王朔已经把《我的千岁寒》中的全部包袱抖开。小说的第一节脱胎于《六祖坛经》的第一句，“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王朔将这一句每个单词拆开，以300字的篇幅，云山雾罩，交待了小说里的所有元素——时间(唐)、背景(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主题(六祖觉悟的故事)、人物造型(弓、麻绳、柴刀)、语言套路(北京话、四六杂陈)、杂耍(不着调的现代理工科名词如“能量圈”、现代词汇如“市长”)、写作目的(哲学版的“心灵鸡汤”)……
小说底牌：语言试验
“刺不穿甲就刺史，喘得跟朵儿云似的，降着香就过去了——云回头儿，云拱手儿，云游先了。云后坠着游槌儿，过会儿游过朵儿，手扶提梁，手背、后脑勺儿都给抡圆了。”在第一节的最后，王朔把这部小说的底牌全部掀开：语言试验！
中国的文字是表意为主，注重意义的连绵和完善，形音分离，口语和书面语，冰火九重天。结果，一方面，中国地大物博书同文，另一方面，各地方言参差，地域性格强烈。反映到文学上，造成中国的文学，书面语和口语分离，以表意为主，只要大道理说得通，无暇也没有能力进行细节的雕琢、人物的塑造、语言的风格化和地域化，既导致了人物的苍白，也导致了语言的呆板。中国现有的“白话文”，以北方方言为主体，因而，在绝无仅有的几次文学试验中，以北京话为底子的《儿女英雄传》、老舍，在接受领域，要远胜于吴方言的《海上花列传》。在大众视野里，王朔既是“京痞文化”的代表，也是京腔在文学上的集大成者。然而，王朔的京腔，是一种经过透析的京腔，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过滤和大院文化的杂糅，实际上和老北京的胡同话有很多差别。较之一百多年前的《儿女英雄传》，王朔的京腔，并没有表现出文学上的进步，却在一穷二白的上世纪80年代掀起波澜。这足以说明，中国文学的真正文本试验的东西太少——上世纪80年代的所谓“先锋派”，不过是一群“拾牙慧派”，喧嚣十年，丝毫没有文学价值。
《我的千岁寒》的语言试验，其特色并不体现在对话上。小说第二、第三部分众多的对话，较之王朔之前的水准，反而语言苍白，没有个性。《我的千岁寒》的语言试验，体现在王朔充分解读了汉字的行、音、意，在字-词-物之间联想、跳跃、粘结、转折，万马奔腾，草蛇灰线，壁垒森严。前举一例，“刺不穿甲就刺史”，是字的联想；“云回头儿，云拱手儿，云游先了”，是音的跳跃；“云后坠着游槌儿，过会儿游过朵儿”，既是前一句的“游”字的粘连，也是“UI”音的跳跃。
小说第14节到17节，也是全书最为出彩的章节之一，则将这种字词的试验进一步放肆开去，字词之间的跳跃几乎达到无痕迹的地步。这一段落和第28节、29节，天马行空，酣畅淋漓，如梦中跑马，如三伏天吃火锅。这已经脱离了京腔的范畴，而是纯粹的汉字试验，测试汉字在音-意方面可以承受多大的扭结、汉字的句法与逻辑可以承受多大的拉扯。文中的出人意表之处比比皆是，既有京腔的小里小气的小幽默，也有天外飞仙的大手笔。
百家讲坛版哲学
这些段落，也是最体现王朔的“哲学观”的段落，沧海桑田、譬如朝露，“水稻扬花就养虾了，水稻葱茏就改绕山溪了，水稻黄了就发山洪了，我都得变道了。”这种“哲学观”(是否能够称之为“哲学观”或用王朔言说的“觉悟”，其实难说)贯彻全书，也是王朔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然而，在小说力图全面展现这一意识的时候，王朔还是写出了一些败笔，比如小说第8节，李世民、杨广、惠能等的“唐朝同学会”——“唐会”一节，便是俗笔。首先，这种写法刘震云早就在“故乡系列”中用得登峰造极。其次，这一章节，全无必要，除了展现一下“京油子”的风采，逗贫、讽刺之外，与小说整体并无补益。
小说的另一败笔，在于全部人物面目不清，所有人物都是衣服架子，没有语言、没有血肉。当然，王朔可以辩解，这不是一部故事书，而是一部“哲学书”。作为“哲学书”，故事俗套、人物俗套到如此地步，对于久享盛名的王朔来说，也是需要勇气的。好在王朔睥睨天下，不缺勇气。同样，作为“哲学”，小说本身也是大俗套，甚至王朔发明的一些词汇，比如“能量圈”，词不达意，不知所云。禅宗虽然讲究明心见性，不落文字，毕竟还是有着一套纯熟的指意符码的，王朔在里面不仅没有发明出新意，反而绕进去转不出来，俗称“鬼打墙”。
20年前，王朔说“我是一个俗人”，20年后，王朔直奔“高层次”而去。这本书中，还有所谓北京话版《金刚经》以及《唯物论史纲》，都可以归入“百家讲坛版哲学”之列。国人对于宗教，一向是禅宗皮相净土骨肉，上坛讲禅下坛扶乩，风光时讲儒讲法，破落时谈禅说玄。依此看之，王朔也没有逃出这个规律。美人迟暮英雄落魄，是应该叹息的，然而，美人迟暮犹可见风韵，英雄落魄更可见风骨。最可怜见，却是美人如徐静蕾变成知识分子，英雄如王朔开始说禅。
“我的千岁寒”，修禅千年，难道能修成韩寒？假如一不小心真修成了韩寒，岂不是失了自家的范儿、砸了自家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