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一~九”，一二三四五，积画，四方、交午，纵横，都好理解，
YY推测“六七八九”也有失传可以臆想的说法 ：六七八九对应 ^ ﹢ ║ ├
YY的目的很简单，古人在沙地泥土上划道道时已经找到了文字最基本的结构单元：（井田）字元结
如果数字“六七八九”积画而成就会很不方便，古人一定寻找了最简单的办法。
我个人认为"六\七\八\九"就是两根棍子可以组合出来的四种情况,请参见:
卜、九、贞
原帖由 yywzw05 于 2012-5-8 03:18 发表 http://www.pkucn.com/images/common/back.gif
“六七八”没什么问题，略识古汉字就理解它们和“^ ﹢ ║” 存在映射关系。
主要问题还在“九”这里。如果古文“九”写成“人”字模样那是多么神奇美妙的事呀。:cry:
仁兄勇者提示：当人类认识到九十之时， ...
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因为受其“日积月累的文化因子”的干扰已经无法了解其最初真相。
所以要了解其最初真相基本上是“扯谈”。
要弄清楚“卜、九”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扯谈”。
YY为此还得扯上了“贞”字
贞者，正也。这种基于“文化”的解释基本上就是很有意义的“扯谈”。
许慎云：贞，卜问。一般人也不会这么认识“贞”字。
还是看图省事，而且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YY发自内心地佩服古人玩棍子的功夫，六根棍棍上面那样摆放，通神:D 啦。
原帖由 yywzw05 于 2012-6-9 23:44 发表 http://www.pkucn.com/images/common/back.gif
"井田理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的核心,换一个角度还可以说,
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认识不仅仅是天人地的"上中下"直线型的符号"三"式梯级认识,
也不仅仅是加上以人为本的"左中右"平面型的符号"田"式层级认识,
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对世界的认识就是的立体的"魔方"的符号"亞"式全方位的探寻.
"形而上"的意义必须通过"形而下"来体现.
中华"国之重器"的设计从来都会贯彻"井田理念".
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中国未来空间站与其它空间站,还是看图最直接:
期待神九明日18时37分发射成功:P
[ 本帖最后由 yywzw05 于 2012-6-15 23:56 编辑 ]
井田制与北京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井田制与北京城讲座2010-04-02 历史学院 [大] [中] [小]
3月30日下午，历史学院城市文化管理系“北京史专家论坛”第五讲，邀请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王彬研究员做了题为“井田制与北京城”的专题讲座。郗志群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王彬先生的讲座主要从“微观地理”的角度分析了元明以来北京作为王朝都城的城市功能布局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胡同、四合院等典型的富有地域特色的规划建筑单元的产生及文化特点。
王彬先生认为：从《诗经》、《孟子•滕文公》、《周礼•考工记》等先秦文献追述上古的井田遗制来看，早期的井田制曾深刻的影响到当时及以后的王城规划理念。北京作为近古以来的王朝都城，其格局、里坊、道路以及四合院，其设计思想便基本是井田制的体现。元明以来的北京城提供了王朝稽古追礼的政治合法性；胡同和四合院则为城市居民的世俗生活提供了“居之安”的理想居住模式。
城市属于宏观地理，城市中的每一片区域、每一条道路、每一座院落都是城市的有机要素。但是，在进行城市规划和改造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这些要素，忽略微观地理中的具体情况。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只有在认知微观地理的前提下，才能更全面地认知城市，在进行城市大规模建设和改造的时候避免失误，达到新旧景观格局的协调。
王彬先生的讲座丰富了大家对北京城市的认识，亦给大家学习和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提供了多元、有益的视角。
http://www.cnu.edu.cn/pages/info_details_xwbd.jsp?seq=10646&boardid=70202&classcode=70202
井田制与北京城
作者：佚名 时间：2009-1-11 语言转换： 收藏本页
http://www.btcbd.com/Culture/2009/2624.html
明北京地图
西方有一句哲谚：“城市是人建的，乡村是神造的。”其实，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归根结底是人修建的。
在中国，城市与井田制密切相关。专家考证，井田制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发展到西周时期，成为定制。(锰子·滕文公上》说：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大意是，一里见方的土地为一井，每一井九百亩，划为九份，每一份是一百亩。中间的一份是公田，其余八份是私田。每一户农民拥有一百亩土地，八户农民便拥有八百亩土地。按照当时的制度，八户农民首先要耕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诗经·大田》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是那个时代经济制度在诗歌中的曲折表现。如果在九百亩的土地上划出九份，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字的形状。这样的土地制度被表述为井田制，也就可以理解。
为了耕种与管理，在井田制的土地上，农民要规划道路，挖出沟渠，定出边界。在边界上开沟启土，堆积土垣，称“沟封”，如果在沟封上种植树木，这样的树木，便叫做“封树”。
这种把土地规划为九等份的制度，反映在疆域的知识上，便是天下分为九州的概念；反映于城市建设，则是“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的思想。“国”，在这里指周天子的王城，相当于今之首都。在营建王城的时候，要把王城划出九个等份，天子居一份，庶民，包括官员与市场用地居八份。天子所居的一份为宫城，到隋文帝的时代，又在宫城外面加筑皇城，居于王城中央，庶民等人所居的八份为里，或者市，环绕四周。这样的划分必然呈现出“井”字形状。
《考工记》认为，理想的王城应该是一个南北与东西长各九里的正方形城市。宫城居于城市中心，在官城的左面设太庙，右面设社稷坛，前面设外朝，后面设市场。王城的每面开辟三座城门，也就是“旁三门”。城门之下构筑道路。每一条道路是三条路幅，中间走马车，两侧走行人。这样，王城之内便有三条南北干道与三条东西干道。由于每条道路都是三幅，因此也可以说是九条南北干道与九条东西干道。其中，第二条(或者说第五条)，处于城市的中间位置，是城市的中轴线。宫城
居于王城之中，自然处在两条中轴线的交会点上。而其他四条道路则恰好把王城分为九个部分，从而体现出井田制的思想运用于王城建设的基本原则。
中国科学院的张驭寰先生在1960年3月曾经对洛阳的东周王城进行勘察，后来在他所著的《中国城池史))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他说：
全城东西宽度计六里，南北长约六里半。因此全城基本为方形。全城四面各开三个城门，共计十二个城门，东门称作九鼎门，传说周成王迁九鼎就是从这里进入的。城内还有东西、南北道路各九条。……王官修建在中央大道上，左有宗庙．右有社稷坛，前面是朝会诸臣诸侯的各种殿宇，后部则是商业市场。
王城理念，或者说，井田制的思想，不仅运用于当时的王城建设，而且为后人所继承。北宋时期的首都开封是这样，金朝的中都模仿北宋的开封也是这样。皇城居中，每面的城垣开辟三座城门。正门辟三个门洞，旁门辟一个门洞。金中都虽然筑有六组相对的城门，然而由于皇城的阻隔，只有四条大街贯穿全城，从而把全城分割为九个部分。元代的大都，亦是这样的。城池基本是正方形的，皇城择中而立；前面设置外朝，后面设置市场，左侧设立宗庙，右面设立社稷坛，王城的构筑原则在大都基本得到了体现。但是，大都的布局又难免受到当时的思想与环境影响而有所变通。
变通之一是，宫城虽然处于南北的中轴线上，但不是处在城市的中心区域，而是居于偏南的位置；
变通之二是，北部只开辟两座城门，这样，大都便只有十一座城门了。虽然如此，与城门相对应，大都依然开辟了三条南北干道与三条东西干道，只是中轴线的北端投有城门罢了。
洪武元年(1368)，明朝的军队攻入大都，把大都的北部城垣向南缩进了五里。为什么要把大都的北部废弃?通常的解释是出于防御的考虑。城市收缩了，增加了防御密度，便于抵御外来的袭扰，因为大都确实幅员广阔，而且北部荒芜。然而，是否还存在另外理由?因为其时的大都，已经不是国家的都城，不能再按照王城理念保持“旁三门”的数量，有必要减少两座城门，于是便把大都压缩为“旁二门”的城池了。
永乐四年(1406)，北京被重新定为首都，为了适应皇城的建设，把南部的城垣向南扩展了一里多，这样，北京城的中心点便落在景山上。景山位于紫禁城的北侧。这一变化，相对于宫城原来偏南的状态，是一个重大调整。这一调整当然可以理解为其时的决策者对王城思想，也就是井田制的理解与对历史的纠偏。
北京其时只有九座城门。相对于大都，城门虽然减少了，但是，在形状上，也基本是正方形的，只是由于地理的影响，西北部的城垣采取抹角的形式。南北干道完全沿袭了大都的布局，东西干道则缺少了肃清门与光熙门之间的道路。
嘉靖四十三年(]564)，同样出于防御的考虑，北京加筑了外城，在南部开辟了左安门、右安门与永定门，与内城南垣的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相互对应。在东部开辟了广渠门，西部开辟了广安门。如果把外城与内城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在北京东西两边的城垣上，又恢复了《考工记》中“旁三门”的思想。即东边三门：东直门、朝阳门、广渠门；西边三门：西直门、阜成门、广安门。由于增加了东西对应的两个城门，自然也就增加了一条干道，即今天的两广大街，从而恢复了王城中
南北与东西各三条干道的格局。
即使到了今天，北京二环路以内，依然保存了历史上的城市格局，只是道路拓宽了，把不少胡同与四合院拆掉盖楼，把城垣拆掉，修筑环路而已。然而，沟通环路的主要通道仍然以旧有的干道为主。就此而言，北京城仍然保持了井田制的基本形态，是历史在当代的凝固与延伸，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 本帖最后由 yywzw05 于 2012-7-8 20:52 编辑 ]
作者：佚名 时间：2009-1-11 语言转换： 收藏本页
http://www.btcbd.com/Culture/2009/2627.html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经济制度。对这个问题，论述颇多，而且至今仍有歧义。焦点是井田制所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形态，还是奴隶与奴隶主的生产关系。虽然这个争论至今没有结论，很有可能仍将继续下去。但我还是倾向于领主的庄园制度，并从此出发讨论井田制与北京的道路问题，进而阐述井田制对道路的规划是如何在数千年后仍然影响着北京的道路格局。
明乎此，对于北京道路的保护和利用，便提供了一个认知基础，从而在保护古都北京的意识方面增加了一个支点。
井田制对道路的规定
井田制是中国古老的土地制度。其核心是土地的所有权属于等级不同的大小领主。这些大大小小的领主，为了便于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将土地划分为若干等份，其中一部分留给自己，另一部分分配给农民。农民只有在耕种完领主留给自己的土地以后，才能够耕种领主分配给他的土地。这样，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便分离开来，所有权是领主的，使用权是农民的。在农民看来，领主留给自己的土地，不属于自己，分配给农民耕种的土地才与自己有关，而且可以长期使用，事实上成了农民的私田，因此农民把它称为“我私”，相对应的领主留给自己的土地则被农民称为“公田”。
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农民可以耕种一百亩土地，因此一百亩被称为“夫”。九夫的土地便是九百亩，称“井”，也称“里”。井，或者里，往往作为分配土地时的基本单位。在这九百亩土地中，领主把八百亩土地分配给八个农民，每个农民一百亩土地，剩余的一百亩留给自己，让农民给他耕种。《毂梁传·宣公十五年》所记载的：“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就是这个意思。为了便于八个农民等距离到达公田劳动，公田自然被安排在中心位置。易言之，公田是八个农民共同耕种的地方，是联系八个农民的枢纽。井田制这种对土地的划分形式，折射在其时的王城理念上，便是同样把王城划分为九分，将官城置于王城的中心区域，因素之一，也是从城市枢纽的角度考虑的。
农作物离不开水，也离不开农民进出的道路，从而要根据土地的面积开辟出不同尺寸的沟渠与道路。《周礼·遂人》这样记载：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畋；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已达于畿。
大意说，在开垦农田的时候，要考虑到沟渠与道路的布局。具体的措施是：一百亩土地，要在上面挖出小沟，小沟旁边筑径，一千亩的土地，要挖出沟，沟旁筑畋；一万亩的土地，要挖出洫，洫旁筑涂；十万亩的土地，要挖出浍，浍旁筑道；一百万亩土地，要挖出川，川旁筑路。这条路是通向王城的大道。
土地面积不同，于其上挖掘的沟渠不同，在沟渠旁边构筑的道路等级也不同。径、畋、涂、道、路，从低级到高级，构成了田问五涂，而这其中，通向王城的路是最高等级的。
道路的等级不同，路幅也不同。其中，径的路幅是四周尺，畋的幅度是六周尺，涂的幅度是八周尺；道的幅度是十六周尺；路的幅度是二十四周尺。
对此，郑玄的解释是：“径容牛马，畋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周制：大车两辙之间是六尺；乘车两辙之间是八尺。轨是指车辙，一轨便是一辆乘车。“畋容大车”的意思是在畋上可以行驶一辆大车；“涂容乘车一轨”的意思是指在涂这样等级的道路上可以行驶一辆乘车。在井田制对道路的规划中，最宽的路可以行驶三辆乘车。乘车就是战车。西周的军事力量以战车为基础，故而在道路的规划中也要以战车为基本单元。从纵横田地的阡陌到通向王城的大路构成了井田制的道路网络。
王城的道路理念
王城内部的道路是如何规划的呢?收入于(《周礼》之中的《考工记》说：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王城九里见方，每面城垣开辟三座城门。每座城门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下面便有三条道路，一面城垣辟有三座城门，而且，东西、南北的城门相互对应，那么城门下面便有三条道路。每条道路是三幅，总计是九条道路，即：九经九纬。这些道路构成了王城内部的主要道路，这样的道路在《考工记》中表述为经涂，也就是今之干道。
由于宫城占据在王城的中心位置，南北方向与东西方向的中间道路被阻挡了。只有宫城周围的其他四条道路相互贯通，从而构成井字形状。
二十世纪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发掘出楚国郢都西垣北门的遗址，发现了两座门垛，三个门道。与其相对应的道路应该是一道三涂。这三条门道幅度不等。中间的门道经测量大约是7．8米，两侧的门道各宽3．8至4米之间。很可能中间是车道，两侧是人行道。这个制度为汉代长安所继承，《西都赋》云：“披三条之广路，达十二之通门。”，《三辅旧事》谓：“门三涂洞开”表述得十分清晰。
经涂之外，还有环涂与野涂。《考工记》载：
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环涂是指城垣内侧的道路，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顺城街，每面城垣下面都有一条顺城街，东西有两条环涂，南北亦有两条环涂，总计四条，从而形成围绕城垣的环行道路。
野涂是指城郭外面的道路，通过野涂把王城里面的道路与王城外面的道路连接起来。
王城内部的道路，等级不同，路幅也不同。道路的等级越高，路幅越宽。上面说到，轨，指车辙，车辙之间的距离是周制8尺，九轨就是72周尺，七轨是56周尺，五轨是40周尺。九轨的经涂，可以行驶九辆乘车，七轨的环涂可以行驶七辆乘车，五轨的野涂可以行驶五辆乘车。
城市的等级不同，道路幅度相应递减，按照《考工记》的记载，诸侯城，比如燕都的经纬涂在幅度上，相当于王城里面的环涂，它的环涂，相当于王城的野涂；诸侯城以下采邑城(都)的经涂更是等而下之，只相当于王城外面的野涂。
有的专家认为，干道之间的距离太大，因此，在王城里面还应该辟有与干道相平行的次干道，用来满足人们的出行，次干道也是对应设置的，南北四条，东西四条。套用《考工记》的表述，这样的道路，不妨称为次涂。
南北方向的三条经涂、四条次涂与城垣内侧的两条环涂，总计是九条道路；东西方向也是三条经涂、四条次涂与城垣内侧的两条环涂，也是九条道路，从这个角度说，把南北与东西的经涂、次涂与环涂，也就是干道、次干道与顺城街联合在一起，也可以称之为九经九纬。这样的规划，对后世都城的道路布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除宫城以外，在西周时期的王城里面，更多的是普通百姓所居住的里。里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设门，门临大道。在里的中心地带设置社坛，即里社。社的四周营建住宅，住宅按编户组织，以闾为单位。《周礼》说“五家为比”，又说“五比为闾”，二十五家为一闾。四闾为一族。也就是说，一族有一百户人家。每一族的住宅连为一排。住宅南北相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郑州商城发掘出当时里的遗址，半地下的房屋有组织地南北相向而对，彼此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这应该是里中的道路遗存。里中的道路，在古籍中表述为巷。《周礼》有一节关于量人职责的记述，量人的职责颇多，职责之一是：“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巷、门、渠，造都邑亦如之。”
《诗经》中收有一首题日“叔于田”的诗歌，颂扬一位叫“叔”的青年猎人的豪迈与英武，其诗的开端是：“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巷之外，还有类似于环涂的环巷，类似于次涂的支巷，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曲。
那么，巷有多宽呢?《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的春天，楚国与郑国交战，楚国的军队进入郑国的都城，郑伯脱去衣服，光着脊梁，牵着羊，迎接楚王，向他谢罪请求媾和。楚王原谅了他，退兵三十里与他结盟。在这段记述中，先是郑人为求和占卜，结果不吉利；后来又为在太庙里哭泣与道路上的车辆而占卜，结果却很好。原文是这样表述的：“且巷出车，吉。”表明在巷中，是可以通行车马的。类似的记载，在先秦史籍中还可以见到，比如上面所举的“叔于田”中，在第三节中，有这样一句：“巷无服马。”服马，指用马驾车。有的专家推测，面积狭小之里，其中的巷，大概可以通行一辆马车；大里，其中的巷，也许可以通行两辆马车。一辆马车是一轨，一轨8周尺，两辆马车是两轨，也就是16周尺。相对72周尺的涂，8或者16周尺的巷，只能算是微涂。
井田制中的径、畋、涂、道、路，在王城中转化为曲涂、微涂、环涂、次涂、经涂，从而遮蔽上神秘色彩，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续
大都的道路布局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忽必烈开始营建大都，九年以后竣工。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最美丽的城市，辟有十一座城门。其中：
东垣辟三门。中为崇仁门，即明清东直门位置，在今东直门立交桥处。南为齐化门，即明清朝阳门位置，在今朝阳门立交桥处。北为光熙门，位于现在的和平里北街东端，望和铁路桥的位置。
西垣辟三门。中为和义门，位于今西直门内大街西端。1969年修建地铁，拆除明西直门箭楼，发现了被围裹在里面的和义门瓮城遗存。南为平则门，今阜成门内大街西端。北为肃清门，在今学院南路与西土城路交会处，尚存瓮城残址。
南垣辟三门。中为丽正门，位于天安门南。丽正门之东是文明门，位于今东单路口南部。丽正门之西是顺承门，在今西单路口南侧。
北垣辟两门。西侧是健德门，在今德胜门外五里小关处。东侧是安贞门，在今安定门外五里小关处，俗称五路居。
对照王城的建设思想，大都在北部少开了一座城门，而且，南北方向的城门也不相互对应。
上面谈到，按照《考工记》的设计思想，四面城垣应该各开辟三座城门，总计十二座城门。大都虽然遵循了《考工记》的理念，却只构筑了十一座门，从而就令人费解。为什么会是这样?这要从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说起。刘秉忠，今河北邢台人，学问渊博，精通《易经》与《邵世经书》，深受忽必烈赏识。元的上都与大都均是他设计的。因此，元大都在城门的数量上违背《考工记》的定制，很可能与刘秉忠信奉邵雍之学有关。邵雍认为，阳主赢，阴主虚。阳在乾位“全用”。阴在坎位，“不全用”。故而南垣辟三门。坎位在北，而“北不全见，东西各半”，故而要略去一门，以示“北不全见”。
北部由于减少了一座城门，故而在两门之间的距离上，也不得重新进行考虑，相对于文明门与顺承门之间的距离，安贞门与健德门的距离要近一些。这样，南北两侧的城门便不相对应。
虽然如此，大都仍然遵照王城理念，开辟了九条南北与九条东西的主要道路。
南北方向是五条干道：文明门下面的道路，今之东单北大街、雍和宫大街沿线；丽正门下面的道路，今之地安门大街沿线；顺承门下面的道路，今之西四北大街、新街口大街沿线；安贞门下面的道路，今之安定门内大街、安定门外大街沿线；健德门下面的道路，今之德胜门外大街沿线。两条次干道：文明门与东城垣之间的道路，今之东直门南小街沿线；顺承门与西部城垣之间的道路，今之锦什坊街沿线；两条顺城街：东部城垣下面的道路，今之东土城路沿线；西部城垣下面的道路，今之复兴门北顺城街沿线。
东西方向是三条干道：光熙门与肃清门之间的道路，今之和平里北街与学院南路沿线，崇仁门与和义门之间的道路，今之东直门内大街与西直门内大街沿线，齐化门与平则门之间的道路，今之朝阳门内大街与阜成门内大街沿线；四条次干道：光熙门，肃清门与北部城垣之间的道路，今无考；光熙门与崇仁门之间的道路，今之北二环路沿线；崇仁门与齐化门之间的道路，今之平安大道沿线，齐化门、阜成门与南部城垣之间的道路，今无考；两条顺城街：北部城垣下面的道路，今之健安东路与健安西路沿线；南部城垣下面的道路，今之东裱褙胡同沿线。
南北九条，东西九条，构成了大都的九经九纬。这些道路的等级不同，路幅也不同。时人熊梦祥在其所著的《析津志》“街制”中这样记载：
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闹。大街，应指大都城门下面的主干道。小街，应指主干道之问的次干道。元代一步五尺，折合今之1．54米，二十四步，相当于现在的36．96米。十二步为今天的18．5米。二十世纪曾经对光熙门下面的道路进行过钻探，路幅为三十七米，十分接近熊梦祥所记载的二十四步。而在大都的次干道，以东直门北小街与南小街为例，根据测量，前者宽13米，后者宽12米。如果像对光熙门下面的道路那样进行钻探，也许会得出接近历史的数据。
在大都，除干道，次干道与顺城街之外，还有火巷与胡同。熊梦祥记载其时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衡通”。火巷，是为了防火而在房屋之间开辟的狭长形状的空地。这是一个颇为古老的词汇，《宋史》中讲述一个叫赵善俊的官员到鄂州做太守，就在他莅任的那天，城里燃起大火，为了避免再发生这样的灾难，赵善俊“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火巷后来成为街巷的代称。衡通，今天写作胡同。胡同是什么意思呢?今人考证是蒙古语水井在汉语中的音译，熊梦祥说“衡通二字本方言”，哪里的方言呢?从而婉转地折映出隐含的历史信息。
根据熊梦祥的叙述姿态，大都中的大街、小街、火巷、胡同是处于不同等级的道路状态。如果排次序的话，大街高于小街，小街高于火巷，火巷高于胡同。大街与小街属于主要道路系统，火巷与胡同属于微观的道路系统，相当于王城内部的巷或者曲。大街二十四步宽，小街十二步宽，那么，火巷与胡同的路幅是多少呢?可惜《析津志》是一部残书，没有留下有关的记载。有的专家认为，胡同的路幅应是六步，约当今之9．24米。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说：胡同与胡同之间为五十步，合七十米，但这是根据第一条胡同的中心至次一条胡同的中心来计算的。如去掉胡同本身六步的宽度，则两条胡同之间实际占用的距离为四十四步，合六十三点六七米，这与现存北京胡同之间的距离是符合的。
如果胡同是六步宽，那么火巷的路幅是多少尺寸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假定以三为模数，则火巷的路幅是九步，相当13．86米，胡同相应递减为六步。我的看法是根据《析津志》中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采取了双倍的递减原则，如果同样以三为模数，那么路幅六步的应该是火巷，而不是胡同。如果火巷是六步，则胡同的路幅应该是三步，析合今之尺度约在四军百米之间．
专家认为，今天的东四、西四一带是大都胡同的遗留，如果根据现今胡同的路幅判断，东四一带的胡同，其宽度在七至九米之间，则应该是火巷的遗存；西四一带的胡同，其宽度在四到五米之间，应为胡同的遗留，大都时代唯一有名称流传下来的砖塔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根，其平均宽度则仅为四米。
这些当然仍旧是推测，需要考古的实际调查，才能够得出科学结论。
但是无论怎样说，火巷仍然可以说是王城之中的巷，胡同只是曲，也就是支巷，而且数量不多，只有二十九条，与三百八十四条火巷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不过占其比例的13％罢了。
三百八十四条火巷与二十九条胡同属于微循环道路系统，相当于井田制的径、畋、涂之类；大都的大街与小街类似于井田制的道与路，井田制的道路规划通过王城的建设理念真实地反映出来，从而共同组成了大都的道路网。
大都以后的道路状态
明代的北京由内城与外城两部分组成。内城有九座城门，外城有七座城门。
内城的九座城门是：南垣三座城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北垣两座城门：安定门、德胜门；东垣两座城门：东直门、朝阳门；西垣两座城门：西直门与阜成门。
嘉靖四十三年(1564)加筑外城。外城的南垣三座城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北垣三座城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东垣一座城门：广渠门；西垣一座城门：广安门。
如果把内城与外城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内城的南垣与外城的北垣相互重叠，不是城池的周边，可以忽略不计，开辟于其中的城门自然也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明代的北京如同元代的大都，仍旧有十一座城门，从而决定了北京与大都在干道的数量上保持了一致。具体说，南北方向是五条干道：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德胜门、安定门下面的道路；东西方向是三条干道：东直门与西直门、朝阳门与阜成门、广渠门与广安门之间的道路。这些道路今天都保存下来，依旧在为北京繁忙的交通服务。
当然，与大都相比，北京的干道，在位置上是不完全一致的。之一是：北京的北部城垣没有沿袭大都的北垣，而是在其南边五里的地方另外构筑了新的城垣，这样便废弃了光熙门与肃清门，自然也就废弃了这两座城门之间的道路。之二是：外城的左安门与内城崇文门，外城的右安门与内城的宣武门不相对应，这样左安门与崇文门之间的道路，右安门与宣武门之间的道路自然也不相互对应，换而言之，在内城，南北方向的干道与大都南北方向的干道在位置上是重叠的，在外城则不重叠。
与大都相比，明北京的道路数量增多了。上面说过，大都有三百八十四条火巷，二十九条胡同，二者相加是411条，加上九经九纬，总计是429条大街小巷。嘉靖三十九年(1560)，一个叫张爵的人把北京的道路名称汇编成册，以《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书名出版。根据张爵的统计，在他的时代，北京共有1170条街巷，几乎是大都街巷数量的三倍。在这1170条街巷中，胡同有459条，约占总数的40%，几乎是大都胡同的十六倍。起源于大都时代的胡同，在明代的北京终于蔚为大观，成为微观道路的主要形态。而在微观道路系统中曾经占有极大比例的火巷却几乎不存，不知是什么缘故，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进入北京，但是，在清人的打击下，很快退出北京。九月，年幼的顺治皇帝进入北京，十月宣布“定鼎燕京”。对于北京，清人采取了全盘继承的原则，北京的道路格局没有变化，只是街巷的数量增加了不少。据统计，清代末年，在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总计有2211条街巷，其中有1121条胡同，约占总数的50%；。
1949年前后，北京城内的街巷达于高峰，约有3216条街巷，其中有103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32%。但是，在道路的格局上，并没有根本变化。
即使到了今天，这种道路格局，在北京的旧城范围内，也没有发生颠覆性的革命，只不过是把城垣拆除，改造为环路；把许多狭窄的胡同拆掉建造楼房；把干道拓宽、延长而已。井田制的道路规划通过王城理念，至今仍然对北京发挥着难以回避的重要影响。 井田制与北京的胡同
作者：佚名 时间：2009-1-11 语言转换： 收藏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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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大意说，一里见方的土地是一井。井是正方或者长方形的，一井有九百亩，划为九份，每一份是一百亩。中间的一份是公田，其余八份是私田。每一户农民拥有一百亩土地，八户农民便拥有八百亩土地。按照当时的制度，八户农民在耕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这就是井田制的基本内容。
由井田制派生出来的是用于居住的“里”。里，也是正方或者长方形的，也是九百亩，也规划为九等份，八份是居民住地，一分是公共用地，是祭祖、酬神和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里，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是城市。根据成书于西周末年《考工记》的记载，周天子居住的王城，也就是首都，理想的形式应该是正方形的，城里面设置九里，如同井字，中间的里，是皇城，皇城居于王城的中心位置；其余的里，作为百姓的居住之地，围绕在皇城的四周。为了方便里中百姓的出入，在里的四周开辟里门；同样，为了方便城中百姓的出入，也要开辟城门，每面三座，城门的设置是，南北相对，东西相对，全城共有十二座城门。
城门之下是道路。其中，南北之间有三条道路，称经；东西之间亦有三条道路，称纬。但是，城门之间的距离太大了，只在城门之下设道路，不便出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城门之间，城门与城垣之间、城垣内侧构筑六条与干道相平行的次要道路。这样无论是南北，还是东西各有九条干道，时称九经九纬。
干道与次干道，在西周的时候称涂，后世称街。
皇宫以外，是普通百姓所居住的里。里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设门，门临大道。在里的中心地带设置社坛，即里社。社的四周营建住宅，住宅按编户组织，以闾为单位。《周礼》说“五家为比”，又说“五比为闾”，二十五家为一闾。四闾为一族。也就是说，一族有一百户人家。每一族的住宅连为一排。住宅南北相对。
里中的道路，在古籍中表述为巷。
巷之外，还有支巷，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曲。这种在里中辟巷，住宅构于巷侧的格局，被后世保留下来，成为很有情趣的生活空间，而且转化为诗人吟咏的素材。唐朝建中年间，少年自居易来到长安谒见名士顾况，顾况见白居易如此年轻，便对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至见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立即改口：“有此句，长安居亦容易，老夫前言戏之尔。”话虽如此，年轻的白居易委实没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宅，只能借寓永崇里的华阳观，他在一首诗中描述那里的环境是：“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萧飒风雨天，蝉声暮啾啾。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残夏的风雨把槐花摧落，车马无踪，没有车轮碾轧诗人的梦境，盈巷的槐花美丽极了。二十年以后，白居易在长乐里购得东亭。后来，又迁居到昭国里，由于官俸微薄，只能购买支巷(曲)边上的住宅，周围的环境也是“槐花满田地”，车马稀疏。对此，白居易宽慰自己是“务嫌坊曲远，近则多牵役”，偏僻自有偏僻的好处罢。巷这种充满幽静的生活情态的道路形式，元以后，在北京，以胡同的姿态出现。
民间的说法是，元大都是仿照两足(北面两门)三头(南面三门)六臂(东西各三门)哪吒的形体建筑的。时人张昱在一首题为《辇下曲》的诗中吟道：“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便是指此。
大都虽然少开辟一座城门，但是，仍然遵照《考工记》的思想，开辟了九条南北干道与九条东西干道，只是南北中轴线的北端没有相对应的城门罢了。
干道或者次干道，其时称街。街有大街与小街之分。街以下的道路，一称火巷，一称胡同。胡同是蒙古语在汉语中的借词，原指水井。胡同一词虽然产生于元代，但是，以其为词尾的道路，并不很多，根据元人熊梦祥的记载，在大都，只有二十九条胡同，有名称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西四路南的砖塔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根。
洪武元年(1368)，明朝的军队攻人大都，出于防御的考虑，把大都进行了适当改造。但是，大都的干道基本保留下来，并且成为胡同布局的经纬，直至今天，仍然在为北京的现代化服务。
与大都相比，明代的北京，出现了大量胡同，围绕干道整齐排列。为了日照关系和抵御隆冬时节凛冽的北风，胡同大多采取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的胡同只占次要位置。相对于南北干道，胡同大多是垂直的；相对于东西干道，胡同则大多是平行的。今天被专家认可的大都胡同遗存，主要集中在东四、西四一带，都是东西走向的胡同。嘉靖三十九年(1560)，一个叫张爵的人把北京的道路名称搜集起来，以《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书名出版。根据张爵的统计，在他的时代，北京共有1170条街巷，其中有45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40％，几乎是大都胡同的十六倍。从此，胡同成规模、成建制地走进北京百姓的生活。胡同，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
明代的胡同，不少保存下来。在名称上，有的至今没有变化，比如，王府井大街附近的金鱼胡同；有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金鱼胡同北侧的干鱼胡同，今天谐音为甘雨胡同；有的变化则莫名其妙，比如，干鱼胡同附近的椿树胡同，后来改做柏树胡同，不知道是什么道理，难道这里的椿树，后来基因变异，长成柏树了吗?当然，也有的胡同消失了，这一带，有一条胡同叫长人道，现在完全没有可以寻觅的痕迹了。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进入北京，但是，在清人的打击下，很快退出北京。九月，年幼的顺治皇帝进入北京，十月宣布“定鼎燕京”。对于北京，清人采取了全盘继承的原则，北京的城市格局没有变化，只是街巷的数量增加了不少。据统计，清代末年，在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总计有2211条街巷，其中有1121条胡同，约占总数的50%。
1949年前后，北京城内的街巷达于高峰，其时约有3216条街巷，103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3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城区，总计有2352条街巷，其中有1204条胡同，约占总数的51％。街巷的数量减少了，但是胡同的数量却增加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北京市政府1965年整顿地名，把许多标志性的地名规范化，在词尾缀以胡同二字。
如同其他城市，在北京，对道路的称呼也是有原则的。元人熊梦祥在其所著的《析津志》中，曾经指出，“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认定大街与小街的根据是道路的幅宽。那么，火巷与胡同呢?可惜，没有记载。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光熙门一带进行钻探，发现那里的街巷的宽度约在9．24米，相当元人的六步。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就是胡同的宽度。是否这样，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无论怎样，胡同狭窄于街，则是毫无疑义的。这个原则被后世继承下来。比如，鲜鱼口地区的道路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巷、胡同、街、大街。其中，巷的宽度一般在3米以下，长度在200至300米左右，比如得丰东巷、得丰西巷。胡同的宽度在3至5米之间，长度在300至500米左右，比如晓顺胡同。街的宽度在6米以上，长度在500米左右，比如西兴隆街、打磨厂街。大街的宽度在20米以上，长度在1600米，比如前门大街。晓顺胡同为居民提供了安静的居住环境。西兴隆街、打磨厂街两侧多商店。前门大街既是北京的南北干道，又是北京重要的商业区。
这种根据城市功能设计街道的布局，是十分科学的。我们很难设想，一座城市所有的街道都是一个尺度，很难说，居住在城市干道两侧的居住环境是优美而适宜的，人类的居住要求安详、静谧，北京的胡同则提供了这样的居住环境。如果说，北京的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民居的代表，那么，胡同则是中国传统居住环境的代表，可惜，对此我们认识不够。我们更多的是从交通的角度考虑问题，胡同似乎只剩下出行一种功能了。这当然失之片面。胡同的本质是居住空间的组成部分，是四合院的延伸，是从公众场所到私密场所的过渡。人类的居住，按照古人的理想应该是“居之安”，胡同则提供了这样的理想形态。对此，我们的研究不够而流于表层，需要进一步探索。
近年，随着北京危改的提速，北京四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的胡同，消失了八百余条，从而引起专家的忧虑。因为，胡同是北京旧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同的大量消亡，严重地影响了北京的古都风貌，专家的忧虑不能说毫无道理。进行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同时保留古都风貌，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此，我提出微观地理学说，核心是注重新旧景观的谐调，把新与旧的景观统一起来。现在的问题是不统一，新旧对立，从而形成视觉障碍。专家的忧虑很大程度便在于此。因此，保护胡同，不应该只是消极的，而应该从积极的、微观地理学的角度进行保护、研究与构想。
至少，知道一些胡同的历史、胡同的要素、胡同的功能、胡同的文化，品味胡同、鉴赏胡同、享受胡同，从而给我们的生活添加一点历史与审美趣味，总是令人心情愉悦的事情。 “井田”辩：井田制不是“土地所有制”
陈鸿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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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书，老是碰到商周时国家推行“井田制”的问题，可是查先秦著作中，除《周礼》有个大致介绍外，往往只塞给你一个“井田”的概念，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个“井田制”，到底是不是一种古老的“土地所有制”或“土地分配制”？还是一种“大田耕作制”？或者只是一种“田野水土工程方案”？是一种“国土开发经营模式”？这是搞古典者应该弄清楚的基本知识之一。
（一）对《孟子》的话，认不得真
历代解释“井田制”者，都尊孟子之言为鼻祖，然后各自去衍绎。
《孟子·滕文公》篇中说：当年，孟轲立誓要“为天子师”。鲁国旁边有个小小的滕国，滕国有个臣子就来拜访他，对孟大师说：“我们国君想实行‘仁政’，想推行‘井田制’，想请问孟大师：这‘井田’是怎么回事儿？如何着手去办？”孟大师一听，张口便给出了一个说法，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这一来，他就把“一夫百亩，九夫为井，一井九百亩，中央百亩为公田，四面八百亩为私田”的意思引入了“井田”的概念。他还给这个“井田制”添上了颇有人情味的设想：“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说得煞有介事。于是就有史学权威据此而把“井田制”解释为“奴隶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了，此论也就被今人广泛接受了。
可是，人们也不想想：古往今来，公田、私田何时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成“1：8”的比例呢？又何时作过这种“井字格”的配置呢？而且，在耕地位置上，“公田”有可能、有必要总是“居中”吗？何况，孟子生活的当时及其以前，“家国”是一体的；“国”是王之“国”，“家”为卿大夫贵族之“家”。这“家”是很庞大的，动辄上百上千的人口，怎么会只占1份“公田”而会让奴隶、农奴或自耕农、自由民去占有8份“私田”呢？那只是孟大师一时应付场面而虚拟出来的“仁政”说教而已！他自己也分明知道这番“高见”在小小的滕国也是行不通的，故特意打招呼：“我这里只是讲讲大原则；至于具体怎么做，斟酌润色，粉饰包装，全由你们君臣自己负责了！”到底是位“大师”，他只给“原则”，才不考虑可行性论证呢。
说穿了，他这是误导，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误导，要真照他的“公田：私田==1：8”的公式去做，岂不成了一次彻底的“土地革命”了？它不合乎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周礼》等文献对“井田”的反复申述与一再介绍，它架空了也败坏了“井田制”所固有的真实内容和历史声誉。
《周礼·地官·小司徒》载：“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这分明是说“井田”乃“经土地”的一个方案，以夫/井为基数，去摊大饼。待井田开垦完成后，让其“任地事”，承载人户、庄稼、林木、川路等等，也作为征收田亩税的依据。这段话，与土地的公有还是私有并无干联。
说来挺怪诞的：后世凡崇儒的历史家、思想家们，总是引述孟轲的话，沿着孟的思路去讲“井田”的“公”与“私”，牵强附会地设想出一个个“复井田”的主张来，然后又为其“行不通”而慨叹，总是说“井田”过时了（比如历代“史志”中的“食货志”几乎都有这种哀叹的调子）；而历代身在农田一线活动的农学家、水利专家们，则全都说自己是在依“井田”办事（比如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可是，当他们一说“井田可复”而且实地去做时，却反而被冬烘儒生、拘拙大僚们讥为“迂腐之论”，真是学界奇观！
（二）《周礼》讲：“匠人营国”需依井田
依《周礼》所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一夫之地合今30市亩）。”这是说，周代工程人员在兴建城池时，长宽各三里（全城大致方十里），每边开三座城门；城内通道横九条、纵九条（形成“井”字格）；经线路面有九轨宽。城内的主体建筑祖庙、社坛、朝廷、市场等，均以“夫/井”为基准，做统一规划。——这就提供了一个规范的“方十里”之城的营建方案。
周初分封诸侯时，这套“匠人营国”的经验便推广到了全国，成为分封之诸侯“开疆建国”的一项基本制度，这就形成了“井田制”。史载：周初为有效控制灭商之后获得的大片领土，便大封诸侯。受封的诸侯就到封地去“开疆建国”。那时节，“国”和“城”是一个意思，国中即城中，建国即建城。而最初的“建城”也就是筑上城垣，把居住区四面围合起来，再“对开城门”以供出入就行了。城，是最基本的安全防范设施。城内住户起初也就是诸侯及其随迁人户了。城外有邑、有郊（廓）、有野（鄙）。邑是城的“卫星”，通常用于安排追随诸侯而来的士大夫之“家”。郊廓则多安置着本地的原居民，实行“辕田制”，定期更换田地与居室。鄙野则指田野、旷野、山野，提供可耕地、草场（牧场）与林木，提供水源和狩猎物。都城与郊野的配置，一律以“井田”为基本核算单位：“市朝一夫”，“一夫百亩”。
起初诸侯国都不大，国土面积以“方十里”、“方百里”计，即截长补短，大致纵横各有三里地上下，就算是一个“方十里”之邦国了；如果纵横各十里地的话，便是“方百里”之邦了（也就如后世一个小小县镇那么大）。一个邦国到底能有多大，就看该集团的“开疆”能力了。开“疆”越大，拥有的“井田”面积越宽，就越强。故古文字中“疆”和“强”是通用的；而“疆”是由“田”累积而成的。
当年，周武王把他的第一功臣姜太公分封于辽远的山东半岛去，号为“齐侯”。太公便从渭水之滨出发，以八十高龄，“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见《诗谱·齐风谱》）到这儿一看，满目荒草芦苇，无边的斥卤，他只能勘出一片台地，“辟草莱而居焉”，可以想见其荒芜与简陋！他立刻着手“大修道术（道：街道；术：坊巷），尊贤知，赏有功”，大张旗鼓地经营起这一片台地来，取其名为“营丘”（丘，台地，高地。后世定名为淄博，在淄水博川之间）。姜太公变斥卤之地为鱼盐之乡，同时进行国土开发与民智开发，使齐国发展成东方强国。（参见《国语·齐语》）
古人建城，事先必有规划，即依周礼规定的“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要求作出总体设计来。那时，“夫/井”是一切水土工程的“标准计量单位”：凡城池面积、街道面积、祖庙社坛面积、市场朝廷面积，皆以“一夫”为基准。诸侯们只要照着《周礼》的既定模式办理，则其创业之初的如何“治野”、如何“为城邑”、如何“作丘赋”，如何开沟渠、筑道路等等问题，都依此既定方案去做，而且所建的城邑、都鄙与郊野是配套的，能做到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平衡。这是一种计长远、可持续的建国开疆方案。姜太公便是这么着手“营丘”（动词）的。
那时，最简陋的小国之都，周边围以土垣，中心建一个高出一般民居的“亭”，辟出一间房子当“祖庙”，供奉上先祖的木主牌位；再筑一座土台，把受封时天子赐予的那包土置于坛心，四周栽上当地主要树种，成为该国的“社坛”，这就完成了一个“封国”的草创大业了。（以后有条件时再逐步“正规化”、“奢豪”化）都城周边的广大地区，则统称为鄙为野，形成此疆彼界，也统一按“井田”去规划、计量。当然，事实上国界不可能那么整齐划一，必需按山川地势的走向为定，故邻国之间又可能犬牙交错，于是跨界争斗便不可避免。
另外，我们从《墨子》《管子》《齐法十三章》《吕氏春秋》等书中还看到：凡勘查城建的地址时，要一并考虑该地区的城区面积（人口承载量）与周边的耕地面积、森林面积、水源状态等，要求各项条件皆相称，互相间要保证起码的比例；若缺乏水源、能源、衣食之源，城池就没有活力了，将不可持续。看来古人是综合考虑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总体平衡的。这很重要。
续
（三）《周礼》讲：“凡治野”需依井田商周时期，人们每开垦一片土地，都要开沟洫、挖渠道、通大川，使川路成网，南北其亩，有计划地进行垦植；即开垦出所谓“一夫百亩，九夫共井”的“井田”来。这个“井”字，既指其纵横交织的沟渠道路的网格之状，也指“凿井于中”以便自流灌溉的田间水井。周人的先祖在开发渭水流域时，就是这么开垦“井田”、建设家园的。
照《周礼·遂人》的说法：“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是说：凡规划农田建设时，要将农田水利网“沟、洫、浍”与田野交通网“径、道、路”的建设统筹安排，路面和渠面等宽，开渠所掘土方即用于筑路，一举两得。
那么，这路面和渠面的宽、深/高怎么决定呢？《周礼·考工记》中讲到：要开沟凿渠，就要有规划。这规划的原则是：“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这是说：田野的大小水渠（沟、洫、浍）都要与本地区（井、成、同）的总面积配套开挖，最终要“专达于川”，做到四面八方，水路通达。
在《司马法》中，也有类似的话：“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城。”这就又把步、亩、夫、屋、井、通（同）、城的递进关系讲清楚了。
当然，古人是懂得的：“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途焉。凡沟逆地阞，谓之不行；水属不理顺，谓之不行……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见《考工记·匠人为沟洫》）可见这里讲的“井田制”只是提供关于基建工程布局的一种规范性的思路，提供一个工程计量的“标准模块”，要求保证水渠·道路·城池的基础面积成正态配置，至于是否“方整化”，则要由地貌地势来决定。各地山川原隰的地形地势地貌是不一样的，不强求整齐划一地建成“井字格”，需要根据实际地形地貌作出变通。但方整化的总原则、通水、通路的总要求则是不变的，被永久地执行着。汉代的长安城与洛阳城，元明清的北京城也仍然是方整化的（尽管城中的河海湖潭淀甸那么曲折弯环，高低错落，也并未将其一律“裁直”、“铲平”）。至若郊区旷野的田土川渠，凡人工开挖垦植者，尤其是国家屯垦区，大多方正有序。
如此看来，“井田制”决不仅仅是为了“田”，它首先是“国土开发制”，是一种“水土工程规划”，它既不是单纯的“田制”，不是单纯的土地耕作经营制，尤其不能理解为“土地所有制”。
当初，“井田制”的推行，结束了炎黄至夏商以来百姓“迁徙无常处”的历史，发挥了稳定社会、稳定基层的作用。从此以后，安土重迁便成了中国先民的生活理念。后来社会发展了，商鞅搞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一切可耕地都要开发出来，井字格的田野规划（不是指征税制度）便被突破了，而“阡陌”则开通着。至于“方块田”，则无论高原、平原还是湿地，只要开垦，就都仍然保留着。历代任何地方的成片垦植，也都离不开方整有序、通水通路的基本要求。
（四）“井田”原则适用于一切大面积垦植活动
在地广人稀、草莱满目的西周时期，无论关中平原还是中原大地，建一个“方十里”、“方百里”的诸侯邦国，要落实“井田”式的开疆•建城·垦植·修渠•筑路·造田的方案，是可以办到的。后人往往觉得那么做太机械、太理想化，进而怀疑其可行性，那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周初的生态大势、地貌大势、政治大势的缘故。
我国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古代居民点总是安置在“丘”（台地）上，故上古地名多带“丘”、“台”字，如犬丘、楚丘、商丘、尼丘、楚王台、平粮台、邢台之类；而低洼的湿地、沼泽地、苇子地更是四处密布。湿地不能住人，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也不适宜耕种；要种就得“化斥卤为膏壤”。怎么化？古人的办法是挖河、排涝、引水、洗盐碱。洗盐碱就是通过沟渠系统将含盐的积水排去。只要引水灌溉，三年左右就可脱盐。那么，排水就是关键。怎么排？往低处排，小河往大河里排，大河往黄河里排，黄河往大海里排。而“井田制”所提之关于水渠•道路•城池的基础面积必需成正态配置的要求，也就能贯彻下去了。
可以说，盐碱地的改造，依循的仍然是“井田制”的基本精神。姜子牙兴齐，秦人修郑国渠，西门豹治邺，都是“变斥卤为膏腴”，变盐碱地为沃壤。这就要引水“洗盐碱”。直至元明清时期，虞集、丘浚、郝敬、徐贞明、左光斗、魏呈润、危素、汪应蛟、董应举、徐光启等几代人反复在京东、京西、京南改造盐碱地、苇子地，试种水稻、甘薯、棉花，均获得成功。他们都希望由此扭转“南粮北运”的局面，却被顽固派一次次地阻遏了。他们自己也都说是在“恢复井田制”（即实施“井田”的要求：土地方整化，使渠网密布畅通，以利泻出斥卤，降低地下水水位，露出可耕地，并筑成台地来安置居民）。
至于非盐碱的荒地、抛荒地，无论开发成旱地还是水田，都得引水灌溉或凿井灌溉、自流灌溉，凡大田作业，绝离不开“沟洫纵横，水流通达”，就是说，仍然要依遁“井田”精神去办事。比如，汉代经营“河西四郡”，创设了一种屯田制度，全力推进“西域军屯”。西汉文帝时（公元前169年前后），以罪人、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以军队制式开始了陇西屯田（天水方向）、金城屯田（兰州方向）、张掖屯田（张掖方向）、三边屯田（酒泉方向）等，虽说初时规模有限，却为“河西走廊”的经营开了先声。当时所垦绿地，全都沟洫纵横，方整有序。
后来汉武帝又向西推进，进行渠犁屯田（库尔勒方向）、轮台屯田（轮台方向）、车师屯田（奇台方向）、伊循屯田（楼兰方向）、莎车屯田（莎车方向）、乌孙屯田（在今境外）等。其对天山山南地带的开发，倾注的力量尤为巨大。至此，西域的“布点分片开发”已粗具规模，这是国家对西部疆土最有价值的投入。
东汉继承了这个制度，又有所发展。东汉时的柳中屯田（吐鲁番方向）、伊吾屯田（哈密方向）、宜禾都尉（安西、敦煌方向）屯田、护羌屯田（西宁东北方向）、龙耆屯田（西宁西方向）、湟中屯田（西宁南方向）、焉耆等西域三十四部屯田（天山南麓之焉耆方向）等等，都是对今甘肃、青海、新疆的有效开发，且全都是在荒漠上由驻军开发出来的美好绿州。这些田全是方整化的，也全是沟渠道路配套的，是“井田模式”的应用。
其实，今天的“屯垦”，又何尝不是“井田方案”的继续呢！（2011.07.25）
陈鸿彝:一句话，“井田制”决不仅仅是为了“田”，也不是单纯为了追求井字格。 井田闪烁着历史的辉煌。
我还是划我的道道好了
原帖由 传统文化人 于 2012-7-8 22:13 发表 http://www.pkucn.com/images/common/back.gif
井田闪烁着历史的辉煌。
我不过是期待井田汉字沾点历史的荣光罢了。:cry:
找了上面这几篇文章，专家毕竟是专家，术语太多、行话太多，看得我头晕眼花云里雾里。
呵呵，我还是划我的道道好了。
新的发现总是不期而遇：
[ 本帖最后由 yywzw05 于 2012-7-9 10:5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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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yywzw05 于 2012-7-9 10:47 编辑 ]
最新评论
读罢，既惊叹于作者的创意和坚持，又实在觉得费解、感到可怕。 (追康_rick003 ,06月24日 )作者发明的“完全没有斜笔的全新字体”虽然实在是不适合作正文字体，但作为美术字体还是很酷的。是否应该让字库企业将这种字体推广？ (追 ,06月24日 )
http://www.yywzw.com/show.aspx?id=187&cid=78
换签名
简约型汉字，无比优越——井田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字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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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签名好，酷:cool: