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 来源： 光明日报
近日,某作家针对当下中小学语文教育存在的一些弊病,撰文《对抗语文》,称要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一些高校学者、小学老师、儿童文学作家纷纷加入到“对抗语文”的行列。“对抗”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当下的语文教育过度强调道德教化作用,课本离传统文化越来越远。
理论上说,教材“强调道德教化作用”无可厚非,只要强调得法、强调到位,不存在“过度”问题。现在提出的质疑是:“我不反对有一些道德伦理的基本的东西,比方说真、善、美。但是你把它理解成更为狭隘的一些东西,这样,对中国文化来讲,不仅没有传承,还是一种破坏。”为了说明此观点,有论者还举了巴金的《鸟的天堂》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动刀”的例子。看来,所谓的“过度强调”,并不是教材编写者浓墨重彩地增加了“道德教化”的篇什,而是出于“道德教化”考虑,把经典文学作品“修正”了。
谁有权“修正”名家名师的作品?“修正”的标准又是什么?谁制定的?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也许教材编选者真的是出于“好心”,为了“完美”地宣传道德教化,由此而做了一些减法,动用了剪刀,将一些他们认为的“敏感”或“不妥”处,删减了、处理了,“弄干净”了。但是这样的“弄干净”,损伤了优秀作家、优秀作品的完整性和完美性,削弱了文学性,不但不能有效地“强调道德教化作用”,可能还“好心办坏事”地将文学作品承载的道德教化作用弱化了。有专家说,这种做法是把枝叶婆娑的大树变成了光秃秃的枝干,文学的信息就都流失掉了。
要想达到既让道德教化得以强化,同时又不损伤经典作品的文学性的目的,提高教材编写团队的整体水平已然成为当务之急。在我辈的印象中,语文教材、课本是应该由叶圣陶、吕叔湘等大家名师定夺的大事,如今居然“放权给地方”。从相关报道中可知,有些地方获得编写权的编写者往往是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经过层层转包,东拼西凑编出一本本良莠不齐的教材。这实在让人心忧。
在笔者看来,中小学语文教材不妨由国家权威教育部门来组织编写,汇集最好的教育家、文学家,遴选出一流的编写团队,编出权威的教材。某媒体曾搞了一个小型调查,参与投票的113人中,有76人投票支持全国统一教材。虽然只是一个小测验,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只有真正优秀的教育家和文学家并肩作战,才有可能实现把道德教化寓于文学性中,并在操作层面体现出来。如今,连作家和教育家都要“对抗语文”,说明语文教材确实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