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老子在春秋末期,还来得及告诫王侯们不要乱说乱动,“功成不居”,“功成身退”,以保持“国之利器”。那么,庄子在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正在激烈的进行,他们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终其天年”,其它的事情,已经谈不到了。
《山木》篇中写道: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
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
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子笑曰:“周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
“材与不材之间”,与“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相比,又有了通融之处,变成“瞎混”,似乎不能尽情“逍遥游”了。这样一来,重要的问题就是设法避害,保住自己的一条性命,其它一切都无所谓了。
(四)
《庄子》一书中还对儒家和孔丘作了尽情地嘲弄,言辞十分激烈。或者抬出老聃来教训孔丘一顿,或者让一位渔父来开导孔丘一番,有时又编一则故事对儒者加以侮辱。庄子对儒家学说的批判,主要是追究失败的责任,以发泄不满的情绪。而他们对富贵的鄙视,却显得极为清高,颇能引起读者的赞赏。不过他们鄙视的动机,却并不高尚。《秋水》篇写道: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年矣;王巾笥而藏于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于途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途中。”
这个故事用俗话来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他们的富贵已经失去,一个官职不足以医治心灵的创伤。于是赌气对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只想保住仅存的一条生命。他们将满腔悲愤发泄之后,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了。
清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污浊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庶几近之。一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虽然也有批判的作用,但往往偏执和过激。庄子对于社会政治的批判,不能说不尖锐,但其心理状态,主要还是属于后一种。
孔子要培
庄子的思想,是消极遁世的思想。人们在遇到重大挫折时,它往往能够起到一些安抚的作用,例如失去功名利禄,就鄙视功名利禄,以求心理平衡,但也只是暂时的止痛,并非永久的超脱。古代的知识分子,得意时就做官(奉儒),失意时就退隐(入道)。但退隐常常暗藏着另一种动机,即所谓“终南捷径”。正如孔稚圭《北山移文》中所描述,以隐居邀名,作为升官之台阶。
对于失败者的安抚,可以说是庄子最迷人的地方。他显得心胸开阔,傲视万物,清高无比,在苦难中哭泣的人,听到几句安慰的话,如旱苗之思雨,这也未尝不可以作为一片心灵上的止痛片。但停止疼痛,并不等于人生最高境界。如果作为终极目标去修炼,跟着庄子走,则容易变成阿Q主义,陷入精神胜利的境地,而不能自拔,永远是个失败者。
(1992年初稿,2004年修订,2007年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